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想象误区”

张曼菱

西南联大这些年来成为社会热点，“以文学想象写史”的作品大量流行，网络时代的“段子”具有传播优势，催生很多与历史脱节的任意发挥，是谓“想象的误区”。比如，“刘文典踢蒋介石”的事，并没有发生过（石慧庐《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但此类想象，很受网民青睐，因为凸显文人与政坛的矛盾，满足某种社会情绪。但是经不起推敲，一个饱学之士，先下脚踢人，这损坏的其实是刘文典的形象，而蒋介石居然容忍，也不符合其性格，美化了当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我以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三校联合办学”的想象误区，这涉及西南联大形成的一部大历史。

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张伯苓对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三校的合作从此亲密无间。这种交代轻描淡写，有点“软文”的风格，轻巧逗趣，可是与这段厚重的历史实情不相称，不能以此来涵盖长达九年的联合办学的过程。

我深信，一切学风乃至“人格”都植根于体制之中，所以有必要深究其奥。

三校都是名校，进入成熟期，有自己的学术高度和风格。抗战风烟陡起，而“联合”办学，共同利用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但并非“合并”。其中很多差异与鸿沟，需要弥合，绝不只是“校长个人关系”那么简单的事情。

张伯苓

联合的过程就是一场“战火中的人文整合”，其中多少心血、智慧与承当。有些事情我是在采访中逐渐感知的。如，当年的“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由三校组成，计有教师十一人，学生两百八十四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离开长沙，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昆明。在穿越山野的路途中，学生分成了小队，但带队的黄师岳团长并不要求师生们列队而行，都是按其体力，散漫而行，赶到目的地即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三校的师生们应该发生很多的结识交往，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步行团里的人们各守学校的界限，相互间是“不搭理”的。

采访吴征镒时，他回忆了与老师李继侗同行，采集植物标本。有时路遇闻一多等人，这三个清华教授是一起走的，在路边一同休息，也有照片。吴是清华助教，他没有谈到与学生或其他人的接触交往，显然活动范畴只在清华教师圈内。采访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冯钟豫时，我发现他们彼此根本没有留下印象。到昆明以后，任继愈与冯钟豫之妹冯钟芸恋爱结合，但两人都没有提及步行团时有过接触。

其他步行团成员，采访中也没有涉及与别校的老师同学“交叉接触”的事。可见当时“步行”中，不仅师生有别，学校更是各有“门槛”。当年那些学人们的癖性与清高，三校之间，人与人的关系，远不是我们后人想象的那样粗放简单。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任继愈对我说过，当时三校学生，一望便知是哪个学校的。北大学生很显眼，就是那种不修边幅，散散漫漫，高谈阔论的脾气；张伯苓校长要求南开人谦让，所以不会出头。而采访没有“名人之累”的校友，更真切入微。滇南余树声学长讲起一个细节：

我们在长沙上课，清华北大的按系别合并了。有一天，突然来了一批南开中学的直升生，大家都很惊愕，下来后就发牢骚了。

南开是一个体系，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是它的惯例。但进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在学历的资质认证上就发生了歧问。于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不满意，担心他们的“学历认证”发生混淆。学历的问题，到昆明后正式解决了。合情合理，足见管理者的智慧与原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发放不同的文凭，认定三校学生不同的“学历”。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成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度招考委员会”，正式统一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毕业可得到国立西南联大的文凭，如此完成了“学历与文凭的统一”。

可见在战火中坚持与打造一段文化教育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细致和理性的工程。

三校的联合，并非是“合并”，是合中有分的。“联大”的结构是奇特的，体现了三校的创新精神：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常委会决定：自一九三九年度起，本校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学系设备及课程之支配，均由系主任主持。常委会同时决定：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现有教师、设备为基础，依照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各校原有的研究院及所属的研究所、部，研究生奖学金等费用亦由三校自行拨发。

现在一些作品把西南联大写成了“大锅饭”，用现在的学校状况和人物关系来想象当年，有点想当然。

西南联大旧影

当一九九八年我开始采访时，西南联大的高层管理与策划人早已离世。几位参与者，施嘉炀院长是参与清华物资撤离的，中风不能言语。董树屏是亲自转移物资的，把他那一路说清楚了。杨业治是校歌委员会成员，把“校歌”说清楚了。被采访的其余教师没有参与校务。

在对大量学子的采访中，得到的信息都是“联合”的一面。统一招生，统一授课、考试与毕业，在学生眼中，这是一个大学，一个校园。但学生们是“联合”的受益者，不晓得其中的纷争。在教师与管理者的眼中，始终是三校。所以，观察西南联大的历史，一定要注意到这样的两面性。

我们今天对“分”的一面甚少了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三校的组织管理机构，诸如学校经费、租房子、教师薪水等，都是独立的，三校各自的编制九年来一直存在。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就记载了很多“合中有分”的情形。如，几次写发薪水时，清华总在前面，薪水也高于北大（清华有庚款，资金占优势），搞得北大教师也不稳，于是只有提薪。《日记》虽然没有写南开如何，但作为私立学校、没有政府拨款的南开，其实更困难。

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实体运转，必须构建一个很重要的框架，联合成立“教授资格论证会”。这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到昆明后，北大教员出于傲慢，鼓动郑天挺不参加这个联合性的资格论证会。但郑先生深知此为联合大局的重要环节，力挽狂澜，终于说服诸公，顺利成立教授资格论证会，保证了统一聘请教员的联大体制。教授议会，也是学校运转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些议会的记录现存于北大档案馆，是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一个重要程序。

抗战胜利之后，三个学校势必重新回到原来的体例，在学术上进行平等的竞争，各自必须保持住学术的优势，类似今天高校竞争的“博士点”。大家都明白，一朝北回，各还是各的学校。所以在“联合”中，各校都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平、学术制高点，这是心照不宣的。傅斯年就叮嘱再三，北大一定要保持住学术力量，在战后依然要占有领先的地位。郑天挺一直不肯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也是要继续自己的明清史研究，不愿意因为战时干杂事而耽误学术。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中华书局

今天人们津津乐道，认为西南联大在同一个校园里实现了学术的多样化。几位老师同时讲一门课，各说不一，结果是学生得到了最大的益处。他们不光是接受学问，也见识了“原来学问可以是多元的”，开阔眼界胸襟。这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大课堂，昙花一现，一去不返。

造成这个奇观的原因，虽然出于校长教师们的民主思想，但“联合讲课，分而治校”机制才是保障。这种罕见的课堂民主，一门课程有多位教师开课，不同的讲课风格与学术路径，是三个学校实体竞争造成的格局。

《日记》中有一段记录，闻一多要讲《楚辞》，罗庸也提出来要讲这门课。郑天挺与罗常培商议了这个事。后来就同意让他们同时开课了。闻、罗二人的研究方向、路径不一样。闻是“闯进来”的，他将考察到的民间方言和神巫大典纳入了对古代诗歌的诠释中，有新的思想活力。而罗庸一直在讲的，是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出发，有传统文化的厚度。此二人的背后分别是清华与北大，这种各据一方的背景，就决定了不能将他们中的一人取代另一人。联合办学的“背景”，决定了学风与讲课必须取“兼容并包”的格局。

理科也是如此。沈克琦回忆，在物理课中，各位先生有的偏重热力学，有的偏重电学，有的偏重粒子，都开出很多的参考书，让学生去深挖，这就叫作“开窗户”，可以各自发挥，各有倚重，并不是按照教学大纲照本宣科。

因为每一个系的主任由北大、清华轮流担任，所以不会只容许某一种讲授重点或方式出现在课堂上。教员们依然故我，所以体现的风格也五彩纷呈。

冯友兰在“碑文”里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外，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是有着深刻的不可复制的历史条件的。待到一九四五年西南联大结束使命，没有读完的学生则随校北归，相同院系的，可以在北大、清华中选择，而南开宣布不接收学生。至此，那种热气腾腾的学术态势就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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