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 为何能在中国成功

胡新民

　　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1964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官员托马斯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

　　由此可见，如果那时中国没有原子弹，中美关系改善之路还不知道会怎样走;如果没有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还不知道怎样走。所以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毛泽东：“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回顾这段历史，最深刻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坚强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两弹一星”不但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国无防”的挨打历史，而且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表明，谁拥有原子弹谁就拥有真正的实力。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也曾经有过核计划。但还没有摸到头绪就夭折了。

　　1945年，美国研制出原子弹并空袭日本广岛、长崎后不久，白宫发表了关于研制原子弹计划的《史密斯报告》。蒋介石获悉后如获至宝，即命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秘密筹划研制原子弹事宜。为此俞大维找到自己的表弟化学家曾昭抡。1946年夏，曾昭抡等人组成的团队先后到达美国，准备用一至两年时间进行考察研习。但是，先期到达美国的曾昭抡得知，美国有关研究机构都不许外国人进入，原来的研习计划已不可能实行，于是建议大家分别到合适的大学进修或从事研究。此后，这个团队的吴大猷去了密歇根大学，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李政道考入芝加哥大学，朱光亚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这次考察研习计划就这样夭折了。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根据蒋介石的批示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手段，诚聘在国外成名的彭桓武、张文裕、吴健雄(“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钱三强等为专任研究员，发给高薪。但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模拟核袭击。此后，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核讹诈。

　　毛泽东对原子弹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早在朝鲜战争前夕，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951年，法国科学家居里先生托人捎话给毛泽东：“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我国核工业科学的研究现状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武器方面的讲解。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铀矿标本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看。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中国核工业开拓者之一的宋任穷于1956年11月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他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亲自做出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文中写道：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

　　1960年冬，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宋任穷等人，讨论核武器问题。关于什么时候原子弹才能够爆炸的问题，宋任穷的意见是：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二机部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到1964年。毛泽东表示同意。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美国总统约翰逊授权白宫发言人，发表了一个总统的书面讲话，称这一天为整个自由世界最黑暗和最悲哀的一天。法国总统蓬皮杜坦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改变了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地位。香港新晚报称，“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

　　郭永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

　　法国科学家居里当年所指的“自己的科学家”，也包括了曾昭抡那批中国留学生。在这批留学生中，华罗庚、曾昭抡、朱光亚、孙本旺、唐敖庆和黄昆等6人先后回到新中国，杨振宁、李政道、徐修贤和王瑞駪等4人选择留美发展，只有吴大猷一人去了台湾。这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人心背向，也说明为什么新中国能够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两弹一星”。

　　新中国初期回来的留学生，成为了新中国各项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在“两弹一星”领域。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23位中，有21位有过欧美留学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20位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亲眼目睹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天壤之别，认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复兴才有希望。

　　在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郭永怀是唯一一位有“烈士”称号的科学家。他还是唯一一位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郭永怀1956年从美国归来，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第二年，他在1957年6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的文章，文中说道：“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2018年4月度过百岁华诞的“中国核司令”程开甲，在留学英国期间，看到了关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当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时，他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程开甲1950年回国，1952年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道：“一辈子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1956年程开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人往往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考验过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决定回国，但受到美方的阻挠，直到1955年年底，中美日内瓦会谈达成交换平民的协议之后，才回到祖国。据《陈能宽年表》记载：“1957年，经历反右运动后，政治思想升华，追求真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经历3月份双反运动后，思想更受教育，入党要求迫切。4月11日，提出入党申请。”“1959年，到人民公社学习和参观，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教育。8月，再次向党提出申请。”“1961年4月22日，再次写入党申请报告。”“1964年 6月29日，经李信和顾标二同志介绍，支部大会通过为预备党员。”“1965年 1月18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69年 9月12日……转为正式党员。”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陈能宽的职务和工作都在不断变化，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先是担任一个设计分院的副院长，转为正式党员时是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他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他始终坚持信仰。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在荒凉的实验基地，作为科学家的他，放弃小灶的待遇，和大家啃填不饱肚子的窝窝头。他的同事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国破方知人种贱，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事情一定也要搞成功。”

　　钱三强是最早担任中央级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二机部成立时任副部长。他在法国留学11年。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回来后，曾为了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先后找了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胡适，但“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

　　这位1954年入党的“两弹一星”功臣，在1955年1月15日的那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课时，深深感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魅力。他回忆，当毛泽东和他谈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时，他立刻感到“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当毛泽东拍板“现在到时候了”时，他立刻联想到美国的罗斯福经过科学家再三提醒决定搞原子弹的往事，“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 “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

　　现在，每当我们提到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还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时，钱三强的那句话总会使人想起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豪情壮志：“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最近几十年来，钱三强所言的“黄金时代”的说法，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心存疑惑，认为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还搞原子弹，究竟值不值?“两弹一星”功臣之一、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与钱三强莫逆之交70载的共产党员王大珩，在他的回忆录《七彩的分光》中，专门写道：我们党为什么在那个内外交困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王大珩是2011年去世的，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他也听到了那些使他“不太舒服”的关于“两弹一星”的话。“我沉思了很久才对他说，不错，你的话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局势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作砝码，会有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王大珩担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30多年所长。在改革开放早期，面临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即转向以民品为主还是依然以军品为主，所内议论纷纷。王大珩坚持以军品为主。他认为，“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这就是王大珩那一代人对于“两弹一星”的长远战略意义的理解。

　　这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科学家的队伍，最不忘初心，最有使命感，最能够理解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思想。因而他们是一支特别会打硬仗，特别能打硬仗的队伍。当王大珩一行受命前往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时，国防科委负责人在他们出发前的最后的话是：“你们几个共产党员得给我用党票担保，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陈能宽：“‘两弹一星’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在1999年9月1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高峰的空前壮举。

　　每当想起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两弹一星”的功臣们感慨最深的是“大协作精神”。在表彰会举行前夕，钱学森就表示：“老一代科学家非常感慨，当年那种大协作精神该回来了。”陈能宽在复信他的美国学友祝贺信中写道：“‘两弹一星’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毛泽东曾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这最能体现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色。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大协作的缩影。这个基地选址在青海湖北岸美丽的金银滩草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1075户藏族牧民，舍小家为大家，仅用三天时间就全部举家西迁，让出了自己的美好家园。

　　在原子弹爆炸前和爆炸成功后，毛泽东两次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在原子弹研制初期，中方还可以参考苏方的一些资料。但原子弹原理和氢弹的原理根本不同，美、苏、英对氢弹原理绝对保密。因此，研制氢弹，中国人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研制氢弹期间，“文革”已经开始，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全国大协作，依然占据了主流。陈能宽的传记《许身为国最难忘》写道：“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已经波及全中国每个角落了。当‘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系斗争时，在北京的理论部，学习会上、食堂里，核武器人却依然执著于氢弹的突破。当年在院办工作的张彩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67年初，传来一个重要信息——法国人也要在今年进行氢弹实验，我们怎么办?人们都在思考这个极其重大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那时，单位食堂里经常举行自由论坛，大鸣大放，理论部的同志介绍法国人要实验氢弹的事情，论证我国氢弹能否提前赶在法国人前面进行试验。我站在那里听得心潮澎湃。从食堂出来，正巧遇上朱光亚，我就对他说我们要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氢弹。朱光亚鼓励我，并且让我们科办赶紧联系院外各协作单位，希望得到全国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和协助，提前半年完成各项生产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所有协作单位都提前完成了任务，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颗氢弹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事实证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民在民族利益和荣誉面前，是会放下争论和争议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从1961年起担任二机部九院(核试验)副院长。“文革”期间，他这位负责业务的副院长，“要抓生产，抓实验，做好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尽管遇到很多困难，但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的努力下，圆满完成氢弹爆破成功后，又反复做科技人员和工人们的工作，“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工作。”

　　王淦昌在他的回忆录《无尽的追问》中写道：“我还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作业队队长。这些同志真不错，他们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愿意为国家的强盛多做贡献。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别看他们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双方辩论起来，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

　　彭恒武在总结“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时，感慨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分别代表数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国考察原子弹，每个人还带着两个学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都被挑选到了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亚一个人回来跟原子弹有关系。可见，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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