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至暗时刻”！

补刀客

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两处都位于四川省境内）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的飞机来了部队只好走近了一座大山中。

（红军吃的青稞面是什么味道，有人做了试吃视频，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咽不咽得下去）。

第二天继续前进。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沿着河向东北方向急进，道路十分泥泞，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红军中会游泳的奋力游着，不会的便往悬崖上爬去。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黑暗时刻

此时红军的境况，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

外，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在红军北上的路线层层设防。

内，红一、四方面军在穿过长征路上自然环境最恶劣的松潘大草地后，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军疲惫已极。

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凭借掌握的兵力，在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时刻突然向中央发难，执意带红军南下，妄图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带领红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北上。

周恩来此时罹患严重的肝腹肿病，最严重的时候竟至昏迷状态，这次肝病所造成的穿肠成为四十年后令他患上肝癌的病灶。

由于先前的计划，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尤其是“朱毛”分开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刀哥所交流的数位党史专家，不约而同地把这个时刻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41年皖南事变、1958年苏联毁约等等所遭遇的困难相比。

开国上将，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经过一段危险的昼夜行军，九月十一日，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中共中央旋即召开了俄界会议，毛泽东作报告。

当时他还不知道，陕北有一块几乎与中央苏区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他提出北上红军的方针是：在川陕甘根据地已经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尽量向苏联边境靠近，去“求人”。

从出发时的8.6万人到准备“打游击”甚至被“打散”，毛泽东已经把形势估算到最坏的可能。

在会议进行当中，张国焘居然给红一、红三军团指挥员发来一封电报，预言战士无冬衣，北进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后悔之无及……望速归来。

不夸张地说，这支8000人的队伍。是靠着对毛泽东战略眼光的信任以及对革命的忠诚支撑着走下去的。

柳暗花明

红军首先突破了腊子口，再向北翻过了岷山，到这里，全中国人烟最少、最荒芜、最贫脊的地区被甩在身后，眼前是甘南平原辽阔的田野，已经能闻到将要成熟的谷物所散发的香味。

再往前走，是川甘交界著名的旱码头哈达铺，长征途中从未遇到过的繁华小镇。红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修整，“每天三顿、顿顿五个菜，保证三个菜是荤的”。

而毛泽东从此地获得的报纸上得到了陕甘还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讯息，进而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到陕北的决策。

艰难的长征至此，终于现出了曙光。

撑过这个“黑暗时刻”，毛泽东的诗兴也回来了。

在哈达铺的关帝庙，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又来了幽默，他说什么叫胜利，咱们走了那么多路，打了那么多仗，现在能安稳地在这个关帝庙开会，就是胜利。

现在只有八千人，但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山的时候，人更少。咱们都是在政治上、经验上和体力上经过锻炼的，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

一切都好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98年的岁月中，这样黑暗时刻的考验不只一个。党每每能从危难之际奋起，靠得是一股子韧性。

韧性，辞海解释是顽强持久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

持久是在说韧的长度；坚忍是在说韧的硬度。

这种亲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精神的基因传承。

作为农耕文明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们不像游猎民族那样，忍于一时发于一瞬，而更强调在一个长久耕作周期中不断积累来求得果实。

所以每个中国人自小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卧薪尝胆与胯下之辱。中国文化特别推崇那种能以“小忍”换“大谋”的人。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正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的集成。

他点出了韧性的硬度，不是脆铁，是百炼钢、绕指柔。不是冲上去鱼死网破，而是在忍耐中想法设法突破困境，这是韧的方法，韧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正是这种智慧与坚定信仰的结合。

最近，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经济学人》2017年度的最佳图书《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书中对美国中部铁锈小镇简斯维尔在制造业空心化后普通人的遭遇做了白描。

并非对美国工人阶级的遭遇幸灾乐祸，但是，当通用汽车宣布不再在这个已经合作了80余年的小镇设厂之后，当地工人降至28美元的时薪，可以选择的失业救济与再就业培训，孩子们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驾车到数百公里以外应聘工作，这些真的实在算不上什么“苦难”。

从四川省成都市到广东省深圳市，全程约1700多公里，每年有大约三四百万中国人离乡背井到深圳打工。也没有谁从他们身上发掘一个经济学人奖，如果这算“苦难”，中国人习以为常。

我们有韧的精神，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压力挑战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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