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归国留学生的心路历程有何变化？

杨红运

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血与火、正义与强权之间的较量，也是中美双方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心理较量。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度和民族凝聚力，更使得该时期的归国学子“感到非常振奋，也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有研究者统计，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先后有1000余名海外学子回国。虽然“振奋”和“自豪”是海外学子回国后的心情，但又不足以概括回国前他们的矛盾、苦闷、孤独和迫切等复杂心情。

资料图 新华/TAKEFOTO

“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山河破碎，救亡图存和寻求富强的呼声激荡着一批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留学生是一支队伍小而影响大的重要的社会力量，不论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还是“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呐喊，都体现了他们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谋求社会变革的努力。抗战结束后，5000余名留学生抱着“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负笈海外、刻苦攻读。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留学生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国内很快平息了通货膨胀，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无不深受鼓舞。面对祖国的召唤，海外留学生抱着“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的激情，纷纷回国。然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亚洲的“冷战铁幕”悄然落下，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身在他乡的留学生也被卷入时代的漩涡中，不断地思考着去留问题，要“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该时期美国对留学生的打压与拉拢政策是留学生心中不得不权衡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由“拉拢摇摆”变为禁止回国，各地发生了监视我国留学生活动、收回一些留学生的护照，甚至对留学生（如钱学森等）进行恐吓、传讯和扣留拘捕等情况，有的被要求回答“共产党（中国）是不是应该出兵朝鲜”、“美国是不是有权利和义务出兵朝鲜”等尖锐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官方和民间又以优厚待遇、更好的深造或就业机会来争取中国留学生，例如有的留学生表示美国雇主曾以“改善”其“在美国的情况”和帮助其找到收入不菲的工资来拉拢自己；有的留学生称某大学校长希望他不要回国，劝告其不可轻易放弃“铁饭碗”。

不可否认，该时期美国的反共谣言和国内不实的消息也让部分留学生颇感担忧，例如袁随善、成莹犀回忆称：“美军侵朝，中国派出志愿军，香港多数报纸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说援朝的我军采用人海战术，死伤惨重……但由于我们对大陆情况不明，对反共宣传辨不出真伪，没敢回大陆探亲，就带仅两岁多的女儿到大洋洲度假，梦想找到‘桃花源’。”又如谢希德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也从别的地方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说：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楼自杀。这时，我在思想上也有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当然，去留之间的抉择很快就有了答案，大多数留学生认识到“惟有将个人的功业与人民的功业结合起来，意义才能长久。因为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的存在是短暂的，惟有人民才能长久发展下去”。

“将（美国）扣留我们回国的事公开化”

中国知识分子向以天下为己任，“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多少有点幼儿对母亲的孺慕之情”。即使受过多年西方的“民主”“自由”教育，萦绕在留学生心中的仍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和百废待兴，使得中央人民政府对争取留学生回国以缓和人才匮乏的现状更为迫切。新中国不仅通过中央教育部高教司、“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等组织统筹回国留学生的招待、工作和学习等事宜，还通过《人民日报》、留学人员亲友等极力争取留学生回国，例如1950年2月华罗庚发表了《归去来兮——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提出留学回国是为了“抉择真理”“国家民族”“为人民服务”和“个人出路”等，因此，不少留学生表示“归心似箭”，或绕道欧洲回国，或搭乘美国的欧洲商船回国，或奔走各方呼吁，经历了诸多艰难坎坷，正如当时美国移民局某官员对一位留学生的口头警告：“也许能有一千条路逃离美国，我劝你一条也不要试!”

不过，“一千条路逃离美国”的奇迹出现，却离不开集体力量的运作。

串联分散在美国各地的留学生，发挥集体力量，将美国阻挠留学生回国事件公开化，争取多方面同情和支持。该时期留学生不仅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等社会团体了解国内政策，营造回国舆论氛围，还以夏令营为掩护，联络更多期盼回国的留学生形成一个“回国共同体”，一位亲历者回忆称：“人也似乎复活了，在我最孤独的日子，我又找到了伙伴们。”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留学生积极设法向中国政府报告留美学生的现状、处境和心情，不断争取国际和美国国内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1954年，26名留学生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公开信，并转发给美国国务院、司法部以及国会议员，大意为“留学生长期离开家庭，有各种困难，急欲和家人团聚”，意在“将（美国）扣留我们回国的事公开化。这是一种勇敢的挑战、无情的揭发”，争取舆论同情和支持。

积极诉诸师友亲朋，群策群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在一起”感，“人与人之间和睦感的维持，在他们心中，比什么事物都占优先的地位。”身在他乡的留学生也善于“以柔克刚”，通过师友为自己回国创造机会。例如归国心切的李恒德，先是结识了已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的苏开明，再通过苏开明及其朋友认识了蒲爱达、窦乐士、伊斯莱、高乐宾等人。得到诸多外国友人的帮助，李觉得“肩膀宽了，胆子更壮了”，几乎把全副精力放到争取回国的活动中去，“即使我被抓起来，也一定会有人援救我”。又如谢希德能够绕道英国，也离不开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热情帮助，李以个人名义担保她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谢终于获得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这才得以离开美国、进入英国。

亲吻故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欲回国而受阻挠的留学生常有“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怎么熬过来了”的感慨，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留学生的归国之心。1950年后，广州、上海和武汉等地开始设立专门的机构热情招待回国留学生。新中国还颁布了《对接济国外留学人员返国旅费暂行办法》，对留学人员的接待、返国旅费和就业问题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同年，国庆大典，总理办公室让在北京的80余名回国留学生参加天安门观礼。踏上故土后受到的各种礼遇与尊重，使得留学生心中多日的阴霾一扫而光，顿感轻松、兴奋和自豪。

中共高层和解放军战士的亲切与热情，给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留美学生王德宝回忆，王想借道香港回大陆，第一站是广州，因担心需要入境证明，便给素未谋面的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写了一封信，叶剑英及时将其信转给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王很快得到了该委员会的中英文回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不需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读到这些内容，王感动得眼睛湿润了。又据留法学生黄其兴回忆，当他踏上故土时，有两位解放军战士迎了上来，看了他的留学生证明书后，马上向他敬军礼，紧握其手说：“黄先生，祖国欢迎您归来！”黄顿时热泪满面。

不仅如此，留学生回国后遇到的细微小事，也使其对民族自尊和民主实践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据留美学生林茂荪回忆，1950年7月，他所乘坐的轮船抵达塘沽时，尚未上岸，一些美国客人登上了该船，准备返回美国。船长和大副要求林一行人把行李搬到甲板上，试图将林等人的房间让给新来的客人，态度蛮横，不容林等人分辨。林便找到中国海关人员主持公道，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林称，回到新中国，他第一次体会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分量，体会到了五星红旗的威力。类似的事情，不能不让留学生回想起西方“民主”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矛盾，从而强化了对新中国的认同。例如留学生梅祖彦参加了几次新泽西地区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了解到美国黑人所受的歧视和迫害，“觉得美国社会也是充满了矛盾，也并不是我们仿效的榜样”。又据留学生王仁观察，一位从朝鲜回到美国的战俘声称他们在俘虏营生活很好，在饮食方面甚至可以和中国军官相同，后来该战俘受到了麦卡锡追随者的迫害，找不到工作，此事使王“对美国的‘民主’有了更切实的体会”。

从心理战的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改变了部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亲美、崇美和恐美的错误思想，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成了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主流。不畏强权和艰险的归国留学生，很快将其知识和才华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各项建设中，与国内民众合奏了一曲“青春无悔”的爱国主义乐章。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原标题：“归心似箭”）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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