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实味研究中的相关争议性问题评析

张海燕 梅世昌 杨海文

王实味(1906—1947)，延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著《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批判性杂文和发表一些过激言论而遭批斗，最终被当作“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处决。王实味案后来被证明是一大冤案。王实味事件因涉及毛泽东、延安整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毛泽东与王实味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一些共识，但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王实味“托派”帽子是否由毛泽东扣上、王实味作品暴露延安“阴暗面”是否在于动机不纯而为毛泽东所批判、王实味与丁玲在整风运动中的不同结局是否在于他们两人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不同、王实味之死是否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等问题上。辨析这些问题是深化相关历史研究的需要，而且可为解决当今的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重大命题提供历史借鉴。

一、王实味“托派”帽子是否由毛泽东扣上

王实味是因定性为“托派”而遭批斗并最终被处决的，因而王实味“托派”帽子由谁扣上就成为王实味事件中的关键性问题。有研究者根据“丁玲回述1942年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所说的‘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1]这一材料而判定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由毛泽东提出[2]56；与之相对，另有研究者则认为：“1942年4月初，毛泽东不可能说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3]，否认王实味“托派”帽子最早是由毛泽东扣上的。辨析这一问题就是要探究王实味“托派”帽子的真实来源，明确最早把王实味与“托派”联系在一起的是不是毛泽东。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谈不上对王实味有多少了解。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王实味问题说过几次话，但讲的都是王实味的思想毛病，并没有把王实味与“托派”联系在一起。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针对《野百合花》等文章对王实味等人作了不点名批评：“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4]409

4月初，毛泽东在看过《矢与的》壁报上发表的王实味的文章①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这也是有的放矢嘛！”[5]373可见，毛泽东最初只是觉得王实味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并没有把问题看作敌我矛盾。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还让胡乔木转达他对王实味的意见，胡乔木以书信等方式作了转述：“《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6]257，主要是劝王实味守住党员立场。5月28日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到最近一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情况时，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4]427毛泽东此时仍称王实味为“同志”，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落后的不一定都是反革命。而毛泽东对王实味态度的明确转变，特别是以敌我矛盾看待相关问题，则发生在5月底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座谈会之后。

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试点单位，在整风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自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起，就发生了极端民主化的偏向，这当中王实味的鼓动产生过一定影响。对于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出现的偏向，中宣部总结经验，于4月3日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将整风检查引向正轨。中央研究院深入学习22个整风文件，召开座谈会讨论反省整风初期出现的问题。随着深入学习和讨论《反对自由主义》与《论平均主义》文件，《野百合花》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为此召开几次座谈会讨论王实味问题，王实味一下成了整风检查的焦点人物。参会人员最初在认定王实味的错误到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产生了分歧，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李维汉)倾向于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从6月1日起座谈会由清算极端民主化偏向转向对王实味的批斗，当中“李又常、潘芳、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出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7]188，这是在延安第一次公开提出王实味与“托派”有来往，纠偏座谈会也变为揭批王实味的“托派”思想与行为。王实味不但拒绝承认错误，反而要求退党，但遭到了院党委的拒绝。随着“揭发”的增多，特别是陈伯达等人的揭发，对王实味的斗争又升了级，从批判其“托派”思想到追查其组织活动。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发言，对于王实味，她说：“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6]201接着罗迈做总结性发言，其中一点就是强调“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只要他愿意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院党委还愿意去挽救他。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座谈会结束后，对王实味的斗争批判仍在不断扩大、升级。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丁玲、周扬等为主席团，会议上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愤恨，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大会由丁玲作总结，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文抗”理事会即召开会议，开除王实味会籍。王实味在遭受批斗时，国民党中统局看到《解放日报》上刊发的《野百合花》如获至宝，他们加以修饰，印刷成小册子大为宣传，“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8]75，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6月19日，毛泽东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为托派”[5]387，并提出在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因而可以推定，毛泽东很难在1942年4月初说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的回述只能是记忆有误罢了②。一是丁玲所述未见参会的其他人有过类似的表述③。二是毛泽东本人对王实味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942年4月初毛泽东对王实味的认识还说不上全面，只能说已开始关注王实味发表的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王实味的文章表达的意思反映了当时延安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一度引起很强烈的共鸣。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广泛的王实味，毛泽东此时还不可能从反革命的角度加以认识。如果4月初毛泽东已认定王实味为“托派”，5月底怎么还会公开称王实味为“同志”呢？另据萧军爱人王德芬回忆：6月初萧军受人所托问毛泽东王实味到底怎么回事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并劝萧军最好别管王实味的事[9]84。三是在王实味“托派”问题上对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的陈伯达和康生此时也没有证据认定王实味就是“托派”。尽管在1941年陈伯达就对王实味“托派”问题有所警觉，但只是怀疑，其公开批王实味“托派”思想及行为已是1942年6月，在此之前他没有动机把没有把握的事向毛泽东报告。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负责人，康生关注王实味已久，但在1942年4月初康生也没有证据认定王实味就是“托派”分子，连情报部门都没有定论的事，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毛泽东怎么可能信口开河称“王实味是托派”呢？

王实味最终被扣上“托派”帽子，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鸣、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托派”王文元(王凡西)和陈清晨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等因素外，关键还在于王实味个人性格缺陷的主导作用和康生主观武断的决定作用。

首先，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起主导作用。王实味本性执拗，脾气古怪，语言很尖刻，敢于抵制世俗偏见，当时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他至死都不接受改造，完全体现了他性格上的缺陷。奔赴延安后，王实味从事的是枯燥乏味的翻译工作，生活中他没有什么嗜好，性格上的缺陷又使他与周围的人很少有来往，致使他对现实的不满积压成了一颗炸弹，掩藏在心中，这颗炸弹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王实味与鲁艺学员薄平在延安经历了短暂的婚姻，最终因为两人性格不合而结束，这短暂的婚姻不仅没有排除他心中的这颗炸弹，反而触发了这颗炸弹。薄平的离开，使得他不健全的性格变本加厉，强烈发泄他心中的不满，他使用自己的方式——写作，将心中的不满写成了一篇篇的文章，发表在《谷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的壁报上。王实味的文章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也使得他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关注的对象。毛泽东特意让胡乔木转达他的意见，希望王实味可以改正写作的立场。王实味不仅对毛泽东的意见不予理会，更是未察觉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他拒绝组织上对他的批评教育，仍对认定的“真理”无畏坚持，让组织和单位的同志对他大为失望。当中央研究院整风座谈会转变为对他的批斗会时，他竟在会上宣扬托派的观点，在谈托色变的年代，这个举动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

其次，康生的主观武断起决定作用。延安整风开始后，康生主持的社会部介入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康生对毛泽东所说的王实味这个“目标”也格外关注，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调查王实味的情况，搜集王实味发表文章情况、平常生活表现的材料。中央研究院召开座谈会最初是要纠正整风开始时的极端民主化偏向，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对王实味的批斗会。康生先找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言谈话，要他在座谈会上揭露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质不同。李言便将这个重任交给了与王实味有过笔战的康生老乡李宇超。李宇超拿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和《野百合花》开刀，提出“王实味的错误与一般同志的偏向根本不同，……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7]41。这使得座谈会升级为对王实味的政治批斗。在得知王实味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后，康生异常欣喜。因为康生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7]7对“托派”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的康生必然要在王实味身上下大气深挖下去。在众多的揭批者当中有两个人的揭发对王实味“托派”分子的认定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雪苇(刘雪苇)，他在批斗会上将平日里与王实味的争论做了披露，指出王实味有“托派”思想，例如：王实味认为“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该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7]188但雪苇不敢肯定王实味是否有“托派”组织行为。另一个是王实味原来的上级陈伯达，他曾使得王实味向组织交代自己曾与“托派”有过来往[7]192，此时陈伯达成为康生精心选择的一个在王实味“托派”问题上说话有分量的人。“首次公开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是时为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按照康生的口径在一次大会的发言中喷出来的”。[9]陈伯达先指责王实味隐藏自己与“托派”的交往，又抨击他“不只是限于保存托派思想的人，而且还是在进行托派活动的人”。[6]198陈伯达将对王实味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已经身处险境的王实味始终不肯反省，而且拒绝组织上对他的拯救，这也恰恰为康生对王实味的有“罪”推定创造了条件。

正是由于王实味与“托派”的交往、被揭发的“托派”言论、撰文偷运“托派”思想、暗中进行“托派”活动等等“罪行”，康生借此将“托派”这个帽子扣在了王实味头上，使得王实味由“同志”彻底变成了“敌人”。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认定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并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这是组织作出的正式政治结论。同月底，王实味被定性为：“托派”、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五人反党集团”成员。因此，王实味“托派”帽子不能说是毛泽东扣上的。

二、王实味作品暴露延安“阴暗面”是否在于动机不纯而为毛泽东所批判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描述延安的文化娱乐生活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不太和谐”；把个别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认为延安的供给制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现象说成是“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作了尖锐批评，延安文艺界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这也引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对其动机和思想政治立场是否具有两面性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有研究者为王实味做了辩护，甚至认为“王实味在行文中一再表露过良好动机和愿望”。[10]那么王实味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延安的实际情况？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何谓延安的“歌啭玉堂春”？1940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以专业研究、演出京剧为宗旨的平剧团，下设研究、教练、演出、指导四科。平剧团对中国传统的《玉堂春》《宝莲灯》《群英会》《空城计》等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并在延安的各机关单位和学校演出，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玉堂春》经过王一达和石畅的重新编排，剔除旧戏中的色情因素，着重“突出了爱情描写”。[11]218改编后的《玉堂春》曾在中央研究院演出过，王实味便将延安有限的戏剧演出夸大为“歌啭玉堂春”，“实际上，延安是偶然才上演一些平剧，一两个月才上演一次新剧”[6]235。

何谓延安的“舞回金莲步”？抗战时期延安的生活每天都是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采访过延安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12]54 1937年底，《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延安作采访，她在采访休憩时教延安的中共领导跳交际舞。后来，交际舞在延安由中共领导层慢慢推广开来，在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在很简陋的俱乐部里，用留声机伴奏，二三十个人聚拢来的一种跳舞，而且大家都是穿了布军装、着了草鞋的一种跳舞(虽然有时也间或举行化装舞会)，这是延安革命生活中比较高级的娱乐活动。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就经常举办这样的舞会，但他却是非常抵触的。有一次，经常出面组织文娱活动的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王实味的窑洞前路过，恰巧在躺椅上晒太阳的王实味见到他，王突然跳起来，一把抓住他，指着下面的礼堂，咬牙叫道：“再跳！再跳就找颗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13]72可以说，王实味是带有情绪地将延安“草鞋舞”描述为“舞回金莲步”了。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在文章特定的语境中，是作者王实味将延安的现象与战士在前线的战斗形成对比，告诫人们不要忘记革命斗争的残酷现实。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犹歌舞”等。这样看来王实味批评战争环境下的娱乐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他和古代文人相同，都是知识分子抱有忧国忧民的心态，但问题在于“经了王实味一些渲染，好像延安的人整天都在纸醉金迷地过日子了”。

王实味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形容延安的供给，并声称自己不是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到底是怎样的呢？所谓延安的“衣分三色”，就是基层干部穿黑色土布、中级干部穿灰青色平布、高级干部穿深蓝色斜纹布。艾青当时在回应“衣分三色”时著文指出：“所谓‘衣分三色’，不过是蓝色斜纹布、灰青色平布和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6]234战时环境下，延安物资非常匮乏，“从边区外边只能买进少量的灰蓝色斜纹布，只够首长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穿的，其余人穿的都是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7]33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给领导干部和学者、专家穿，这就是所谓的“干部服”。1941年冬天，王实味所在的单位配发棉衣，他没有领到干部服，就在中央研究院大吵大闹。最后身为副院长的范文澜“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他，才平息了这场风波”。[14]183因为范文澜的身材比王实味的魁梧，棉衣穿着不合适，他就只要了帽子。不能否认，王实味因自身原因对延安的服装制度多少有点意见。

何谓“食分五等”？当时延安已建立起供给制，按干部级别，各给予不同的待遇，在吃饭方面有“小灶、中灶和大灶之分”[7]33。按照规定，供给的标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15]14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供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16]182。1941年和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干部、战士、学生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在物质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优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如王实味就批评延安存在着“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现象。事实上王实味所批的“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过两小碗菜(一荤一素)，一碗汤；最坏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和大锅菜”[6]234。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吃的，“还不如大后方机关里一个小公务员的来得讲究呢！”[6]234

至于王实味称“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6]132，这就更加有些夸张了。当时延安医院里的病人，他们的待遇和大后方医院里的有钱人没法比，但是在延安是免费治疗，病人可以“发面1斤或给钱或吃小灶”[17]171，比医院里的一般工作人员生活都要好。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还经常可以吃肉。“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吃了几天稀粥[6]234。王实味所说的“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极偶然的现象。

在革命圣地延安身为特别研究员，吃中灶，津贴比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穿着和党的领袖毛泽东一样服装的王实味写文批评延安现状的意图到底何在？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王实味企图用自己的方式告诫党，“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底弱点，但它还不够巩固”[6]136，要善于自我批评，“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6]129所以他表现出“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6]134但王实味写作却采用自己并不擅长的杂文的文体，杂文的特点就是取自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缺点作为讽刺的对象，取材也不必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甚至所用材料也并非事实上所有，因为杂文不求四平八稳。王实味正是采用杂文的文体，夸大事实讽刺延安存在的问题，偏离了延安的实际情况，因而遭到当时人的驳斥：“王实味在各种各样的掩蔽之下，想尽方法歪曲延安的现实。他把一些偶然的，片面的，零星的现象，无限止的扩大，提高到‘原则的高度’，再来进行咒诅、讽刺、冷嘲、谩骂、挑拨离间”[6]231—232。毛泽东最初在批评王实味时，除了讲他的立场、观点错误外，对其冷嘲暗箭的表现手法也多有批评。在毛泽东看来，作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凭动机不问效果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好心，要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作表现手法。

三、王实味与丁玲在整风运动中的不同结局是否在于他们两人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不同

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都因“揭露”了延安的现状而遭到批判，结果，王实味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丁玲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18]与之相对，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将她(丁玲——引者注)区别开来，当然，也与王实味与丁玲、艾青等在随之展开的整风中表现不同也有关联”[19]；“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丁玲和王实味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丁玲及时承认错误，接受政治改造，成为延安时期小资产阶级改造成功的作家；而王实味坚持己见，成了拒绝改造的典型代表。”[20]造成王实味和丁玲的迥异结局是否在于毛泽东基于私交的有选择性？这样看问题，就连丁玲本人也不认同，对于自己的人生遭际，丁玲也主要是从政治的高度而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待她与毛泽东的交往。因而，毛泽东在王实味和丁玲的迥异结局上的影响不可离开毛泽东政治家这一身份来考量。事实上，王实味和丁玲的迥异结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二人在延安工作性质的差异。1936年，丁玲是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的知名作家，她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的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丁玲并没有以此自傲，她积极投身到《红军长征记》的编辑工作中，并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筹备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并被推举为协会主任。毛泽东称赞：“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丁玲刚到延安时就执意要到前线去工作，她在炮火弥漫的硝烟中创作了讲述红军前线战斗的文章——《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文章传回延安，毛泽东看后激动不已，当即填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7年，丁玲回到延安，毛泽东签发委任状，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丁玲被任命为主任兼党委书记，没有演戏经验的丁玲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对她的工作提出很多建议。丁玲率领“西战团”奔赴前线，在晋西、晋北、晋东逗留了整整6个月，途经16个县、60多座村庄，辗转3000余里，周恩来赞许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21]151丁玲回到延安，她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整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而王实味在来到延安之前，他是一名普通的作家、翻译家和中学教师。到达延安后，他没有要求去前线工作，而是进入马列学院的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后来，马列学院改组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被安排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二人工作性质相比，王实味是一个翻译和文艺理论研究者，而丁玲不仅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还是一名政工干部，所以丁玲的政治觉悟明显强于王实味。

二是二人性格和处事的差异。《新民报》的主编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他这样评价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12]95；“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12]99；“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12]128丁玲的豪爽，使得她与身边的同志相处得很融洽，有难处的妇女同志也会找她倾诉。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贺龙因为《三八节有感》批评她，会后，她主动找上门听取贺龙的建议，两人更成了好朋友；毛泽东对她提出批评和建议时，她都是虚心地接受并检讨自己。王实味在延安是出了名的“延安四怪”之一，只要谁改动他的文稿，他都要找上门大吵一架，校对其书稿的陈伯达就遇到过。他性格孤僻，经常独来独往，周围的同事评价他，“性格很不可爱”，语言非常刻薄，除了博学而谦和的张闻天、一心自己做学问的范文澜和持重厚道的王学文，他与身边的同事几乎都吵过架。与丁玲相比，王实味很不受欢迎，这对他在批斗会上受到一致的批斗也是有影响的。

三是二人杂文批判对象的差异。王实味的杂文采用冷嘲热讽的手法，鼓吹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表现出很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批判延安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并未改变的现实情况并提出改进的对策。两相比较，王实味的杂文更触动了延安敏感的神经区，使得毛泽东多次从立场角度批判王实味；而对《三八节有感》的评判却不同，毛泽东说：“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1]因此，在《解放日报》上出现了大量从立场问题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而从立场问题批判丁玲的却少见。

四是二人对待组织上批评教育的差异。对于王实味的问题，毛泽东托人传话并写信给他，希望他认清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但王实味拒绝承认错误；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引起“民主”风波，院领导私下多次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执迷不悟，还大骂帮助他的同志；在批斗他的座谈会上，虽然承认错误，却自称是受“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7]191，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在敏感的“托派”问题上，他不但不醒悟悔改，居然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支持“托派”的观点，引起参会同志的强烈批判，最终被开除党籍。丁玲对于批评都是虚心接受并彻底反省自己，“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1]在批斗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丁玲主动做了《三八节有感》的批评。二人对待组织上批评教育的巨大反差，也导致二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

五是二人政治历史上清白性的差异。丁玲在到延安之前，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她对党的忠诚度受到怀疑，但经中央组织部调查，证实了她政治上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22]104—106。王实味则不同，在北大求学时，因为恋爱问题退党；在上海时与“托派”有过交往；到延安后，他没有及时交代自己曾与“托派”来往的历史，而是在与陈伯达争论民族形式问题时，因害怕才向组织汇报。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座谈会中公开宣扬“托派”观点。因而在《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而且“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始终表示对党仇恨，与其他党员犯了错误经过教育因而改悔完全不同”。[7]45对比二人政治历史上的清白性，“托派”问题成为王实味与丁玲迥异结局的关键所在。

王实味与丁玲迥异命运既有政治和社会因素，又有人格力量所为，将二人迥异结局归咎于毛泽东私交关系所造成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四、王实味之死是否由毛泽东一手造成

有研究者将王实味之死归咎到整风运动领导人毛泽东身上，并认为毛泽东是要借“王实味事件”打击知识分子。也有研究者对王实味之死作了客观分析，认为王实味之死不是毛泽东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康生。那么王实味之死，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探究毛泽东与王实味之死的关系，首先，应梳理毛泽东对王实味问题处理的真实态度。最初因王实味著文对延安现状的一些不实批评，毛泽东对王实味是不满的，但不满是因为对王实味没有站稳党员立场而失望，因而对王实味的批评也是善意的，在得知王实味拒绝承认错误后，还让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话，希望他能改正。王实味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后，中央研究院召开批斗王实味座谈会，毛泽东依旧不放弃他，仍表示“允许插言”。但康生的介入直接改变了王实味的命运，他编织“托派”和“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给王实味，并将王实味逮捕审查。在王实味被捕后，毛泽东曾明令：“一个也不要杀，就连王实味也不能杀。”而在得知王实味被杀后毛泽东多次表示不满。1948年初，毛泽东在行军中得知王实味被杀，当场大怒，要社会部“赔我一个王实味！”[23]201962年1月30日，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持不捕不杀……有个王实味，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24]112—113从这些谈话中可知，毛泽东对王实味自始至终都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也是毛泽东对解决王实味问题的明确态度。

其次，王实味之死要放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看待。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而后王实味在中央社会部看守关押4年之久，1947年3月，胡宗南所部进攻延安，王实味随社会部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1947年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对王实味在送押路上的表现，押送的负责人认为他“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不仅不认罪，还称自己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7]79送押王实味的工作人员在交接工作时，他们给晋绥公安总局两份材料，包括王实味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特别“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晋绥公安总局对王实味的“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由此可见晋绥公安总局对王实味问题看得很重。在这期间王实味曾多次要求给他一定的工作，要求改善居住环境，为此他写了一些表示悔过自新的书信和材料，过后又叫冤叫屈。晋绥公安局对反复无常的王实味的结论是，“实属无法改造”[25]。而后晋绥公安局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急于搬家，便请示中央社会部如何处理王实味，康生做了处决的“口头批准”。[26]313 1947年7月1日夜间，晋绥公安总局将王实味秘密处死，并向康生等人做了汇报。

最后，康生对王实味案件的定论存在主观武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王实味案件的甄别中，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审理程序进行，就得出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而且在接到晋绥公安局对王实味处置的请示时，康生等人并未向毛泽东请示，擅自批准处决王实味，事后也没有及时上报。1948年8月，接替康生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就王实味被处决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由此可见，王实味之死的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将王实味之死归咎到整风运动领导人毛泽东身上，实在有些牵强。

王实味事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个偏差，但借此来否定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禁不起历史检验的。至于如何认识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作了很好的回答：“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27]261这也是我们认识毛泽东与王实味研究中相关争议性问题应有的历史视野。

注释：

①从1942年3月23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

②丁玲在回述中把《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时间3月23日误记为3月26日。

③据徐庆全考证，参会的其他人特别是周扬、曹轶欧等都没有类似“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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