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赞赏“写得好”的几份报告

曾  珺

谭震林（前排左一）等陪同毛泽东（前排中）、陈毅（前排右一）视察工作

报告，是公务活动中常用的一个文种。报告行文质量的高低，关乎阅批者能否全面了解情况、准确作出判断。毛泽东十分重视报告的写作，他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多篇调查报告就是其中的杰作。在下级呈送的报告中，能得到毛泽东肯定的，一定有着独到之处。本文从中选取几则，同读者一起品读这些优秀报告的内容，学习其行文方法和技巧。

“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

1949年9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给华东局并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从军事、城市、农村、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会师四个方面详细汇报了浙江省委5月至8月的工作。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军事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问题：

（1）江南的迅速解放，部队急于继续前进，处俘机构均落后在后方赶不上，地方又无相应政权组织。因此，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除一部分精干者补入部队外，大批的就地遣散，造成了成群结队沿途抢劫，危害人民很大，许多无法回家者则散落乡间成为散匪等。这是浙江匪特来源之一。如果我各野战军不为当时困难所屈，对俘虏不急即遣散，仍经过审讯过程有组织遣散，此害可免。（2）入浙各军均被连续作战所牵制，未能及时展开清剿，以致给保安团队、县区自卫队及某些未被全歼的残敌以喘息整顿的时机。七月，大军南去，残敌遂向我攻击，造成一时被动。如果当时能明确规定各军务必就地展开清剿，费力不大，匪特可以基本上消灭其成股部分。这对新区巩固作用甚大。（3）将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工作也做得不及时。浙江迟到八月份才开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使工作遭到了不少损失。在新区，依靠一支主力部队来整顿地方武装，清剿散匪，巩固政权，是不可少的步骤。

二、关于城市工作，报告作了如下汇报：

（1）进入城市第一件事就是金融和物价，省委及各市委、市政府除用一部分力量去处理伪币、银圆之外，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整理税收，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上去，这才能逐步解决金融和物价问题。浙江的税收和城乡关系，直到八月份才走向正轨。（2）职工工作，花的力量最大，但成绩不多，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缺乏做过工人工作的干部，加上开始不敢大胆放手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事前也未将干部集中训练一下，弄成了乱撞乱找，茫无头绪。经过七月份办工人训练班，才逐步使这一问题走向正轨。（3）对资本家的合作，抓得不紧，做得不够。到现在，资方对我怀疑尚未完全去掉。在劳资问题上，不懂得应先与工人群众商量，主要在内部进行工作，当资本家破坏时，就应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4）关于贸易公司、铁路、邮政、电话局、银行等企事业单位进入市场闹独立性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他们强调其直接系统，妨害了整个工作的进行。最好在一切工作未上轨道前，不要什么直接系统，一律通过当地党的领导。（5）关于恢复生产问题，开始是盲目地叫着恢复和发展生产，由于遇上淡月大部分生产停顿，加上粮荒严重，粮价突出采购价之上，曾使生产陷于困境。加上整个工作未围绕生产这个中心，因此直到八月份，生产才开始好转。（6）关于治安工作，杭州市反匪特斗争有成绩，主要经验是，大胆用敌方人，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政治上抓紧，使匪特活动得以事前破获;及时解决公安武装问题;大胆使用能吸收新事物、愿意埋头苦干、肯用脑子的干部去工作;整个保卫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7）关于接收工作，一般旧职员均能遵守初期原封不动听候接收的原则，因此接收工作可以有步骤地进行，但必须发给维持生活的用费。七月份后，因为财政困难草率遣散了一部分旧职员，影响不好。

三、关于农村工作，报告指出：

浙江农村群众是在大革命风暴中，正如干柴遇烈火之势，对我希望很高。初期，因我农村干部少，部队也怕讲错了话，只是宣传“约法八章”。加上当时对匪特未及时镇压，群众中发生了若干怀疑。从七月下半月开始，大批工作队下乡，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农村情况大变了。八月份开始在四百多个乡（占全省五分之一）发动群众，农民已普遍有反霸、减租减息的要求，老游擊区则要求土改。农村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有，南下干部不敢大胆放手让群众行动，害怕犯错误;不相信当地干部及青年学生，以为文化高的人就不纯洁等。这些问题，在七月份召开的各地委会议上才大体解决。

四、关于会师工作，报告认为：

为了这个问题，省委已经发了三个指示，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目前关键问题在于游击区的党及干部，大多是渡江前后发展的，党内不纯比较严重;而南下干部中，主要倾向是过分夸大了这一面，存在对当地干部不信任及某些狭隘观点。因此，在双方团结上还存在一定的隔阂，县以上领导机关中尚比较好，中下级干部中问题还比较严重，亟待克服。

浙江省委的这份报告，写得全面而深刻。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党和政府的工作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浙江省委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般性规律和经验，并形成一份完备翔实的报告，深为毛泽东所赞赏。10月7日，在认真阅读并作了修改后，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下批语：

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

浙江省委这一报告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浙江省委的这份报告，基本上涵盖了新解放区的各方面工作，毛泽东将其转发给相关党组织和部队参考自然在情理之中。除内容以外，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写法”也非常认同，认为“很新鲜”。就笔者分析来看，其原因有两点：一、报告言简意赅，没有官话、套话和闲话。在报告的开始部分，只用“谨将五、六、七、八四个月工作报告如下”一句短话引出正文。在报告内容中，就事论事，极力用最简洁的文字说清问题。在陈述完问题后，报告随之结束。二、报告实事求是，读来让人能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在这份报告中，讲问题、讲不足、讲解决问题的方法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这与一些名为“报告”实则是“工作成绩汇报”的报告相比，更加真实，更加接地气，读来更让人信服。

“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在大陆遗留和隐藏了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和旧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反动会道门相勾结，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捍卫胜利果實，在镇压特务、土匪、恶霸的同时，党和政府对反动会道门也进行了重点打击。在这场斗争中，山西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创造了典型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内形形色色的会道门多达150余种，拥有信徒100余万。其中，分布最广、道徒最多、危害最大的是“一贯道”。一贯道起源于清光绪年间，初名“东震堂”，是一个以迷信方式联系和掩盖起来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由于其势力大，国民政府时期便予以取缔，但效果甚微。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贯道已经发展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道徒数百万人。因此，要想彻底消灭省内的会道门，必须首先打掉一贯道。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赖若愚亲自挂帅，制订了周密而详细的取缔计划。1950年11月12日，山西全省境内一齐动手，对一贯道的领导机关、组织体系和群众基础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1年1月9日，赖若愚以中共山西省委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华北局并中共中央的《关于取缔“一贯道”工作的报告》，详细报告了这次斗争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成功经验、胜利成果。报告全文如下。

华北局并报中央：

这次综合报告，只写一个取缔一贯道的问题。

山西会道门历史长久，组织庞大，约有一百五十多种名称，百余万道徒。其中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为一贯道。其绝大多数道众，虽系被骗群众，领导核心则多属反革命分子，是我省社会治安上一大隐患。为了杜绝反革命活动，就必须取缔一贯道。所以，我们把彻底取缔一贯道，当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重大任务。

1948年，赖若愚（前左一）、陈漫远（前左二）陪同彭德怀到解放太原的前线榆次视察

取缔一贯道的工作，着手于一九四九年冬，经过一年的准备，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中旬才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全面取缔。按既定步骤，全省在同一天内，一齐下手，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二千零五十名，破获了密室暗道九十三处，搜出了大批反动文件证据，没收了道产、商店八十九处，粮食二千五百余万斤，金银元宝等也不少，给了一贯道的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目前，正在清查捕获的道首。同时，深入发动群众，展开揭发工作，办理村级小道首的登记、悔过及道徒之诉苦退道运动。

这次全面取缔工作，规模很大，做法稳当，秩序井然，没有造成恐怖，未生任何骚动。其原因有六：

（一）准备充分。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我们的准备工作整搞了一年。这个准备工作包括：（1）打入侦察，确切地掌握了一贯道组织、人物、活动、财产、联络等全面详情。（2）重点取缔试验。上半年，各县都搞了几个村，取得了具体经验。（3）不断的进行了宣传揭露。特别从六月“割蛋”谣言发生后，组织了对一贯道的宣传攻势，大大提醒了群众的警惕。（4）经过整风和党员训练班，批判了对一贯道的麻木不仁态度，清算了过去反一贯道中的滥捕乱打，刑讯逼供，不加分别的错误，端正了政策思想。（5）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堵塞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漏洞，剥夺了敌人活动的资本。凡此一切，都给全面取缔工作，准备了条件。

（二）动作一致。经过长期准备，全省范围同于十一月十二日，动手搜捕。十天内各地均按照予捕名单，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这种协同一致的动作，给了敌人一个迅雷不及掩耳，避免了顾此失彼的缺点，显示人民专政的威力，对群众是一大鼓舞，对反革命是一大镇压。集中力量，协同一致解决问题，又干脆，又彻底，影响也很大。

（三）宣传及时。这次全面取缔中，宣传鼓动工作搞得不坏。突出的有三点。第一，宣传方式多种多样。如群众会、民校、黑板、广播、小报、传话、秧歌、小调、大鼓、戏剧、幻灯、洋片、活人活事宣传、展览会等。第二，宣传内容一个时期有一个中心。根据取缔行动和群众思想变化而确定。如搜捕道首后，一部分群众有些不安。这时，便以讲解政府对一贯道的政策为中心，集中进行宣传，很快消除了某些群众的不安。人心安定后，不少群众怀疑一贯道是否反革命，这时，宣传内容便以揭露其反动性，破坏性为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些悔过道首轮村坦白;将搜出的反动证据，和掠索的财物搞展览会;破获密室的地方，组织群众参观，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很大。第三，宣传工作指导集中，统一由各级宣委会，研究各时期的思想变化，确定宣传中心内容。没有这一着，宣传工作便会流于无政府状态，没有战斗力，没有持续性，必将影响全面取缔工作。

（四）政策明确。这次取缔，未出很大偏差，原因是对下政策交代得较清楚。我们规定，凡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一律进行捕审，悔过彻底。无政治背景者，向群众坦白悔罪，教育释放。特务分子和顽固不化分子，才分别给予监禁或处死。对村级小道首，一律不捕扣，令其登记悔过，分别管制。对广大被骗道众，觉悟后自动声明退道，不加追究，严禁对他们捕打和侮辱。政策明白肯定，所以一有偏差（如多捕、错捕等），便及时纠正了。

（五）步骤稳当。取缔工作，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陷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对小道首教育训练，令其登记、悔过，分别情况给予管制。第三步，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组织领导道众诉苦、控告，在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这样，一步一步地搞，时间虽慢，但经验证明解决问题。反之，有些地方三步并为一步，或并为二步走，结果登记、退道流于形式主义。

（六）全党动员。这样大规模的取缔工作，只靠公安部门是不能完全担负了的。这次，我们是动员了全党力量去进行的。各级党委书记，亲自督促指导。所以，不论在搜捕时和宣传揭露上，各方面配合都较好。

上边说的也算些经验。不过，从这段取缔中看，问题也还是存在的。主要的有三点：

（一）对敌警惕性不够高，有些胜利冲昏头脑。表现在：（1）对漏捕的道首追捕不够。而跑了的还多数是有政治问题的。（2）对捕获的政治道首追审不夠。（3）对敌人反取缔活动警惕不够。如闻喜县捕获的三十个道首，经十天训练，即全部释放。结果，有不少是假悔过的。

（二）急性病。个别地方对小道首的登记和道众的退道，不愿按照预定的三个步骤作，将登记小道首和道众混在一起搞，模糊了道众和道首的区别。特别是不重视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单纯任务观点，以办理登记手续，统计退道人数为满足。

（三）对一贯道欺骗性方面揭露得很成功，但从政治上揭露其反动面貌，还差劲。

上述三个问题，已指示各地注意。

此次取缔工作，目的在于彻底打垮一贯道的组织，使一贯道三字在群众心目中变成一个可耻的丑恶的名词。至于群众无组织的迷信行为——烧香叩头等，即是长期的教育问题。

是否正确，请示。

中共山西省委

一月九日

毛泽东对山西省取缔一贯道的做法和成效非常满意。1月24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在这份报告上写下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

中央

一月廿四日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加之有山西省的经验作为参考，全国各地对一贯道及其他形式的会道门展开了深入取缔和消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55年，受到沉重打击的一贯道在中国内地几乎销声匿迹。这场斗争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开展，从1957年底开始，毛泽东等一部分领导人对经济发展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开始滋生急于求成的思想。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11个省市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强调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为此，毛泽东特别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问题，将其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由于毛泽东的号召，会后，各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7日，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图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与工业劳动模范王崇伦（中）和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左）交谈

进入1960年后，毛泽东重提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问题，希望以此继续实现“跃进”计划。从3月3日到25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示了四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1960年2月26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央呈送了一份本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汇报。报告说：

我省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连续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迅猛地开展起来。相比较过去，这次运动更为深入扎实，主要体现在：第一，运动的发展，有在原来的技术设备基础上从一般的改革进入全面技术改造的趋势。第二，已由推广单项的分散的先进经验，发展为系统的全面的先进经验配套，有计划、有领导、大规模、全面地加以推广。第三，不仅有一般的革新项目，而且开始向尖端科技进军。与此相联系，群众性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发展。第四，大搞综合利用，增产和节约原材料。

在运动中，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重视，应加以研究，使之继续发展。这些经验是：第一，这一运动既是生产运动，也是群众性的思想运动，是职工群众的自我改造运动。第二，许多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的结合更加密切，一些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厂内厂外“三结合”和全面大协作。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与当前的生产紧密结合，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以适应并促进群众运动的发展。第四，要从实际出发，贯彻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第五，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应该互相结合。根据当前运动发展的实际，我们提出了开展设备翻新、生产能力翻番的“双翻”运动口号，使这一运动同增产节约结合起来，向着更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到适当时机，还要着重进行巩固运动成果的工作。

3月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在这份报告上写下批语：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转发你们研究和参考。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委、市委及县委。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三日

“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地继续深入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1960年3月5日，全国总工会党组呈送给中央一份报告。报告中说：

最近全总召集上海、天津、沈阳、旅大（今大连市）、哈尔滨、太原、重庆七个城市和辽宁省总工会管生产的同志，座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感到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预示着我国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

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保证了今年一月份的开门红，为实现全年的“跃进”计划奠定了基础。目前，各市党委根据已有经验订出了今年的初步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均有大幅度提高，看来今年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奇迹的一年。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职工群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将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更加拥护和贯彻总路线。把这一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即向自动化半自动化方向迈进，将迅速改变我国技术落后的面貌。

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材料问题。所需材料主要靠自力更生，节约代用，不能占用生产材料。二、企业管理问题。在劳动组织、技术供应和设计、机械维修、规章制度等方面需要作相应改革，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三、工人教育问题。生产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后，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文化技术水平，需要进行教育，以适应新技术的需要。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这份报告批转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写下一段长长的批语：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港、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这个批语发出后，为原本已经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添了一把火。此后，各省的报告纷纷呈送上来。3月22日、3月25日，毛泽东又分别批示了鞍山市委、聂荣臻就广州和重庆两市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报告。

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对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益处是不言自明的。一些地方通过扎实推进这项工作，确实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受益頗丰。但由于当时处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这场运动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所谓的技术进步，不顾实际，盲目上马一些项目，耗费了大量资金和人力。一些地方大肆渲染微不足道的成果，号称“短时期内就出现了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进一步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风，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