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留给我们治党治国的宝贵财富

齐德学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副总理，长期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党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为我们治党治国留下了大量宝贵财富，我仅谈以下几点。

一、关于治党

陈云在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就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治理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第一，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比较早地注意到党的干部队伍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的状况，对培养选拔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给予高度关注，并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长治久安，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提议重新建立中央书记处，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干部走上第一线。从1979年3月到中共十二大召开的1982年9月，陈云多次提出要大批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他指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最有利的办法。陈云对提拔中青年干部提出了标准和原则。一是年龄标准，“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二是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没有才工作做不好，影响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了才还必须有德来统率。德管立场和方向，如果德不好，一旦出问题，就是方向性的、全面性的。“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也要培养像胡乔木那样既能写，又有德的能写文章的人。“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派性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还提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是我们干部政策上的大政方针。三是五湖四海的原则，提拔干部，要有大视野、大胸襟，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等等。这些得到了邓小平等党内老同志的大力支持。

据此，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班子。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从组织上实现了中共最高领导机构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中央委员中年龄最小的38岁。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写入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

第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领导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制度，是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准则。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集中制一点一点遭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文革”中，民主集中制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鉴于以往的教训，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与邓小平一样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守。“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是好事，可以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宁可争论，而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但是，又必须有集中，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一个都不能少。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陈云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突出地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第三，必须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次年1月初，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请示中纪委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答复：“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1980年11月，在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党风没有根本好转的状况，严肃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陈云的著名论断，立即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赞同，并将这一论断写进了这次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将陈云的意见和邓小平有关讲话作为搞好党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1981年又将陈云这一论断写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陈云多次强调，抓党风好转，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不可掉以轻心。1986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报送的一份材料上批语指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中央将陈云的指示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贯彻执行。

二、关于治国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公认的经济专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即从经济方面治理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其中：

第一，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清醒地认清中国的国情，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是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基本前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也是陈云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农业国，但基本的农产品却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还需从国外购买，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经济建设只能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即：“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省下钱来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开始后，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问题的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

在这个前提下，陈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就明确提出“建设的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思想，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明确提出了综合平衡的思想，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的思想，指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经济建设必须摆在老百姓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才能稳固。国家只有那么多钱，必须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等等。这些为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二，中国的建设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陈云领导财经工作，总是着眼全局解决局部问题，着眼长远解决眼前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陈云就要求做财经工作的人员“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财经干部要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陈云要求要有战略眼光十分的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着想。1981年3月29日，陈云在一封信中讲到国家计委的工作时指出：“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水利资源、治理污染、人口计划等等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对这些问题的重视，陈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预见较早，提的较高的人。

关于控制人口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云就赞同并支持马寅初关于搞计划经济应该把控制人口列入计划之内的意见。1957年8月20日，在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就指出：“中国人口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要号召共产党员不生第三个孩子。”“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后才能见效”。陈云建议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但由于马寅初受到不公正的点名批判，直到5年后的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才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政策予以确认。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人口已达9亿多，“人口爆炸”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同年6月1日，陈云与上海市负责人谈宝钢建设时，谈到人口问题，他说：“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他想了5条措施，其中之一是，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他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6月14和15日，陈云两次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指出：“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不久，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虽然中国于2015年10月起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计划生育仍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关于水资源问题。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十分重视水资源问题，他指出：“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据估算，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还缺水，有些地方就经常干旱。从总的看，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以后我们要重视蓄水，许多地方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在华北、西北有些地方，要多打水井，保证在发生旱灾时水量基本上够用。”“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提出，治理河流，必须干流和支流一起治理，发电和防洪相互配合，进行整个流域的规划。1960年到1978年，他又多次指出，北方水不够，需从南方借水，南水北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1990年6月，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陈云，将水利专家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送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阅，并在批语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国家“八五”计划终于将水资源问题提到重要的战略高度。经数十年研究论证，至200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正式批准《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同时首批工程开工。

关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陈云在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时，就开始注意环境、资源问题。1975年7月，陈云在江苏高邮视察石油钻井时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改革开放开始后，从1979年至1988年，陈云更是有预见性地多次提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问题。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1988年8月为环境保护工作题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陈云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均得到当时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也采取一些措施治理环境。但当时环境破坏和污染远不似后来的严重程度，这更表明陈云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和预见性，更表明防治污染，治理环境的重要性。

总之，陈云关于治国，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十分丰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关于治党治国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陈云关于治党治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著名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自己对这十五个字有明确详细的解释，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就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陈云概括这十五个字说：“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十五个字，是陈云反复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陈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治党治国身体力行的基本方法，是陈云的一贯作风和品格。

这十五个字的核心是“只唯实”，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陈云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交换、比较、反复”是做到“只唯实”的具体方法。陈云说：“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真正做到“只唯实”，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陈云治党治国尤其注重调查研究，他指出：“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他多次指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毛泽东曾赞扬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意见。”陈云所说的“交换”，就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法。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只要可能，陈云总是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同时，都亲自到当地看一看，直接接触和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再经过比较和反复，作出决策。正是因为如此，陈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极少犯错误。

陈云治党治国思想是一座十分丰富的宝库，不但在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今天和今后，贯彻落实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实现“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方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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