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与湘江战役关系的几个问题

——与《史说长征》作者商榷

李佑新 沈俊楠

1934年10月底至12月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场面最惨、伤亡最重的战斗。关于湘江战役前后的历史事件，尤其是毛泽东与湘江战役的关系问题，不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夏宇立在《史说长征》（以下简称为“夏著”）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对湘江战役前后领导决策的“逃跑主义”批评是错误的，认为湘江战役前博古和李德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是正确、必须和及时的，转移前的准备不是仓促的。在分析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原因时，作者认为红军转移过程中行军缓慢是毛泽东造成的。湘江战役后，毛泽东逐渐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者认为这具有偶然性，是在博古、李德“百口莫辩”的情况下，历史给的“巨大契机”。这些看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需要给予辨析澄清。

一、毛泽东对湘江战役前后领导决策的“逃跑主义”批评是错误的吗？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中，针对湘江战役前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指出：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而夏著对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意见持相反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央红军转移的决策是“正确的、必须的，同时也是及时的，其准备不能说是仓促的，转移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富有眼光，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因此不应该对湘江战役作“逃跑主义”的批评：

【“关于湘江战役，几十年来做出了很多的诠释和评论，主要是对逃跑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允许这些，而不能允许其他。然而，它远不是事情的终结。或许某些历史的真谛还深深地隐藏在暂时不为人所知的帷幕中，这些也有赖于后人的揭示和探究。”】

从笔者所查询的史料来看，夏著的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转移的决定是否是仓促的？第二，转移过程中是否实行了消极避战的方针？第三，对于转移是否可以做“逃跑主义”的批评？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转移的决定是否是仓促的？答案是肯定的。转移前，在战略转变上，“左”倾领导者犹豫不决。自1934年5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就已提出是否要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既然开始准备长征，就应当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谋求最大程度保存有生力量。但“左”倾领导者一面着手准备转移，一面又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忽视对有生力量的保存，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直到1934年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绝望后，才开始部署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并于9月底10月初仓促决定出发。

对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样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大事，也没有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很多人在转移前并不知道消息，导致仓皇、忙乱的结果。李德认为：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

保密虽然很重要，但至少应当让高级干部知道，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不能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多数领导人在长征出发前才得知此事，长征出发后的一个半月间，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缺乏党内民主，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严重脱离战场实际，使红军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惨重损失。

从军事撤退也可以看出转移的决定是仓促的。9月26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苏维埃》一文：

【“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距离长征出发仅10多天前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但这个“信号”也十分隐晦，恐怕只有对军事较为“敏感”的人可以领略到。如此短促的准备时间必然会造成部队的紧张和恐慌，以至于10月16日红军战士在于都河边集结完毕，却都不知究竟要去哪里。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长征出发前“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

【“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要尽量争取时间采取各种方式面授任务，讲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线图制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这次转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强调军事保密，不但我们当师长的被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全部意图。”】

据长征的亲历者回忆，在转移之前，对于行军路线、转移目的地这样的问题，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都不知情。对于为何要背负如此沉重的辎重，也不清楚。没有在干部和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错误。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博古、李德等关于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无疑是仓促的，没有相应的准备工作。

第二个问题，转移过程中是否实行了消极避战的方针？答案也是肯定的。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所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同时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贵州军阀王家烈，各派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企图在湘江以东“围剿”中央红军。11月17日，蒋介石下达了“湘桂黔‘会剿’大纲”，“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从19日起，何健将“追剿军”分成五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敌军尚未在湘南集中。历史档案中有关于红军错过两次安全过江良机的记录：第一次出现在1934年11月22日至27日，但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第二次出现在1934年11月28日至30日，但是，电报层层转呈到中央“三人团”和中革军委时已丢失有利战机。陈云回忆说：

【“我们犯了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我军应集中兵力，寻歼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但是，博古、李德等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这一战机，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对长征开始时的大转移是否可以做“逃跑主义”的批评？答案无疑也是肯定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中，针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明确指出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战略转移指导上的失误而言的。但夏著认为，中央红军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能称之为“逃跑主义”，这显然是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个决策本身同转移中针对具体问题的决策混淆了，认为“逃跑主义”是针对“战略转移”的批评。其实不然，在“左”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苏区面临丧失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只能选择战略转移，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战略转移并不意味着要“逃跑”。中央红军转移时所犯的“逃跑主义”错误表现在对战略转移的指导上，将战略转移当成是“大搬家”——“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是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在军事上没有坚持积极退却的原则，只能被动防御、消极避战。在做战略转移时，博古、李德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虽然是一种求得徐图发展的策略，但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在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红六军团快速渡过湘江之后，蒋介石就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严防死守。特别是在蒋介石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后，又调动了30万兵力张网锁江。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仍然选择红六军团西进的路线，无疑是犯了转移的方向性错误，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夏著却认为：

【“转移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富有眼光，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

这样的论断表明，作者为了替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居然可以不顾上述基本的历史事实。

二、湘江战役期间红军行军缓慢是毛泽东造成的吗？

湘江战役之所以损失惨烈，与中央红军背负着沉重的辎重、行军速度过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红军行军速度缓慢的原因，夏著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红军战略转移初期之所以行军速度缓慢和避战，与“轿子”密不可分；而“轿子”的产生，则与毛泽东有关。

夏著所说的“轿子”指的是什么？作者引用了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关于“抬轿子”的说法。黎汝清在书中这样解释湘江战役前的“轿子”——“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轿子’。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挂着哑铃渡海。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因为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再看夏著的表述：

【“要么丢下首脑机关和伤员，要么行动迟缓而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就是湘江之战前面临的痛苦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史料指责避战，抬着这样的‘轿子’不避战行不行？去冲击敌人结果会如何？”】

可见，夏著认为“轿子”就是首脑机关领导和伤病员，是他们构成了沉重的“轿子”，导致部队行军缓慢。作者的目的是要证明“轿子”的产生与毛泽东有关：

【“那么‘轿子’是谁让抬起来的？请看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在出发之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果）。’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

“笔者也有两条证据表明毛泽东与‘轿子’的关系，第一条是当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即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在转移时要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二是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第二条是时任国家人民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找毛泽东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毛泽东建议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保管起来。”】

作者以此证明毛泽东是导致红军长征初期行动迟缓和湘江战役惨败的原因。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转移前的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负责的，毛泽东无法安排转移的事务，无法决定带什么人、带多少人的问题。早在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权；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完全被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博古等“三人团”手中。

【“1934年夏，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

可见，即使是有夏宇立所说的这个“轿子”，也是博古和李德“让抬起来的”。至于作者给出的两条“证据”，根本证明不了作者的看法。一条是毛泽东建议将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以及带走一部分女同志。这个建议只是将三人安排在一起，并不会使队伍变得更庞大。夏著中提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是坐着担架行动的，但不论是“分散到军团”，还是在首脑机关，伤病员（包括虚弱的女同志）的行动能力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并不导致“轿子”的形成。至于另一条“证据”，毛泽民找毛泽东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毛泽东建议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保管起来。毛泽民原打算将金库搬到兴国去，但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一带，如果将金库留下来，无疑是送给了国民党军。毛泽东建议把金库分散，化整为零，这个建议也不可能产生夏著中所说的“轿子”问题。

实际上，真正的“轿子”是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初期所背负的沉重辎重，这才是导致红军行军缓慢的真正原因，而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左”倾领导者的逃跑主义错误。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在转移前为了隐蔽“逃跑”企图，既不在党内和部队中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又不做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托苏区转为长途行军所必需的准备，而是把转移当作是“搬家”。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红军队伍只得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导致队伍拥挤不堪，行军速度过慢，甚至后来丧失战机，最终导致湘江战役损失惨重。

长征出发前，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到中央机关及直属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机器，作撤退的准备。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工作，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物资。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带上了，大到印钞票的石印机、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有的笨重机器要20个人抬，竟然也带上了。为了不使这些家当丢失，战斗部队分成前后左右加以保护，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新组建的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作为两侧保护，殿后的是红五军团。这几个军团前后左右保卫着庞大的中央两个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这样，“使能征善战的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

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的王平回忆说：

【“机关纵队从苏区带出来的大量辎重装备仍然挑着，坛坛罐罐也舍不得扔掉，连印刷机、印刷纸张、野战医院的X光机甚至屎尿盆都带着，部队一天能走完的路，陪着这样臃肿庞大的机关就得走两天甚至三天。”】

时任中央教导师。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说：

【“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种破布包扎捆绑的各式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

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此时还剩下的400多担物资全部破坏丢弃。当部队打开这些包裹箱时，这才发现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还有许多没有用的废旧的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板、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这些才是真正的“轿子”，是导致队伍沉重不堪、行军速度过慢的沉重辎重，而这些与毛泽东并无关系。

夏著牵强地将湘江战役惨败的原因与毛泽东牵扯起来，目的在于诱导人们以为是毛泽东的失误才导致湘江战役的惨败，从而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而另一方面则是为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开脱：

【“‘最高三人团’执行了王明路线，当然错了，错了也只能‘罪有应得’，而不应好事全归花大姐，坏事全归秃丫头，什么错都向犯错误的人头上加！”】

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它掩盖了博古、李德二人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思想路线，对军事的错误指挥是导致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根本原因。

三、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偶然的吗？

夏著认为，湘江战役的空前惨烈是“历史给了毛泽东一个巨大的契机”，“湘江之战的发生和它的结局，有其偶然性”，“湘江之战对‘三人团’来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三人团’面临着有千张嘴也说不清、万条理也辨不明的困境”，等等。在夏著的表述中，毛泽东成为湘江战役的“得利者”，而博古、李德则痛失权力而“百口莫辩”。似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获得领导地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看法无疑是错误的。湘江战役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湘江战役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从战争的惨败中认识到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这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因此，湘江战役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不是历史给毛泽东的“契机”，或者说是历史的偶然事件。

首先，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左”倾错误思想指导的必然结果。博古、李德二人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思想路线，对军事的错误指挥是导致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根本原因。1933年初，由于白色恐怖日渐严重，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政治上，他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否认敌强我弱的客观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实行冒险的“进攻路线”；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导致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派”的抗日要求，不懂得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战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击主要的敌人，反而将“中间派”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军事上，“左”倾领导者抛弃了集中兵力、诱敌深入、运动战等毛泽东一贯坚持并取得了巨大成效的正确战略战术，主张分兵把守、阵地战、正规战等冒险主义作战方针。组织上，“左”倾领导者在党内大兴宗派主义作风，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控制党、政、军大权。

这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一再发生在长征转移的初期。中央红军转移以后，蒋介石了解到红军转移的西进路线和最终意图，重兵封锁湘江。其时，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不必西进过湘江到桂北，以避开敌军重兵之地。但是博古、李德坚持其错误决策，顽固地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生生地往国民党军布好的罗网里钻。战略转移本应是轻装上阵、极速行军，但博古、李德实行甬道式大搬家，岂能不耽误时间、延误战机、拖垮作战部队？前文所述，红军转移途中有两次过江的良机，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致使中革军委未能掌握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聂荣臻回忆道：

【“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依然不能根据战事的具体情况改变原有的方案，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致使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夏著对湘江战役空前惨烈的原因是这样表述的：

【“湘江战役，所以惨败，问题在转移的速度，是一个‘不会走’的问题，而产生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也与部队的不合理编组大有关系。”】

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归因为“不会走”，归结为“不合理编组”，进而认为“不能什么错都向犯错误的人（博古、李德）头上加”，这样的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命令，而博古、李德不顾广大红军将士的安危，顽固地坚持既定方针，不能根据战事的具体情况做出改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必然的。

其次，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如前所述，无论是红军长征战略大转移，还是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湘江战役”，都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这些惨重的历史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重新选择领导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红军士气十分低沉，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就有议论，不满的情绪就已酝酿。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遭受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进一步暴露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在中共临时中央和博古、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数量增多了，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却导致整个中央根据地的丧失？经历湘江一役，八九万大军只剩下三万多人，红军遭受空前惨烈的损失，党和红军面临绝境。广大红军干部和指战员开始觉悟了，他们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非常不满。湘江战役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的召开，包括军团干部在内的高级干部逐渐形成了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的共识，要求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战争是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愿望。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人们：自诩正确的博古、李德等人，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排斥和批判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再次，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使中国革命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表明了这一历史选择的正确性。正是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性的选择，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才能、非凡的指挥艺术、超乎常人的革命勇气，指导红军跳出国民党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部集中兵力对位于遵义以南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动突然袭击；遵义会议后，国民党又调集40万大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指挥红军甩掉了“沉重的轿子”，充分发挥出红军机动作战的优势，在赤水两岸灵活往返、机动作战，将“打”和“走”结合起来，做到“打得赢、走得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军在遵义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四渡赤水使红军甩开敌人追击，“调虎离山”南渡乌江，乘胜进军云南。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以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写就了他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刘伯承回忆说：

【“遵义会议后，我军穿插于敌人之间，与以往的情况不同，敌人以为我军向东我军却向西，以为我军北上我军却又回击，我军处处处于主动状态，得以休养生息，发动群众，壮大红军队伍。敌人却处处挨打，扑朔迷离，疲于奔波。我军好像获得了新生，这种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同，全军上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巧渡金沙江，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这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军声东击西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强渡大渡河，是毛泽东以超越常人的勇气，带领红军战士们克服一切困难，实现的长征期间军事上的一大奇迹，最终使蒋介石企图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使红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的最后胜利。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因此，湘江战役之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契机”，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在毛泽东研究乃至整个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一些研究者打着实证史学的旗帜，追求所谓的“历史真相”，实际上却背离了历史的真相。根本的原因在于不能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不能从历史的整体画面来把握历史的细节，而将某些史料细节夸大为历史的真相；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是在所谓“价值中立”的名义下站在错误的立场曲解毛泽东生平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史说长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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