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哲学上山下乡

百  韬

知识精英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之于专制制度，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实际却是完全不能指导现实的空洞教条。这种教条有何用？还不如狗屎还可肥田。今日空谈民主或者空谈马列的，跟昔日空谈名教的有何区别。

事实上，明清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僚士大夫阶级无能。

儒者但知亲贤臣远小人。然后何为贤臣何为小人？儒家对人才的教养取舍皆不得法。

实际上战国之时对儒学就不如何看重，以其无用也。刘邦甚至向儒者撒尿。汉宣帝指责太子重用儒家说：乱天下者，必太子也。

自宋以来，中国士大夫但知袖手空谈心性，谈理学，而不务实学，没有管理经济、财税、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豪强，然后必须是委之于海外白银。就算是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也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虽然一时有工商业发展，但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基层不能组织，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士大夫自以为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儒学只适用于培养圣贤，对于培养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是不合格的。

明代太监有不少能人，如郑和，冯保。即使魏忠贤也是有本事的。而东林党人往往只热衷于党争，所争者无非皇帝家事，一无所能。后世有云明亡于东林。

东林重名节，不能说不对。但一味空谈名节，不关心现实事功，干涉皇帝家事（大明王朝），与太监争斗（烧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反对张居正（张的功劳无从抹杀，只好从私德下手，以至张家后代饿死），反对阳明学说。他们自己有甚么能力？撺掇袁督师杀毛文龙的，正是东林；清兵南下，第一个投降的正是东林领袖钱谦益。

毛泽东从小就重视王船山、曾左的经世之学。晚年多次提出，哲学工作者只有到实际生活中去，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中，有许多丰富生动的哲学道理。他所说的，不仅仅是哲学表达的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去解决或有益于指导人们去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还说：

【“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也会判断。你们不要把哲学看难了，看得神秘了。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日记》，我看过一部分，这个人懂得点哲学。”】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1965年读到《哲学研究》的“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自然是赞成和欢迎的。他读了其中3篇后提出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二是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触实际，才能写出实际的哲学；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

也是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南京大学学报》第9卷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来说明只要深入实际，就会在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否则就不行。他说：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四清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讲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劳动人民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这期学报上还有一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现象和本质，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可见，毛泽东对这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的观点评价是很好的。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所写的批语中，也有“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句话。不知读《南京大学学报》上讲调查研究的这篇文章，和写这个批语的时间，谁先谁后。当然，用矛盾来解释事物的本质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并非是60年代才有的。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应该说与毛泽东提倡“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2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发表的社论《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以及《哲学研究》1966年第2期以整期篇幅登载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都是这次群众学哲学活动的重要总结。

对文革期间的群众学哲学活动怎样评价，应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有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毛病；另一方面，它对广大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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