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文化扶贫”

冯裕强

苏区不仅重视文化教育，还重视文化娱乐活动，寓教于乐。图为1933年中央苏区“八一”文艺会演。

中央苏区气候环境恶劣，经济生产落后，群众文化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宣传，在这样的人文自然环境中开展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更好地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各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对落后的苏区进行了有效的“文化扶贫”。

为何重视苏区的“文化扶贫”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设立了教育部。但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革命进行的，因为革命才是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说：“为着革命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所有人都被发动起来

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群众力量加入革命斗争，特别强调铲除穷根，培养新生力量。在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如在《兴国调查》中，农村进行了军事化组织，包括由23-50岁男女组成赤卫队，男卫队的任务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女卫队则补充男卫队出勤后的空缺。一个赤卫大队配备一个少年先锋队，由16-23岁青少年编成，要求队员要识字，因为要看得懂通行证，任何人从甲村通过乙村都要凭通行证。一个少先队的地方同时还组建一个劳动童子团，由8-15岁的儿童组成。

在此我们看到，除去不能劳动的老人，从儿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动员了起来。儿童要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就必须识字，这从侧面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由于在苏区形成了有纵向梯度的预备队，红军的力量得到不断充实和增强，贫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

为了宣扬有效的扶贫工作方法，毛泽东把长冈乡作为各苏区的学习榜样。长冈乡组织了大量的群众团体。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除了乡一级，村也有。这意味着，整个长冈乡遍布各种“委员会”。各个委员会除了负责各自的工作外，其重要作用更在于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发动底层人民完成各项任务。一位老红军回忆道：“当时白天搞生产，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经常是扩大会议，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为大家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文化扶贫成效显著

当时苏区的教育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上至8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均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文化扶贫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通过调查指出，“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亦指出：“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另外，苏区报刊发行量的增加也是衡量群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指标。1934年苏区已有各类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0.3万份增至4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仅在江西苏区就达2.71万份等。

另一方面，从国民党的反面报道中亦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文化扶贫工作的成效。1930年3月，赣南有四个干部被敌人逮捕，在吉安法庭上审问很久，四个工农同志言词流利，驳得国民党法官哑口无言。《国民日报》报道说，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讲得许多道理。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对苏区人民进行了彻底的文化思想改造，而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动员能力以及大力推行的各项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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