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之七大奇迹

——谈谈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功绩”

唐律疏议

 

       目录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自己虐死的壮丁，比被日军打死的士兵还多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全面抗战已经开打，国府却还继续给日军支付庚子赔款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五：一部分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六：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七：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注：约10年前本人初次完成此文，当时题目为“国民党抗战之五大奇迹”。后因不断得到更多资料，证据逐渐增多，并且还增加了两则新的“奇迹”。目前这个版本是最新版的。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总共为43.56万人。其中1937年起至1945年8月14日的死亡人数是38.52万人。(详见[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表8)。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甚至还包括了1945年8月投降之后死在中国的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绝对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这仅仅是冈村宁次“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时的数字，而且也只包括了“地方军”的投敌人数。故总数当大于之。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这里说投敌数字共为50万，但只说到1943年，没有包括1944年和1945年的。所以投敌总人数，可能比这更多一些。换句话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在50万。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至少有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除此之外，另有台湾方面的记录。

“孙(殿英)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第619-620页《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这一文章列该论文集第13篇)

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难怪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自己虐死的壮丁，比被日军打死的士兵还多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为了给国府一点面子，蒋梦麟这1400万我们就姑且假定是不小心多写了个零吧。但国民党自己编写的官方抗战史已经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总不至于抹黑自己吧?所以可以认定，抗战期间国民党虐死的壮丁至少有186万。

而根据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所报数字，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受伤1769299人，死亡1328501人，失踪422479人，被俘捕130126人，合计3650405人。(孟国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页)。而且这死亡的132万多人并不全都是日军打死的。

(所以这里顺便说一句，那些动辄提“国军牺牲三百万”的人实在是令人无语。人家死亡的明明是一百多万，你为什么那么想把剩下的两百万咒死?)

可见，日军打死的国民党官兵最多不超过133万!而国民党自己虐死的壮丁，至少186万!国军虐死的自己士兵，比日军打死的还多!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全面抗战已经开打，国府却还继续给日军支付庚子赔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开始。同月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日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8月27日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7页)

一边在庐山发表声明要全国军民起来抗战，一边却给侵略者送钱“以全债信”。天底下的“运输大队长”，还有比这更尽职尽责的吗?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五：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六：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

“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阖，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的最后两段，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国民党由于它的普遍腐败和有如脱僵之马的通货膨胀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现出与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无能，谷物屯积和投机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间的饥荒，据估计有200万农民死于饥饿。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时，没有遇到农民的抵抗。相反，农民在某些场合却攻击国民党军队，缴他们的械，甚至把他们杀死。”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651,652页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七：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这样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比如日军在中条山会战后发现“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135页)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如1942年华北日军进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事后检讨作战缺陷时这样说：“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2章第5节)

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来，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本年(1943)夏季以来，中共的活动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剧显著变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四章第五节)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这就是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中共。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延伸阅读一：

逐条反驳对敌后抗战的诬蔑

唐律疏议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末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304页

本贴目的就在于反驳这些诬蔑，还原历史真相。为了公正，尽量不使用共产党官方资料。本文所有引用资料，全部给出最详细的出处。若有人怀疑本文断章取义，可尽管去查证原文。

目录：

污蔑言论之一：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

污蔑言论之二：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污蔑言论之三：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

污蔑言论之四：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五：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

污蔑言论之六：敌后游击战只是小打小闹，共军连一次性干掉1000日军的战斗都没有，可见其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七：共军的游击战对日军根本没什么影响

污蔑言论之八：共军除了一个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大仗，而且唯一的这个百团大战还被批判暴露实力，可见共军只懂得保存实力，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九：共军不打敌军，专打友军，破坏抗战

污蔑言论之十：共产党自称抗日“中流砥柱”，其实看看你们消灭了多少日军?和国民党能比吗?国民党抗日功劳显然比你大!

污蔑言论之十一：毛在建国后曾经在外交场合说感谢日本侵华，可见共产党抗日时是多么卖国!

污蔑言论之十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要让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爱国，可见中共在抗战期间何其通敌卖国!

污蔑言论之一：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

“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

(评：共军不是“游而不击”吗?“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是怎么回事?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出现”。怎么解释这种“经常”的游而不击?)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5页：1942年作者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武器全被夺走，等到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

67页：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去东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评：八路军不是“游而不击”吗?那日本兵怕什么?怎么会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日本人统统神经过敏?)

污蔑言论之二：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扩张，20%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用于抗日。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评：嗯嗯……“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哦，然后说“此项指控是捏造。”唯一能让污蔑者感到欣慰的是“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只可惜如果只算“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的话，我们恐怕也可以说国民党10分投敌0分抗日。这当然是某些家伙绝对不会接受的了。)

““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扩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台]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版，332,333页

污蔑言论之三：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

“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

——[台]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14章

(评：军队扩大400万，看来他们也“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嘛，共产党只不过向他们学习而已嘛……共军是随着控制的人口增多地盘扩大军队也扩大，而国民党军……哼哼，哈哈……)

1939年，美国陆军全军约19万人。1941年为146万。1945年为826万。

——[美]韦格利：《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631页

(评：是不是越“消极”仗打得越好啊?一定是吧?)

日本陆军1936年只有24万人，到1945年投降的时候有547万人

——〔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表5和表8。

(评：看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也很消极哦，哈哈)

解放战争开始时共军127万人，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人数到达400万。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评：看来解放军打国民党也是很消极的。同时国民党军队数量则是减少的。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自然说明国军打共军比共军打国军要积极。所以积极的国军被消极的共军打败了……你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污蔑言论之四：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美国人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枪来。……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转移，运走所有的食物和个人的财物’”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

(评：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中共的“国际友人”写的，那么请看下面。)

“强而避之”，

“不若则能避之”，

“锐卒勿攻”，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孙子兵法》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4页

(评：看清楚了，共产党军队不是见到敌人就避战，是见到敌人太强大才避战。古老的中国兵圣教育大家得这么打仗，可共军这样做就被说成消极作战了。啥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230页

(评：看清了这篇文章的时间了吗?看清文中“红军”二字了吗?从内战到抗战，共军的游击战术是一脉相承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毛选中共官方史料，是靠不住的，那么请看国民党战史的描述吧。)

“(匪军)战法运用灵活，采游击战法，不与国军主力决战。伺机击灭国军之较小部队，状况不利时则迅速脱离战场，故能到处流窜，牵制国军。”

——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第二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71年6月25日，17页

“(匪军)能利用复杂之地形，适时逃窜，以保持不被国军所围歼。孔匪在湘鄂赣边境，盘踞甚久，故对当地之地形熟悉。当国军进剿时，有利则战，不利则转移他窜，或者化整为零，俟国军去后再图回复，故能始终保持未被国军全部歼灭。其战略指导，就匪军当时之状况而言，甚为适当。”

——同上书，125页

(评：以上是国民党对红军时期“围剿”战的总结。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冈村宁次回忆录》)，“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何其相似?八路军避实击虚的流动战术，早在红军时期就成了以弱胜强的法宝。就连国民党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打法“甚为适当”。同样的战术，为何放到红军时期就是共军太狡猾，放到对付日本人时就是消极作战了?)

污蔑言论之五：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

“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更是难得一见。”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8页。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里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70、171页。

作者看见一个日本人到过的村庄毁坏不是很严重“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后，民兵发现有30多个地雷在村的周围爆炸了。日本人担心进到村子里面太危险，只好离开，仅仅烧了一两间村边的房子”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讲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60页

“八路军不会踏上地雷，这得归功于住在茅屋里的村民向导。”

——同上书，156页

(评：有人大概会说这又是中共的“国际友人”说的，不可信，那么就看看中共的敌人是什么评价吧。)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页，109师团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要尽力发现其地道”

——同上书，下册441页

(评：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三光”不是吹的，“坚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道战”“地雷战”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对保护老百姓免遭日军祸害想尽了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也是有效的，决非那些诬蔑说的那样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放任老百姓给人杀。至于损失，当然有，但是与正面战场相比真的多很多吗?1942年冀中51大扫荡算是残酷至极了，杀死抓走5万群众。可是正面战场南京失守后，一杀就有30万人受害，是51大扫荡的6倍!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万老百姓，相当于20个51大扫荡!几年后河南因为炸堤的后遗症发生大旱灾和蝗灾，饿死老百姓数百上千万!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简直忽略不计。)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束语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9页

(评：共军战士，就连当了俘虏之后都严格遵守纪律。再看看国民党是怎么“爱民”的吧。)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介石：《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12月9日，星期四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同上书1937年12月9日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评：现在居然有人说共军不如国军爱护百姓，呵呵……)

污蔑言论之六：敌后游击战只是小打小闹，共军连一次性干掉1000日军的战斗都没有，可见其消极抗日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介石)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在这一最高战略下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这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1966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

(评：“积小胜成大胜”可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啊!天地良心，共军可是严格按蒋总裁这个指导方针去作战的啊……)

污蔑言论之七：共军的游击战对日军根本没什么影响

“为了防备八路军破坏通讯线路和交通线，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时就要与相邻的分队互通电话，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畅通。”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下面小标题“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评：不是没什么影响吗?藤原彰他们吃饱了撑的?)

以下内容选自《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216页，有如下原话：“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标题是《1940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223页，1940年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226页《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

227页，要领“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

236页，《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这是我们在计划中明确的意图”

253页《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第四章第二节“进行讨伐行动时，重点指向共产军、匪”

362页：“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至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364页：“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一、关于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

以下内容来自下册

“1942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摘自《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二章第二节

“1943年3月24日，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3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其原文已失，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其概要如下:

方针：方面军应贯彻野战军的特性，将作战警备的重点指向共军。”——同上书，下册第四章第一节

“方面军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同上书，下册第四章第二节

(评：不是没什么影响吗?从1940年起，年年反复强调剿共第一，剿共是重点，何苦啊?《华北治安战》中有记录的对共军的大规模作战，仅1940年到1943年就至少有27次。具体列表附文后。可以看到期间日军动用过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乃至航空兵!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啊?共军明明没什么影响，日军还真是精力过剩无处发泄啊～)

保定附近，数百农民每周2次夜间破坏铁路，一个晚上可拆走10截铁道，砍掉28根电线杆，迫使日本人全部换成新的。几个月内由于破坏铁路能造成日军列车出轨事故几十起。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06、107页

缴获一个击毙日军的日记，日记上反复记录新四军破坏桥梁和日军天天修桥的事。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239页。

(评：换新的电线杆换个毛啊?修桥修个毛啊?伟大光荣正确的污蔑者们早就说了，游击战根本不会有影响的。日本人你咋就不信呢?)

污蔑言论之八：共军除了一个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大仗，而且唯一的这个百团大战还被批判暴露实力，可见共军只懂得保存实力，消极抗日!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兵法》

(评：孙子竟然说“能而示之不能”?他竟然反对暴露实力!真是消极作战的家伙!)

百团大战历时接近4个月(从8月到12月)，歼日伪军4万。

1944年全年八路军共计歼日伪军约17.5万人。1945年的春季攻势，历时4个月，歼日伪军5.7万，夏季攻势则两个月内歼日伪军6.8万。

——数据来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评：当然啦，这些是中共的官方数字。我们当然是不能相信的，不然就会被说成是被“洗脑”了。不过数字可以不信，比例却不能不信。因为这批人应该没有理由特地为了宣传44、45年的攻势而贬低百团大战吧?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会发现有趣的结果：百团大战历时接近4个月(从8月到12月)歼敌4万，平均一个月歼敌1万人。而1944年全年八路军歼敌17.5万，是百团大战的4倍以上!平均每个月歼敌1.5万人，比百团大战多一半!1945年的春季攻势，历时4个月(与百团大战相同)，歼敌5.7万(百团大战是4万)，夏季攻势则两个月内歼敌6.8万，更是百团大战所望尘莫及!天啊!这样说来岂非抗战最后两年共军打的仗比百团大战还要大?!可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污蔑者们说了啊，共军除了百团大战以外没打过大仗啊?!)

污蔑言论之九：共军不打敌军，专打友军，破坏抗战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评：谁的“友军”?)

(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军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

——《华北治安战》上册462页

(评：这话信息量颇大啊……日军进攻共军的时候，居然敢命令国军——是国!军!啊，不是伪军——去阻截共军，“协助我军作战”。国军和日军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啊……)

“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

(评：……我能否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做潜在的伪军?)

“1月下旬，120师正规部队的连长率兵前来投降，这是少有的现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们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三章第七节“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1941年1月—3月)”

“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们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四章第四节“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评：对比一下，国共两军抗战意志的差别一目了然。所谓共军“不打敌军”，应该已经不需要解释了。阿部规秀之类的人肯定不是自己吃饭噎死的。至于打友军么，从以上资料来看，恐怕不是打得太多，而是打得太少了。如果早点把那几十万投敌的家伙收拾掉，中国恐怕也少出那么多汉奸，也省得现在很多人总是质疑中国人的国民性了。)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行中条山会战，回忆当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产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耽耽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35页

(评：从这个例子来看，连日本人都发现，自己后方与其留着共产党，不如留着国民党。所以不妨仔细想想，共产党打了国民党，这对抗战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利，恐怕还真不好说……)

污蔑言论之十：共产党自称抗日“中流砥柱”，其实看看你们消灭了多少日军?和国民党能比吗?国民党抗日功劳显然比你大!

“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渴郑副长官。”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记，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

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记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一九四一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

——李敖：《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下小标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评论精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国民党投敌将领对冈村宁次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评：每逢提到抗日的贡献就有几个人兴师动众地把一长串名单发上来，说你看国民党杀掉的日本将领是好几十个!共产党才几个?问题是国民党杀掉的日军将领50多个(还算上了生前非将级，死后才追封将军的)，投敌的却有67个(还不包括校级，按击毙日酋算法死后可以追封将军的);打死(不包括打伤)的日军40多万，你给他们补充的没伤没病完好无损的伪军却有50万。更不用说给伪军发的军饷;更不用说勾结日军不打国军专打共军的伪军;更不用说还未投敌却给日军当“友军”去剿共的劣迹;更不用说，还有下面这雷煞世人的现实：日本侵占东北6年了，813淞沪抗战已经开打了，而国民政府居然还在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

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

1937年8月27日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钧署八月卅电饬暂缓拨付，未即照拨。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

——同上书，197页

(评：国民党抗战这“贡献”总额是正是负?还真不好说啊……)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评：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牺牲上千人，损失数百架飞机飞越驼峰送给中国的大量物资来不及转移，竟然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救了数不清的日本兵的命。何其讽刺?何其悲哀?就在全球都在追杀日本人，唯恐杀之不尽的时候，只有国民党军队用几百吨去壳的军用大米让“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用大量奎宁“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用大批的机枪给日军“做为主要装备”，用数不清的中国人民血汗钱换来的物资来给日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全世界都在剿杀日本人的时候，就国民党知道疼人啊。果然中日亲善，国民党对侵华日军的深情厚意，光照汗青，万古长存!谁说国民党抗战没有贡献?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这些伟大“贡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永远纪念下去，何曾有一刻敢忘?

没算这都快成负数的“功劳”已经给国民党面子了，还不识抬举?有些人大概脑子不好使，动不动就气势汹汹地问：消灭的这些日伪军中，到底有多少日军?好像伪军就不算数似的。凭什么伪军不算数啊?难道伪军不是敌人吗?中国人当汉奸，比鬼子更可恶，打了他们你还心疼了是咋的?想想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粉丝，伪军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前国民党军，所以看到这些汉奸挨打他们心疼也是正常的。)

污蔑言论之十一：毛在建国后曾经在外交场合说感谢日本侵华，可见共产党抗日时是多么卖国!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

“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

——《同斯诺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

“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

“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

(评：毛说感谢日本，这是句思维正常的人都看得出来的幽默反语。反毛的人反得连基本智商都不要了，楞说这是真心话，还把它当成毛与日本人有一腿的证据。我想上面这些资料说服力已经够了，就不多解释了。具备人类思维的人应该都能看得懂。)

污蔑言论之十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要让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爱国，可见中共在抗战期间何其通敌卖国!

“敌人攻入固然要节节抵抗，希望寸土不失，他企图退出，又要设法阻拦不能令之自去。蒋介石所谓‘磁铁战术’，并非虚枉。”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167页

“东京方面，因为鉴于战费宠大，国际地位上陷于被动，于是筹谋自动撤兵，以保全实力。种村佐孝为大本营战争指导班长，其所著《大本营机密日志》内称撤兵预定于1941年由中国内地开始，但仍保持长江三角洲、华北、内蒙之各一部。如果其计划成功，对中国亦仍不利。于是蒋发动1939年至1940年之交的冬季攻势，又称“‘磁铁战术”，使其无法自去。”

——[美]黄仁宇：《从珍珠港事变说起》，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167页

(评：蒋介石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日本人退出一部分中国领土是不好的，必须留住他，让他继续占领，那样做才有利，才是爱国。毛太祖只不过表达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蒋委员长的意思而已，咋就成了那么大的罪呢?)

“(林彪在四平战败后对大家说)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这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

——李伟民等著《雄师铁马——解放战争纪实》，中共产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103页

(评：造化弄人啊，说日本人多占地方才爱国的，却在日本人后方整出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盘。觉得丢给国民党的地盘太少的，却在三年后夺取了整个大陆。)

延伸阅读二：

蒋介石消极抗战卖国求荣的铁证

一、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