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着美国战略东移，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都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深入学习和研究陈云对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不仅对于全面认识他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有着重要意义，还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有着重要意义。

一、“东北问题的实质是美苏关系问题”

从目前已公布的材料来看，陈云对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早至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晚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间跨度近70余年，其内容则涵盖国际政治、对外经济、中美国情比较以及美国在粮食、工业等问题上的成功经验等诸多领域。具体说来：

早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陈云就已经开始关注美国问题。这期间，由他所撰写的《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一文，从中国同欧美国家相比较的角度，提出：“欧美工人已取得相当地位，而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力，深受几重压迫”。其后，在1930年担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期间，针对上海美资花旗烟草公司锡包车间女工因反对降低工资而罢工一事，他又坚决主张要利用美国资本家因此事开除200余名中国工人的蛮横做法，积极发动斗争，扩大该厂的党支部建设。再往后，在延安期间，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层成员之一，他又参与处理过筹备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群众大会、听取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等涉美外交的重大问题，等等。不难看出，在陈云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他较早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美国问题，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两国所存在的客观差距，并且十分熟悉党在对美外交上的政策沿袭。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云对美国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深入思考。其原因，就在于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共两党围绕东北地区所展开的激烈争夺及由此所牵连出的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其时，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要成员，在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艰辛过程中，围绕上述问题，陈云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角度对国共两党及美苏两国等四方力量的复杂博弈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这其中，他尤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及美苏、美蒋关系的实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分析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东北问题的实质是美苏关系；如果苏联不与国民党政府订立条约，美国势力一定会完全进入东北。他认为，蒋介石为了赶苏联走，所以叫美国出面干涉，以使东北问题国际化。在美国的积极支援下，国民党军队除了业已“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之外，还“准备向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前进”；苏联则一方面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却要求共产党退出大城市及交还已接收的政权，并且“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陈云从美苏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对此分析指出：“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因惟其如此，才可以“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东北”。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战略判断。即：在美苏激烈博弈之下，我们党“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国共之间还要打仗”。

第二，东北的斗争十分尖锐，是停停打打的长期战争局面，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采取两面手法，准备尽一切办法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陈云认为，东北地区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其中，一则由于日寇统治东北十四年，“一般群众对国民党存有相当的幻想，认为他们是正统，牌子正”；二则由于国民党“有美国援助，力量大”；三则由于东北地区的群众尚没有发动起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同时由于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思想上混乱，打人民战争还谈不到。据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即：“我也需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不能寄希望于国际条件的变化。”并且强调：“我军必胜，但敌人仍得到美国援助，尚有力量，不能有速胜观点。”“我应不放松有利条件，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

第三，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陈云认为，蒋介石露骨地给了美国诸如内河航行，天津、青岛驻兵等许多利益，导致他的威信大大降低，以及国民党区民心厌战，反对美国；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统治危机已经日益加深，美国的援助也不能从根本挽救其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心向背。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坚持内战的结果，高树勋、潘朔端将军的继起者一定会出现”。据此，他对东北地区的前途十分乐观。在1947年8月辽东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时机到了，我们要有打大仗的精神准备，要敢于胜利。”

可见，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如何争取东北地区的早日解放。围绕这一点，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及美苏两国进行战略争夺的实质都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对美国问题的认识。

二、“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1949年7月，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其时，随着新生人民政权的诞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奉行经济封锁、政治遏制和军事包围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经济封锁。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在该方针指导下，陈云在深入研究美国经济封锁形势下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基础上，就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具体说来：

第一，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经济封锁，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中国完全封锁死，中国同他们之间的贸易也不会完全停止。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但是，195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却下令，凡出口至中国和香港、澳门的货物许可证一律作废，已启运的货物一律停泊于美国岛屿接受检查，否则一律予以没收。日本紧随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宣布禁止向中国和港澳输出货物。面对这一局面，基于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了解，陈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死，南北我们都有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是有矛盾的，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量与外国做生意。”在他的指导下，自1950年7月起，中财委和贸易部便开始大力抢购物资，至年底共抢购到各类物资共计2亿美元；同年12月，美国政府对华的禁令下达仅十天后，中财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即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进口购买证及出口许可证”、“即令贸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等七项紧急应对之策。这一做法，既尽可能挽回或者减轻了新中国的经济损失，又充分利用了美欧各国之间的固有矛盾，有利地缓解了其时西方各国对华的严重经济封锁。

第二，各有关机构应随时掌握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防止美元外汇被美国冻结或因其他因素造成我方损失。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如何确保中国的美元外汇不受经济封锁和朝鲜战争的影响而蒙受损失，始终是陈云所反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朝鲜战争刚一爆发，陈云就同薄一波签署了关于金融物价情况的通报，明确提出：“对目前所存外汇，为防止被美国冻结与减少因美元贬值的损失，须迅速运用，并注意用之得当。”1950年年底，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冻结美国在华的有关资产。他说：“美国在中国的财产约有美金一亿三千万元至两亿元。进行管制的步骤是，先要求美国在中国各地的公司、企业及银行等向我们作报告，再由中财委根据情况制定出一套具体管制办法。”他还特别强调：“美国在我国的公私存款是要冻结的”，“但如果其中确有为了维持其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允许他们动用，不过要规定一个可动用的最高数额。”一年多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又进一步提出各有关机构应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解冻我方被美国冻结的外汇。由他签署的中财委《关于处理被冻结美汇的决定》就此明确规定：“1950年12月被美国冻结的我方美汇，虽暂时不能运用，但不能认为已经损失而不注意解冻复活的工作。各有关机构应随时掌握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解冻复活，以减少我方损失。”历史证明，陈云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既体现了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及美元外汇的深刻洞察，又尽可能避免了中国外汇的损失。

第三，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困难将越来越多，危险也将越来越大。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例如，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要把我国的外贸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以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要坚持易货制度，加强缉私工作；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暂停开新购买证，以保证资金安全；等等。据此，他还强调：“面对美帝的封锁，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村活了，城市也就活了。”他还以粮食、棉花问题为例对此进行了阐发，强调为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需要切实加强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他指出：

【“美帝国主义说，没有他们的粮食，我们便不能生存。现在，我们把东北、西南等地的余量运出来，解决了大城市解放后的吃粮问题。”】

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艰辛实践中，陈云对美国问题观察与思考的主要立足点在于如何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及确保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围绕着这一立足点，陈云对美国的各类问题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问题、美元问题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认识。

三、”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

【“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此背景下，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云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及金融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具体说来：

第一，“美国承认中国也可以，不承认中国也可以，不承认不一定是坏事。”在对美关系上，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他认为美国是否承认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多打扫房子”、“把他们在中国的基础打扫干净”。就此，在1957年6月接见苏联消费合作社访华代表团时他曾作出集中阐释。他说：

【“在国际上，美国还没有承认我们，英国是又承认又不承认。我们的态度是他们承认也可以，不承认也可以，不承认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可以多打扫房子，等把他们在中国的基础打扫干净，他们再来就找不到了，悔之晚矣。”】

第二，中美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只能走适合自己的农业发展之路。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出现的严重粮食问题，陈云着重研究了中美两国的国情差异及美国成功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通过研究，他认为：美国在一战后的几年中粮食便增长了60%，其主要原因就是靠大力推广良种和发展化肥。降雨量和气温对农业至关重要，美国大部分地方常年降雨量在500至700毫米，全国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非常适宜农业，且美国的化肥工业十分发达。而中国的国情则与此大相径庭，中国不仅地少人多，且化肥工业十分落后，因此中国只能走适合自己的农业发展之路。就此，他明确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中国“解决肥料的方针必须是土洋结合，有机与无机结合”。“粮食是大头，大头紧，各头紧；大头宽，各头宽。”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缓解其时全国粮食工作的紧张局面，陈云又提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立脚点虽在自给，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进口粮食。他认为，“换粮食进来，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为此，在1961年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曾大胆向毛泽东请示了购买美国粮食一事。毛泽东表示可以。此后，按照他的这一主张，我国积极开展了国际粮食贸易。实践证明。此举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稳定了全国的粮食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第三，“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西方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势头很快。在此背景下，在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陈云又适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的重要主张。他指出：“过去对外贸易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反过来了，这个趋势是定了。”在这其中，他对有关美国的各种信息尤为重视。这主要包括：（1）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特别是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研究；（2）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3）美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以及美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4）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5）美国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6）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等等。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陈云逐步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例如，他认为：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美元虽软，但其在较长时期内却仍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元券相比是错误的；等等。为此，他提出建议：“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再如，他还认为：各国经济实力的排列次序是：美、德、法。美国回旋余地最大，原因是：掌握美元发行权，有工业生产潜力，是主要粮食出口国，可以扩充军备，利用跨国公司；美国与各资本主义大国有矛盾，但不会让其中哪一国垮；美苏有勾结也有斗争，但斗争是主要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目前主要倾向是革命；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国际市场价格在工资提高后，只会增，不会减；对美国的贸易还是要利用香港，同时要利用加拿大、墨西哥同美国的边境贸易；资本主义国家经不起再来一次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等等。据此，他强调：

【“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

“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可见，在1956年后的近20多年时间里，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碰到的各种艰难险阻，陈云从借鉴美国经验、深刻观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其深层次矛盾等角度，对美国问题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外经济工作产生了重要指导意义，还推动全党深化了对于美国问题的思考。

四、“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成功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过程中，他也始终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就有关美国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观点。主要有：

第一，明确表示“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基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他不仅提出“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还明确表示“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他说：“‘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1961年庐山会议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就此，他还强调：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第二，既要“看到外国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实际”。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既要“看到外国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实际”。就此，他反复强调：中国不仅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不同，也同南朝鲜、台湾不同，它们是美国刻意扶持的，“有美国的照顾”。他说：“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他还引以为戒地提出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他说：“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第三，要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新时期以后，面对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严峻局面，陈云反复呼吁要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并认为这是各项工作中的当务之急。在这个问题，他十分注意研究并且参考、借鉴美国政府的成功做法。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但是书记处成员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就此，美国一名新闻记者评论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因为离七十岁，离八十岁，时间很少了。陈云十分重视美国新闻界的这一评价。其后，他又在一份内刊上了解到，美国卡特政府中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中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也只有40岁。美国方面的这些成功先例，使陈云深为触动。1981年7月2日，在各省、区、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就此十分感慨地说：“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他强调要大胆提拔四十岁以下的干部。他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下的人。”

第四，要把搞外汇当作“一个大题目”，并且手头一定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陈云，始终对外汇问题高度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他鲜明地提出：“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他还以石油开采为例强调指出：“其他资源，像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此外，针对党内对外汇储备认识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我认为，我们有100亿、150亿、200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他还强调，要紧紧抓住外汇控制和组织好出口货源两个方面，以此来确保外汇储备的稳定，“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

第五，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他认为，过去中国向苏联学习、同苏联打交道多是历史形成的；现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多起来了。对此，“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1987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他集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而且，苏联那时对我们的援助也是真心实意的。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多起来了，从1957年开始举办了广交会。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

可见，进入新时期以后，基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陈云主要从国内的经济形势、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不同挑战、干部年轻化，以及如何看待美元外汇及美苏关系等角度，深入阐发了他对于美国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对时至今日的当代中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五、结语

本文通过简要梳理，粗略勾勒出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三个历史时期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据此，本文有如下结语：

第一，陈云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始终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纵观陈云一生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虽然其观察对象都是美国，但其出发点却都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解放战争时期，他虽然始终密切关注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其出发点却始终都是如何尽可能地扬长避短、迅速发展壮大我党的基本力量；20世纪70年代初，他虽然反复强调“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但其出发点却始终都是如何尽快打开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格局，尽快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开展；改革开放初期，他虽然反复提及美国政府的要员年纪普遍很轻，但其出发点却始终都是如何尽快推动干部年轻化。立足于中国国情对美国问题进行观察与思考是陈云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陈云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始终与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实践紧密相连。在革命时期，陈云所关注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美苏进行战略争夺对于国共两党的深刻影响；在建设时期，陈云所关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经济封锁以及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之策；在改革时期，陈云所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不同挑战。换言之，陈云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始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

第三，陈云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始终与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紧密相连。不论是借鉴美国在解决粮食问题、化肥问题上的成功经验，还是在推动对外经济工作特别是推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合作方面；不论是在深刻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的长期走向，还是在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他国、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方面，陈云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其立足点和落脚点都是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浓缩着陈云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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