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的历史启示

金冲及

《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金冲及著，系“金冲及文丛”之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金冲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毛泽东1930年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使人感受到一股宏伟的气魄：尽管革命最初只是很小的力量，有人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却从中预感到：今天的“星星之火”，完全能够燃烧起席卷大地的燎原烈火，夺取最后的胜利。

他充满自信又十分谨慎，不仅具体地指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所在，而且说的是“可以燎原”，而不是“必将燎原”。“可以”是指可能。要把可能转化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这实在不容易，通常都要在实践中不停息地探索，用心地比较怎样做才能够成功，怎样做就会失败或遭受挫折，从中悟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从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用以指导下一步的行动，有时还要反复多次才能把事情认识清楚，一步一步地闯出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路子来，使成功的可能转化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本书收入五篇党史论文，一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一篇是《对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思考》，一篇是《以全局视角看黄麻起义》，一篇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还有一篇是《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

这五篇论文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没有直接关联：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时期的状况，有的是它在政治上基本成熟或已经成熟时期的事情。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本书内呢？

其实，这几篇论文探讨的问题是相通的，都是在敌强我弱，甚至双方力量悬殊的危急关头，面对的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论文的内容分别涉及前后相续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既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又有内在的一贯性，比较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一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很早在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鲜明地基本确定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社会经济构成、社会改革主张等，这是革命根据地与其他军事割据根本不同的地方。其他几篇论文考察了在不同环境下的革命力量，特别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怎样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或得到巩固。在这个过程中，都涉及如何准确估量周围环境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如何正确处理军事工作和民众运动的相互关系、如何机动灵活地应对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确保党的一元化的集中领导。这些问题都是在实践的探索中逐步明确起来并得到解决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不是关起门来独自苦思冥想所能产生的，而是完全来自实践中对周围客观实际情况所做的周密调查和正确分析，而且是经过若干曲折，包括对原已做出的部署做出必要的调整，实行新的尝试，从中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这个批评十分辛辣，又极为中肯。客观事物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常常有一定局限。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很难在很短时间内一次完成，甚至会因判断失误而遭到暂时或局部的挫折，只有投身到实践中去，经过反复的比较和盘算，同时多研究前人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才能使自己的认识逐步做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且有着普遍意义，才会形成真正可靠的理论创新，取得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就是前人实践的记录。看看先辈们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经过反复的摸索一步步形成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取得前人从未达到的创造性成果，无疑对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富有创新性的工作，也有所启示和助益。

（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本文根据《星火的启示》“前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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