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思想探微

贺全胜

[摘 要]国民经济是国强民富的基础。毛泽东一贯重视国民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卓越思想，并保持一贯政治定力，建构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和实践参照。

国民经济是国强民富的基础。毛泽东一贯重视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卓越思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和衷共济，致力于经济建设，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建构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地夯实了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毛泽东这一思想及其伟大尝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忘初心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作了有益探索，提供了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泽东一贯思想主张和政治定力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济社会发展奉献了毕生心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缔造者和卓越领导人，在探索社会道路建设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定力。

（一）旧中国积弱积贫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越毛泽东拯国救民、发展国民经济的雄心壮志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国人羸弱，国力衰落，积弱积贫，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瓜分豆剖，中国竟在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中渐次式微，国将不国。中国国力衰微使帝国主义得以“以强欺弱”。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激起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拯国救民、复兴中华的豪情壮志。但多少次斗争，流于失败。“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握马克思主义武器，“以俄为师”，增强斗志，为改变中华民族被欺凌苦难命运、实现国强民富而艰辛探索不辍，坚定走经济强国之路。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国民经济落后，综合国力无法强大。毛泽东救国救民，宣誓“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夯实国强民富基础。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拯救国难民危命运、实现国强民富的雄心壮志和艰辛努力。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主张

注重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定力。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思想原则。建立新中国，巩固新政权，基础在于发展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在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提出了切实发展国民经济的步骤，一是发展国营工业经济；二是扶持私营工业经济；三是鼓励手工业经济。这些思路和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指导作用。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庄严提出“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新论断，要求全党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利用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主张。在毛泽东看来，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心工作，凡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因素都要调动好利用好发展好；凡干扰和破坏国民经济的行为倾向，要坚决取缔、制止、打击。毛泽东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缔造新中国经济而付出艰辛努力

创业难，守成更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建设是首要考验。毛泽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缔造新中国经济付出了几多艰辛努力。一是积极探索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新路径。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当务之急。为此，毛泽东艰辛探索新路径，领导国民经济建设新长征，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革命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这三个条件也就是三条新路径。通过齐心努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年均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均递增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均递增15.3%；改善民生进步很大，1952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189.5元，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140元，增长35%，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二是卓越领导“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缔造新中国经济。1953年12月，毛泽东阐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提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重要思想，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统一起来，毛泽东指出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实际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皆始于1953年。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指出：“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并确定这次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强调“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圆满完成。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8%，一大批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城市建设起来。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604亿元，完成原定计划101%，比1952年增长25%，年均增长4.5%。改善民生方面，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52年76元提高到1957年102元。这些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英明领导下取得的，体现了毛泽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缔造新中国经济付出了艰辛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证明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毛泽东“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缔造新中国经济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彰显毛泽东呕心沥血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伟大事业的政治定力

毛泽东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思路，旨在尽快实现国强民富。1957—1966年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发展国民经济“二五计划”（1958—1962）、国民经济调整（1961—1962）和再调整（1963—1965）两个阶段，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三五计划”。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卓远构想。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执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1958—1965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工业项目531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石油全部自给，棉纱、原煤、发电量、钢材、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增长；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和肯定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呕心沥血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彰显了他发展国民经济矢志不渝的政治定力，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敬仰和拥戴。

（五）“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遗余力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不遗余力推动经济建设，明确提出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光辉思想，为发展国民经济、保障社会供给奠定了基础。据笔者考证，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提法，至少有两次。第一次，1974年11月6日，他听取李先念汇报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论断。这是他对我国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艰辛思考成果。第二次，是同年12月27日，晨三时，他同周恩来共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人事安排方案和理论问题，并谈到经济建设问题，说：“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次的提法，不仅重申了11月6日同李先念谈话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有两个新创亮点：一是新增了一个“要”关键前置词，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发展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了他发展国民经济的紧迫思想和政治份量，彰显了他一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原则秉性和政治定力；二是着重强调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并同样冠以“要”这个定冠词。这两句话，两个“要”，把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客观条件和全党全国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辩证相依，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知与行、中央积极性与地方能动性相结合，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坚实思想条件和社会政治基础。他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英明缔造者和卓越领导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他一贯思想主张和政治定力，功在千秋。

二、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思想的基本要义及其社会上践行不力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是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伟大开拓者和奋力推进者。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缓慢发展，社会上践行这一思想不力，但始终不能动摇他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坚定思想。

（一）确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立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要走工业化强国之路，立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经济文化技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坚实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一是制定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目标任务。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我们党努力于工业化的方向和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设工业国目标，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首要内容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确定以工业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着力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化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深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成熟起来。二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局面，矢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资料显示，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钢铁工业方面，建立了鞍山、武汉、包头等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方面，建成了机床、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10多个基本行业，能够独立自行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工业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90%以上。工业区域布局和门类结构显著改善。1952—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1.4%。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原煤、发电量、石油、钢的产量，分别达到293万吨、6.2亿吨、3000亿度、1.05亿吨、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达到1270多亿元。与此同时，我国兴建了一批新的内地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同时，兴修水利设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实验种田，极大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粮食生产水平。这样，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具规模，正式建成。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显示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间存在承继基础、渊源关系，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申，我国“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赢得了经济政治上独立，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安全，奠定了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自信力和坚实经济基础。

（二）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积极推动国民经济搞上去

实践证明，国民经济不能漠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毛泽东为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经济建设而积极实践，力求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一是提出和奉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主张。他赞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的说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他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认为“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他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建设。实际经济工作中，“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经济活动“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这可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谈到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时，提出“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没有写好，提请全党注意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研究这个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客观法则，认识这个必然性，运用这个法则”。他强调不能漠视这个规律，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二是要求正确处理生产（积累）与生活（消费）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浪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应有计划按比例地统筹兼顾。“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改善民生很重要，福利不可不谋，也不可多谋。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才是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相得益彰。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值得好好研究。防范生产（积累）过高与生活（消费）过度的极端倾向，促进经济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三是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国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四是积极利用综合平衡的规律推动国民经济搞上去。国民经济是一个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动态系统，又经常发生不平衡现象。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应当积极“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推进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 。毛泽东揭示“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认识到这些，有助于我们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积极推动国民经济搞上去。

（三）鼓励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创新经济方法，稳健促进国民经济搞上去

商品经济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经济。毛泽东认为，我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需要一个充分发展的过程，要拓展创新经济工作方法。一是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的商品经济的思想。他科学考察了我国生产力状况和商品经济情形，认为不能简单地定论商品经济的性质，要与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正确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涵属性，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实行计划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大作用。他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积极和重大作用。三是鼓励发展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指出：我国农业落后，“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充分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和过程。在现实生产力状况下，我国“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充分利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发展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商品生产，乖乖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四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方法稳健发展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实行产品调拨的方法。“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化肥、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 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举实例说明等价交换的重要性，如果“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显然，“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经济方法，是违背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原则的工作方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要创新经济工作方法，才能稳健有力促进国民经济搞上去。

（四）奋力发展科学技术，勇攀科学技术高峰，快速拉动国民经济

经济技术一体化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趋势。毛泽东指示全党全国人民勇于攀登科学技术新高峰，依重科学技术奋力拉动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是阐论科学技术快速拉动国民经济的重大作用。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突出科学技术对于国民经济的快速有力拉动作用。二是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夯实国民经济基础。毛泽东提出我们要顺应经济技术一体化时代潮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激励全党“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有组织有步骤地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全民大闹科学技术的新高潮，夯实国民经济基础，毛泽东提请全党务必注意，“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三是领导制定科学技术规划，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1956年，毛泽东领导制定了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7），1962年领导制定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3—1972）。这些科学技术规划，彰显了毛泽东注重科学技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态度。四是指示全党尤其科技人员勇攀科学技术新高峰，奋力研制“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奠定中国“大国地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拉动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科学技术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艰苦奋斗，勇攀科学技术新高峰，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

“大国地位”。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高尖端科学技术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实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我国“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五）敦促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全党全国人民齐心共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4年4月22日，毛泽东在批准实施《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的通知中提出“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努力增产节约，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当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责令“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完成生产任务，严厉批判“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把革命工作与生产工作结合起来，不可偏废。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接着，周恩来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竭力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的通知贯彻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提出“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的紧迫任务。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作出五项规定：一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二是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三是继续加强党对铁路工作的领导指导；四是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生产纪律性和安全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五是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坚决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5月9日，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召开，贯彻落实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6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批语中批评钢铁生产不力的情况，指出：“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要继续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继续贯彻中央今年九号文件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0月7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分别达到3967亿元、2318亿元、809.3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9.2%、8.3%、5.6%，成为几年来国民经济最好的一年。1976年，钢、发电量、原油、原煤、汽车、粮食产量，分别达到2046万吨、2031亿度、8716万吨、4.83亿吨、13.52万辆、5726亿斤，GDP、人均GDP分别达到2943.7亿元、316元。许多大型企业建成投产。杂交水稻技术推广，1949—1976年，人均粮食拥有量由418斤提高到615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评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贯彻毛泽东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胜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伟大英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勤劳节俭，新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伟大优越而具有顽强生命力。

（六）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思想在社会上践行不力及其原因分析

毛泽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敦促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紧张形势，毛泽东这一思想在社会上践行不力，没有形成全面深入彻底贯彻落实的局面，国民经济在曲折艰难中发展，特别是钢铁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生产领域拖欠经济计划指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一是直观层次上的政治原因：党内极左势力形成的政治斗争气候严重干扰和阻碍了这一思想全面深入彻底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但是国内部分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警觉，党内“左”倾势力借题发挥演绎扩大，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干扰和破坏，终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紧张政治局面，社会上“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形成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气候，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践行。这一点，周恩来的工作汇报说法最能说明和体现当时社会上践行这一思想不力的政治上直观原因。1974年12月25日，周恩来亲赴长沙向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工作，面陈国家动乱局面造成国民经济不景，说：“主席关于安定的指示传达晚了，影响了一些地方的工作。抓生产晚了，特别是铁道问题是最大的耽搁。”毛泽东说：“这就是曹操说的袁绍的短处‘见事迟’，要总结经验。”要安定团结，力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见，极左势力严重干扰和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导致“抓生产晚了”，社会上贯彻落实毛泽东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精神不很得力。二是深层次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没有转化成一套完整有效保障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制度和机制。当时社会情况，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方针，还没有转化为贯彻落实于生产工作、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的原则高度。应当指出，在当时抑法重礼的社会情形下，法治保障是很难设想的。三是经济建设人才方面的原因：还没有一大批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干部人才和科技人才。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伟大事业，需要一大批艰辛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生产管理的干部人才和科技人才。在厚“红”薄“专”的那年代，虽然涌现了陈永贵、王进喜等工农业生产建设干部人才，李四光、钱学森、袁隆平、童第周、竺可桢等高尖端科技人才，但相对于规模庞大、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人才还是太少了，需要来一个“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培养和造就各行各业人才。四是国际上反共反华敌对势力干扰和破坏因素。苏共二十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暴乱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华的浪潮。随后赫鲁晓夫撕毁中苏协定，破坏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深厚感情，中断了新中国的国际援助。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干扰和阻碍了我国社会上贯彻落实毛泽东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延缓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定力，磅礴壮丽，史无前例，苦难辉煌，也证实了社会上“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为纲，不善经济建设”“毛泽东只会搞政治斗争，不会搞国民经济”等观点，是缺乏历史事实根据和逻辑判理的谬论，应口诛笔伐痛斥之、鞭挞之。毛泽东是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伟大先驱和奋力推进者，浩气永世常在，与日月同辉。

三、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及其卓越试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道风景线，对于当时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今天，这一思想也为我们不忘初心、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和实践参照。

（一）为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启迪和实践参照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毛泽东和党的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就蕴含了毛泽东关于调动积极因素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不可否认的内在关系。我们必须坚定贯彻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建立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壮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准备、思想启迪、实践参照和物质基础。

（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确定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与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学理渊源基础。一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实经济基础。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30年来，无论农业和工业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棉花增长一倍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6.7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7.7倍。这些成就无疑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二是积累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经验和物资基础。改革开放是新生事物，凡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地方都搞得好。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好先行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习近平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可见，习近平进一步阐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与毛泽东发展国民经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思想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师承关系。

（三）为实现经济技术振国强邦富民、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经验借鉴与指导

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鼓励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技术新高峰，为实现经济技术振国强邦富民，维护国家安全先行作了有益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指导。一是鼓励我们制定和实施科技强国战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科技强国战略有力提高经济技术水平，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如果不发展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二是鞭策我们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国民经济发展。习近平传承毛泽东经济技术一体化思想，积极贯彻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政策，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指出：“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科技体制，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人才，奋力勇攀科学技术高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培养和造就又红又专的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奋力勇攀科学技术新高峰，不忘初心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实现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夙愿。可以告慰伟人毛泽东的是，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当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达到67.67万亿元（折合10.8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16美元，社会主义中国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雄姿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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