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陈云长期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在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陈云提出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我们应该有人向过去戴“瓜皮帽”、“踱方步”的旧商人学习——专门考虑“战略问题”。改革开放后，陈云告诉相关人士他治理物价问题的秘诀——“我是算账派”。研究陈云是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的，对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北财经办事处旧址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在财政方面主要靠国民党政府发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的封锁和外援断绝，边区财政出现空前困难。1943年，各敌后根据地顶住了日寇在“百团大战”后的疯狂反扑，通过军民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调整，到1943年边区财政达到基本自给，形成较好局势。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物价涨幅过大，币值大跌，群众意见此起彼伏。

在这种情形下，为加强对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1944年3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陈云同志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办事处主任仍由贺龙兼任，并主要负责军事方面。因此，财经工作还是主要由陈云主持。从此，陈云开始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以及主持一些日常工作。这次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是陈云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工作的开端。

他自认为“做生意我是一个外行”，并觉着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也都是外行。这时让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走上财经工作领导岗位，更多的是因为当时特殊的情况。可是，陈云对新的工作岗位充满信心，他要求自己就是要“外行变成内行”。

陈云刚接手财经工作不久，便迅速融入新的工作领域。刚刚上任的陈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为财经办事处的干部说话：

【“当家人要准备受气，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方针。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进步。错误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国家还没有经验”。】

陈云的这一番话，表示了在面对陕甘宁边区的困境，要大刀阔斧实干的决心。

他对陕甘宁边区地理、市场作了实地调查，查阅大量相关图书资料并通过不同角度深入了解边区情况，弄清楚边区经济运行的复杂逻辑。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代工业，经济十分落后。

1944年3月27日到4月8日，陈云“听取贺龙关于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总结报告，与任弼时关于《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报告”。3月31日，他同曹菊如、黄亚光谈边区金融工作，曹菊如是当时西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黄亚光是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二位都是财经方面的专家。除在会议上和找专家探讨财经问题，陈云还收阅了陕甘宁边区上报的《一九四四年春季金融工作的检讨》《四月份金融情况》，并研读了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抓紧时间学习财经知识，希望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全面了解。

由于边区经济规模与国统区相比处于弱势，要在经济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就对整个财经部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很高要求。以往边区对外贸易管理上掌握得不是太好，吃亏上当的事不少，连年入超，工作显得很被动。

所以，陈云除了完善自己的财经知识和能力，还继续加强对财经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并强调干部要精通业务——学怎样做生意，号召政工人员“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愈土愈好，洋店员的开发票，请客这一套都不要。”如何做共产党的商人，一切问题首先应从着眼实事求是的思路开始，按照边区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做买卖、办事情，由搞政治的“外行”变为搞财经的“内行”。

1944年三四月间，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会议上，陈云将酝酿成熟的如何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的思路和方法以讲话的形式发表出来。

陈云从全局上给大家理顺了管理财经的机构层次，以及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在政治工作方面，西北局由地委常委管，撤销财经分委，指导员由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由军队政治部主任兼，原来的局长做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层次，便于管理。在经济工作方面，贸易分公司的主任与分区政治部主任为同一个人，都由军队政治部主任兼任。分区政治部下面设贸易科，专门做金融、贸易工作，由三四个人作为干事在其中工作。陈云对干事的工作有个直观的定义：叫做干事，什么事都干，不分工。这样一揽子好些，做一个时期再看，需要分工的时候再分工，一般的不分工好些。

其次，陈云分别强调工作的重点和政治工作的任务。重点放在贸易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运输公司这四个方面，除这四个主要方面，还有银行、税务局、工厂生产部门都是财经部门、都要管。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保证完成党所交给的在财政、金融、贸易、运输商规定的任务，除了这些任务以外，它再没有什么单独的任务。”但完成党所交给的这四项总任务的同时，还要教育干部和团结干部。

再次，除常规的政治教育、贸易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一般政策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业务教育，也就是学习怎样具体做生意，这是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的重中之重。陈云强调：“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成为业务人员。分公司、支公司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是做生意的人员，不要束起手来说，我是政治工作人员，你们是做生意的。这样，政治工作人员就变成了‘二流子’。”陈云批评机关里的一些知识分子：

【“对于业务不在乎，天天讲国际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罗斯福当选。这样还了得！”】

陈云认为，财经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他举过一个活生生的反例子，决不能“病人快死了，他还不管，说：‘我要开政治座谈会’”。

陈云的这些要求，主要是针对政治部以下直接接触经济的部门，一个能干的指导员，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做生意也一定要精通业务。做贸易工作的干部也“不能大手大脚，不在乎，要反对大少爷态度”。比如说做盐业的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盐怎样卖，什么东西怎样搞法都不晓得，那政治工作就无从做起，业务人员发生了毛病也不知道”。陈云反复强调下面的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精通业务，不然就和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军事是一样的，讲的话就是空话。

那么精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精通业务？陈云一言以蔽之，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同时也会做生意。共产党的商人与普通的商人的区别就在于，带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具体说来，可以从共产党和商人这两个方面来看。

在共产党这一点上，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

首先是认清经济工作，并重视经济工作。陈云在1942年的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就指出过党的干部中有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的错误心理倾向。他说：

【“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陈云转抓经济工作，是为了加强边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力量，也是为了扭转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轻视经济工作的风气。

其次是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为了黄金万两、招财进宝、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人民。这就要求我们懂得全面的党的政策，一方面精通对内对外的贸易，如何在边区做生意才能既掌控大局又赚钱，另一方面还要团结内部，不简单地反对投机操纵的商人，对国民党做经济上的斗争。

在商人这一点上，需要弄清楚四个问题：

一是要弄通做生意的过程，核心是摸清市场规律。陈云指出：

【“怎么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

市场规律中，又要掌握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出入的过程，货从什么地方出，向什么地方去，由什么人消费。这个出入的过程需要摸清楚，烂熟于心，也就是在做生意前，周密预测商情。陈云指出：

【“预先了解情况，和打仗了解对方的强点、弱点是一样的。能预先了解商情就能采取主动。”】

这其中“商业信息要快”，敏锐抓住信息，就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

1958年，陈云研究市场问题时，指出要向资本家学习做生意，他们十分懂得市场的瞬息变化。

【“市场上头天有人排队买东西，第二天，就出现租凳子和卖水的。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就不会去这样做。”】

他还指出了我们不懂商情，跟内行相反的行为：

【“顾客问什么东西有没有？回答说没有。再问什么时候有，回答是不知道”。】

两种行为形成强烈的对比，让财经人员一下子明白自己的不足。

掌握信息的同时还需要考虑趋势问题，此类商品的物价会涨还是会跌。做生意脑子要灵活，买东西要迎合当地人的口味。陈云在讲话中举了一个轻松的例子，

【“比如盐需要出多少斤，销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口子销多少，那个口子销多少。如果销到海边去，那不是碰到鬼了吗？”】

陈云十分重视掌握商情、搜集经济情报。他曾到枣园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和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并出版编印《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和《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两本书各印刷300册，供财经工作人员学习、开阔眼界。

第二个关键是懂得批发的生意。这是外国的叫法，在中国叫坐庄。洋人做的就是进出口的批发生意，通过打电报订货，然后一批货就送上门来了。过去延安有十大家坐庄，他们只做批发不做门市生意。这种生意不做存货，库房里只放一些算账的工具，有电报订货后，再加工、制作、送货。陈云十分支持这种形式的生意，提出要向外国学习，兴起这套做生意的办法。

第三个关键是销路层次。我们做财经的主要阵地在农村，而农村与城市大不相同，封锁的与不封锁的农村也不相同。城市比较简单，农村则较为分散。经过陈云的分析，一个商品从外国到中国的农村，要经过十余道层次：国外的东西、洋行、批发庄、商店、边区商人、载行、门市部、背包生意人，最后由背包生意人分散到农村去。陈云指出：“这中间到底经过多少层次，每一层次都要摸熟，不摸熟这些层次你就无法做生意”，现在的特殊情况是，坐庄的少了，“都是经过毛驴子驮到过载栈，经过过载栈再卖出去，过载栈的作用加大了”。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里边的学问可大了。陈云指出：

【“知道里边有多少层，哪一层利润比较大，哪一层利润比较小。假使我们不学到同商人一样，会做过载行的生意，会批发，会做门市生意，会赶毛驴子，也会背着背包到乡村去卖，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都能设身处地地去打交道，那就不能做好生意。”】

这一系列层次搞清楚后，还要搞懂中心环节，不同环节中如何议价，等等。陈云强调：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不能忘了共产党的立场。

二是要懂得商品的行市。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商品，懂得行情”，简单说就是要识货，遇到不懂的就“要向懂的同志学一学，要专门研究”。陈云对因为缺乏商业知识和经验而收购了一些不合质量的坏布、假葡萄糖、坏电池等行为提出了批评，“花三千块钱买的电池没有电，这样的外行就不能做生意。”要求要引以为戒。

陈云原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店员的时候积累了不少商品经验。他对铅笔、信封、信纸、钢笔比较在行。陈云说，“铅笔什么牌子好”，“一直派克钢笔是什么价钱，真假如何，这一点我很内行”。陈云强调：“我们要识货，这是很重要的。”陈云举例说明，商品公司请了许多老的猪经理，他们往猪的身上摸一下，就知道猪有多重，估计的结果大体不差。

三是要会和商人拉拢关系。陈云强调“这一条很重要”，无论做的生意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大生意抑或是小生意。“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拢关系。”陈云讲过外国人做生意很善于使用这个方式，比如，本来没有生意市场，宁愿拢一批货便宜卖，甚至亏本，取得了市场以后，再赚钱。“总有一两回蚀本，目的是为了以后把它赚回来。”所以，做生意就是看的越远越好。

四是要会打算盘算账。一个商店的老板看似不做事情，但是脑子里精明得很，账上任何一个差池他都可以查得出来问题出在哪里。陈云说：

【“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不好做。所以，行政学院要专门有一批人学打算盘，要能写能算。”】

1978年11月1日，陈云在杭州玉泉公园茶室打算盘。

最后陈云指出共产党能做好商人的心理前提，“要承认做生意是外行”，“努力学，现在不会将来是可以会的”。我们不承认，想要学会就增加很多心理上的困难。为了培养经济人才，陈云从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后，多次组织短期业务训练班，让同志们学习业务、热爱业务，兢兢业业把财经工作做好。

陈云还注重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共产党人不能完全学会所有的业务知识，所以要注意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他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并一有时间就向他们请教。如延安自然科学院陈康白、留德化学家李咸一、延安军工厂厂长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经济学家丁冬放等。陈云还发起归队运动，号召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习过工业的同志回到工业部门来，以发展边区工业生产技术。

此后的实践证明，陈云成为了内行的“共产党的商人”，带领大家做了一件件的大事。1944年秋冬，收购棉花打了个大胜仗。1945年春，陈云又指挥贸易部门洽定花纱布购价，解决最大宗出口物资食盐的价格、运输和走私问题。由于注重掌握商情，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按市场商品流通规律办事，“1944年出超19亿元边币，1945年继续出超”。到抗战胜利时，边区市场繁荣，出入口基本平衡，物价相对稳定，财政状况不仅给边区留有足够一年用的家底，而且还支持了带全国性的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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