习近平谈坚定理想信念,讲到这个故事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 1920年9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再版
上海市档案馆350多万卷馆藏档案中,红色经典档案是其一大特色,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被称为《共产党宣言》“姐妹本”的8月红色初版和9月蓝色“再版”重印本,如今已极为罕见,而上海市档案馆同时藏有这两种珍本,堪称独家。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陈望道翻译的。1919年底,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陈望道,在浙江杭州接到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邀他翻译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立即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开始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那时,他的家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又是寒冬连早春,天气非常冷,加之翻译所需的参考资料匮乏,使他付出的精力要比平时译书多花费数倍的功夫。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和辛苦忙碌,他依据《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并参照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的英文版,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坚定理想信念时,讲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故事。陈望道在翻译这本书时,他的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蘸粽子吃,后来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了。”当他妈妈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上满是墨汁。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要他去上海的电报后,即携带译稿赴沪。不料上海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造成该刊停办,使得在该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陈望道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措出版经费上遇到了困难。这时,恰好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中共建党问题时,提及此事,维经斯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为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取名“又新”的小型印刷所,承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终于问世了,这是一本用比小32开还稍小的白报纸印刷的小册子,平装,封面除书名外,还自右至左横排印有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除写明著者及翻译者外,还竖排印有几行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全书无扉页、序言和目录,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页边字,页脚注汉字小写页码。全书以意译为主,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因此书中随处可见英文原文。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标题旁,除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全书错字、漏字有25处,如第一页中“法国急进党”误为“法国急近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被译为“马格斯、安格尔斯”。书初版1000册,全部送人。当年9月再印1000册,封面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成了蓝色,书中正文只字未动。这虽然只是一次重印,但封三的版权页上却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
上海不仅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积极的准备,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谈到这本经典著作。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还流向了国外,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他后来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上海市档案馆350多万卷馆藏档案中,红色经典档案是其一大特色,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被称为《共产党宣言》“姐妹本”的8月红色初版和9月蓝色“再版”重印本,如今已极为罕见,而上海市档案馆同时藏有这两种珍本,堪称独家。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陈望道翻译的。1919年底,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陈望道,在浙江杭州接到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邀他翻译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立即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开始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那时,他的家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又是寒冬连早春,天气非常冷,加之翻译所需的参考资料匮乏,使他付出的精力要比平时译书多花费数倍的功夫。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和辛苦忙碌,他依据《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并参照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的英文版,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坚定理想信念时,讲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故事。陈望道在翻译这本书时,他的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蘸粽子吃,后来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了。”当他妈妈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上满是墨汁。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要他去上海的电报后,即携带译稿赴沪。不料上海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造成该刊停办,使得在该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陈望道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措出版经费上遇到了困难。这时,恰好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中共建党问题时,提及此事,维经斯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为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取名“又新”的小型印刷所,承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终于问世了,这是一本用比小32开还稍小的白报纸印刷的小册子,平装,封面除书名外,还自右至左横排印有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除写明著者及翻译者外,还竖排印有几行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全书无扉页、序言和目录,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页边字,页脚注汉字小写页码。全书以意译为主,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因此书中随处可见英文原文。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标题旁,除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全书错字、漏字有25处,如第一页中“法国急进党”误为“法国急近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被译为“马格斯、安格尔斯”。书初版1000册,全部送人。当年9月再印1000册,封面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成了蓝色,书中正文只字未动。这虽然只是一次重印,但封三的版权页上却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
上海不仅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积极的准备,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谈到这本经典著作。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还流向了国外,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他后来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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