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学世界眼光,“胸怀天下，放眼世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眺望远处莽莽昆仑，心中涌起无尽遐想，即兴赋诗一首：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一首《念奴娇 昆仑》，具有穷尽八荒、涵盖环宇之气魄，把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交往、中华民族愿与世界人民共享大自然和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思想抒发得淋漓尽致，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在诗中展露无遗。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却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他这种关注世界、心忧天下的情怀，早在青少年时代即已养成。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韶山冲，来到离家50里路远的东台山下，进入湘乡县一所“新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在那里，毛泽东接触到许多西方“新知识”。一次，毛泽东见到同学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便借来阅读。过了几天，还书时，他很抱歉地对萧三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被毛泽东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便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即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惠灵吞（即英国威灵顿公爵）、格兰斯顿（即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毛泽东激动地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顿了一会儿后，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西方“新知识”为少年毛泽东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看到了更大更远的世界。一年后，毛泽东离开东山高等小学堂，省城长沙成了他的目的地。经过几番辗转之后，1912年起，毛泽东决定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进行自学，自学期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及这段往事时回忆说：“在这段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即约翰 斯图尔特 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即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页。

1914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时刻关注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进步青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背倚山林，出学校大门不远，还有修好不久的粤汉铁路的一段——长株路。晚饭过后，学生们常常到山上或者顺着铁路去散步。在散步时，毛泽东向同学们诉说中国以及世界的新闻，有条有理，了如指掌。那时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毛泽东就像是给同学们做每周以来国际国内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被杀死，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学们都惊叹于毛泽东的脑袋，同样是看报，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却是如此清晰。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5页。

除了通过报纸了解世界局势变动，从而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对他影响巨大。杨昌济海外留学10年，学贯中西，主张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理，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在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毛泽东接触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引入中国社会，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最热心的读者。毛泽东在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深深感受到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指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主张“向外发展”，争取到国外去了解世界的大势。毛泽东酝酿组织“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学习苏联和欧洲的经验。直到1921年9月，毛泽东还计划在国内做三四年的准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国”。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这一切都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打下基础。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7页。他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援助，同时又要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便是毛泽东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1935年，当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身居窑洞、眼观世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立论前提。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想要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这一思想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是利用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对世界形势的学习和研究，一天几万字的《参考消息》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参考消息》是一份汇集各国情况的报纸。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内部刊物，认为这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参考消息》成为他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有重要内容的，他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除了重要新闻，毛泽东对《参考资料》上所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感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有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他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还推荐身边的同志也要多阅读，并且多次强调，“我们的人要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动态的了解程度，让许多外国人士感到惊讶。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访，惊叹于毛泽东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知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国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讲到他对外国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提到“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1973年，毛泽东接见过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据惠特拉姆事后回忆：“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到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以及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所具备的丰富的国际情况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储备又与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即关注世界、心忧天下，始终学而不厌地、主动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在毛泽东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中央红军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毛泽东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并接受了斯诺的采访。7月至10月间，毛泽东和斯诺一共进行了十余次谈话，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和他的前半生。斯诺离开陕北后，将自己的采访笔记整理成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出版后反响巨大，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医生、作家来到延安。此后，包括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比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美国记者王公达、美国军人卡尔逊、德国作家兼记者汉斯 希伯等相继来到延安，毛泽东均亲切接见，向其宣传中共的性质、中共的抗日政策、中共抗战的决心，并就国际局势进行讨论。毛泽东与外国友人的“亲密接触”，让美国乃至世界了解了中共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共“公共外交”的大门。

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出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其间，毛泽东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频繁接触，双方广泛了解并交换意见。据军事观察组政治负责人谢伟思回忆，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在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接触，对“共产党中国”有了切实了解后，军事观察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即放弃片面同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更加灵活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以降低把美国利益同蒋介石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险性。遗憾的是，这一政策最终没有为美国政府所接受。不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上，这无疑是一次重大且成功的探索。

1949年初，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为了使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和援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制定外交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苏联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上有着最亲近关系的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无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不了解，苏联一度出现了徘徊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暧昧阶段。毛泽东凭借着他对世界局势的充分把握，审时度势地，于1949年春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向其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说，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整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这便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内涵，向苏联表明了立场。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让新生的人民政权稳住了阵脚。为了结交更多的国际朋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又发挥智慧，提出一个适用于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互利平等。”1954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再次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的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事情。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就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要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9页。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很快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和肯定。1955年，亚非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中很好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精神。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再次发挥智慧效用。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各种势力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新的战略格局形成。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处于守势；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愈发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世界格局的这一巨大变化，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0年8月，毛泽东再次邀请老朋友斯诺来华做客，斯诺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亲自接见。第二天，一张主席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这张照片可以看作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含蓄而又饶有深意的信号。12月18日，斯诺被毛泽东请进中南海，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毛泽东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197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反响。随后，毛泽东导演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大门打开。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京访华。当天，毛泽东便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一行，对峙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大国，开始实现关系正常化。

随着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逐步改善，一个新的世界政治地图的轮廓开始形成。在这一背景之下，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对外关系也产生积极效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再次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风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与外国友人接触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共及其革命，开启中共“公共外交”之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审时度势，把握世界局势发展变化之趋势，制定出适应国情、世情的外交政策。这种接触世界、对接世界的气魄是毛泽东世界眼光的体现，为新中国“结交”到更多的国际友人、融入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学习国外事务的重要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就吸收外国进步文化进行论述，提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毛泽东认为外国的进步文化，凡属于我们用得着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毛泽东对学习方法也加以探讨，主张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时，再次谈到批判地学习国外事务的问题，他说道：“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他最后总结说，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应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这种批判地学习、不可盲从的思想一直贯穿至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是他长期思考后的一个总结。文中专章论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提得是对的，只不过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不敢提。提这种口号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提的时候“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页。毛泽东长期以来所持的“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至于怎样向外国学习，也就是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文中也做了充分论述，将其主要归结为三点：一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外国的自然科学，我们也要有批判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2页。二是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地学。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一方面要坚持并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吸收外国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是要吃大亏的。要把中国和外国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东西。三是变为己用地学。毛泽东主张：“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换言之，不仅要简单学习，还要学会运用，并且中国化的运用。毛泽东曾打比喻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向外国学习，目的还是要创作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

对于外国进行学习和借鉴也是毛泽东世界眼光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说，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搬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向国外学习，包括学不学、学什么、怎么学，毛泽东既体现了对中国的坚守，又体现出了宽广的世界视野。毛泽东从来不吝啬对国外的学习，但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一方面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方面他也说“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都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困境。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毛泽东的这次访苏之行，不仅为中国带来了3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还为中国带来了援建50家企业的技术支持。到1955年，中国确定向苏联引进的项目达到156个。除引进先进设备外，毛泽东也很重视人才智力的引进。据统计，自1949年8月刘少奇从苏联带回第一批专家开始，到1960年苏联全部撤走专家为止，援华的苏联专家总人数超过了18000人。而前往苏联学习的中国人人数更为庞大，1950年至1960年间，苏联共接受38000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年至1966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多人。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318页。这群留学生中很多人学成归国后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江泽民、李鹏等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在向外国学习先进器物方面，毛泽东的眼光宏大而深远，195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指出，中国虽然地域广博，拥有6亿人口，但是力量还很弱。中国不会向别人翘尾巴。中国愿意向丹麦学习，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也愿意向冰岛学习。如果我们有翘尾巴的行动，你们可以批评我们。《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四三方案”是毛泽东“策划”的又一个杰作。所谓“四三方案”是指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这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提交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引进4亿美元的化纤、化肥设备，得到毛泽东批准。同年8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的批示，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设备价值约为4亿美元，也得到了毛泽东批准。同年11月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价值6亿美元的22套化工设备，毛泽东批示要求计划委员会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进口方案。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大型项目，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四三方案”即得名于此。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四三方案”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和领导下完成的。

开放式学习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毛泽东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对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深度思考，又有从苏联引进156项重要项目、与西方国家签订“四三方案”的具体实践，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在“向外国学习”的命题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都是“胸怀天下，放眼世界”。少年时代，毛泽东熟读世界英雄传记并以此激励自己的壮志。青年时代，毛泽东指点祖国江山，创办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与外国友人接触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共及其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顺应世界局势发展变化之趋势，从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到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总能审时度势，制定出适应国情、世情的中国外交政策。毛泽东大胆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正是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夯实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具有世界眼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开创中国外交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