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四渡赤水转兵入黔与遵义会议

周  军

大家好，咱们认识一下，我叫周军，笔名叫双石。我是一个草根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史。在这个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利用我在底层的便利条件搞这个工作，搞了大概三十年，其中二十年的功夫就花在考证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行军路线的问题，现在已经有成果。一个是《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详考》，一个是《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这两本书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论一下这个四渡赤水的问题。大概是二零零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叫做《毛泽东的神来之笔》的书。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更名为《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这里我有一个看法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四渡赤水”的这个称谓，大概是七十年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一般的称谓是“声东击西”，或者叫“黔滇转战”。但是，没有一个很全面性的、能够高度概括这一段时间这个作战情况的称谓。大概七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说过：“这个淮海战役呀，或者说其他什么都不算什么，因为那个四渡赤水才是平生得意之笔”，于是就开始用“四渡赤水”来概括这一段时间中央红军的战略机动。

但仅仅是以四渡赤水这个来涵盖这一段时间的军事行动，也有问题：

四渡赤水并不是以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个战略行动就算完成了。不是！这它实际上是个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从一渡赤水开始，到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然后西进滇东，最后突破金沙江。直到过了金沙江，这个战略行动才算告一段落。这一时间段战略行动，真正开始让红军长征中从被动变为主动，把尾追的敌军摆脱了，甩开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这个战略机动的全过程，我们叫它“四渡赤水”！原来用那个“转战黔滇”称谓，还不足以描绘它。因为后来红二、六军团也曾经“转战黔滇”来着，那你怎么跟中央红军这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分开来？所以说，后来在战史上就把它称作“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这是个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

这是一次非常传奇的战略大机动。

四渡赤水之前，中央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因为在离开中央苏区以后，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也就是“湘江之战”，打得非常惨烈。中央红军出发时是八万六千多人的大军，到了1935年1月底统计，还包括在在遵义附近“扩红”增加的数目，大概是三万七千多人，也就是说五万多人已经损失在路上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败。

在经历了这场严重失败以后，在湖南通道地区，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空虚的贵州前进。当然，现在史学界对于有没有“通道会议”还存在着争议。但不管有没有吧，就是在湘桂黔边地区，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东南。据当事人之一的李德回忆，这个建议是在中央红军经过西延山区的行军途中召开的一个“飞行会议”中提出来并被接受的——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做“通道转兵”，至于是不是完全准确无误我们暂时不去探究，但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改变方向进入黔东南，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进入黔东南以后就是“突破乌江”，中央红军从通道改变前进方向后，又在黔东南的黎平开了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第一次很正式地把从来就说一不二的洋顾问李德的意见给驳回了！决定：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突破乌江——要赶在国民党中央军之前，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地区。

当时国共双方的军队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向心并进：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有八个师，这八个师的兵力是沿湘黔大道从东向西，要赶在红军前头来拦击红军；而红军则赶在他们之前从东南向西北扑到乌江边，很顺利的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这个是1935年1月上旬的事情。

这个时候薛岳的中央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状态。蒋介石给他的命令是截击红军，但是他心里边想的、实际上也符合蒋介石的一种意图：就是“掠取黔政”。当时贵州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这位王家烈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是个小独立王国。蒋介石本来就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小独立王国一并解决。所以薛岳部队进入贵州后就长驱直入，置中央红军于不顾，直奔贵阳而去。提出的激励军心士气的口号，也是“不管匪窜方向如何，先于桂军进贵阳”——当时桂系部队也想来染指“黔政”，贵阳也是他们的抢占目标。而薛岳把贵阳抢占了以后，就开始打起这个“经营贵阳，掠取黔政”，把王家烈的势力驱除这样一个主意了。

于是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获得了一个极其短暂的休整时机。

在这个极其短暂的休整时间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遵义的柏辉章公馆召开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会议，这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长征史上的会议中，绝对的排名第一，肯定是头号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改组了党中央，而且初步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因此而重登前台，开始走上最高层的领导岗位。

我们在了解遵义会议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及其历史意义的同时，还要认识到：遵义会议实际上是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只讨论了半天，非常短的时间内讨论：我们到了这儿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按原来的计划——黎平会议的计划，是要在这儿建立根据地，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真正到了这个地方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南面和东面都是乌江，北面是长江，两条大江把你给夹住了，没有多少发展和回旋余地。另外这个地方比较穷，贵州原来叫做“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是个很穷很穷的地方。所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取得战略上的配合——这是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定。

这个建议是由朱老总、聂荣臻和刘伯承提出来的，他们三个都是四川人，都是傍着长江边长大的人。刘伯承还在川军中任过职，也是一员名将，他们对川情比较了解，他们认为川军内部矛盾派系比较多，装备也不行，打仗也不行，反正就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会议就根据他们建议，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与川东川北的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取得联系，获得战略上的相互策应与配合。

遵义会议通过这个决定只讨论了半天，然后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里，大家的劲儿都憋在后来形成的那个决议上，那就是初步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批判李德，批判当时第三次左倾路线主导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就是一个控诉会，所以大家在会上都群情激昂啊！一致要求不能让这位洋顾问再指挥了。然后周恩来提议，要要让在实际斗争中、实际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同志来领导战争，当然指的是毛泽东。这个问题大家就附议了，于是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他为常委，让他进一步走上前台。

但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决定毛泽东为首。

实际上，把毛泽东推入政治局常委以后，接下来还有对于遵义会议决定的补充事项。这就是在四川石坝乡召开了一个“鸡鸣三省会议”决定的事项。“鸡鸣三省会议”主要事项就是党中央的前任总负责向新任总负责张闻天交权，把印啊文件啊印章文件都办理移交，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局的分工。政治局的分工是这样的：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就是这个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心由周恩来来下，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帮助者——以常委的身份帮助周恩来同志。

这个决定的前头有很多很多故事，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这种提议实际上是第二次提出来了。第一次提出这种格局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要求毛泽东下台，毛泽东不再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离开前线指挥岗位。当时周恩来也是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我来负责，然后毛泽东同志协助我，他留在前线协助我；或者，毛泽东同志负责，我在前方监督他执行这个中央路线。当时毛泽东都拒绝了，毛泽东说我既然那么不受信任，我就不在前方呆着了。他实际上就是辞了职，回后方专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而在这次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提出了这种格局，而这一次，毛泽东接受了。

因为遵义会议会上会下酝酿讨论的时候，毛泽东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领导不要改变，应该由张闻天同志来负责一段时间。毛泽东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是共产国际认可的，而现在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自主作出了决定，这个可能以后还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所以他认为自己还不能出来提这个口袋，还是由张闻天同志负责。自己就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

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受了这种领导格局，为什么这个时候接受了呢？

这个时候两点不一样：

第一点，大家认识不一样。宁都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是少数。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不认可毛泽东的这种方法。但是现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特别是经过湘江失败后，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周恩来他们这些人都意识到了。所以说周恩来后来是心悦诚服的把这个指挥权实际上委托给毛泽东了！原来的“周毛体制”，就逐渐过渡到了“毛周体制”。毛泽东在这次进入最高领导层，到达陕北以后正式走到前台，就是众望所归。“万众欢呼毛主席”那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他能挽救危局。

第二点，毛泽东自己也在失败和挫折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了。越来越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团结与自己意见和主张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阐示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越来越注意“求大同，存小异”，越来越善于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变成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意见”——把“我的意见”，变成“我们的意见”。

——这在后来也变成了共产党人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优良作风：集体永远在个人之上！个人智慧只有在融入团队之中，转化为集体的意志，依靠团队和阶级的力量，才能置换出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效果，才能展现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巨大作用！

后来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写道：

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山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遵义会议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军内还没有正式的领导地位，他只是个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既不是主席，也不是副主席，在政治局里头就是一名常委。在政治局常委分工里头也没有直接委托他负责军事。但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明确了：他是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名义。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马上就决定北渡长江，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然后穿越川西平原地区，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当时就准备这样干了。会议后对红四方面军也有个指示，就是同意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但这个北渡长江计划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计划开始都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在什么都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先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对是错，有没有问题？实践来检验。

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新起点。但具体地说，他的第一个决议看来不是那么正确，对敌军的估量是有错误的。因为提出这个建议的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他们离开四川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知道现在四川军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土城失利与一渡赤水

四川军阀原来是派系林立，各自成邦国，但现在不同了，刘湘已经初步地把川政统一起来了，它实际上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军阀。就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王家烈，那都没法跟他比，龙云也没法跟他比。他军事力量最强大，有海陆空军，他有个航空队，长江上还有舰队，他自己有兵工厂，自己造武器。他那个力量是很强的。他看得很清楚：你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首先就威胁到他自己——他屁股底下坐着川西平原这个粮仓——当时因为西康地区不属于四川，所以说就把那个地方叫川西平原，严格说应该叫川中平原，现在叫成都平原。那个是四川的粮仓，天府之国，丰野饶沃，如果共产党要在这个地方生根的话，就相当于把刘湘的饭碗抢走，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的。

刘湘预见到中央红军可能要从这儿北渡长江，就开始排兵布阵，积极准备防堵。

红军北渡长江的第一步目标就是先从土城向北进取，夺取赤水和合江。

这个赤水它有几个含义，一个是赤水河，就是从镇雄发源直接汇入长江一条河。另外呢，这片区域还有两个地名也叫赤水，一个地名就是现在赤水市当时叫赤水县；还有一个四川叙永的赤水河镇，双方电报中也经常出现赤水和赤水河，所以你要分辨，这个地名要分清楚。

中央红军当时的计划是把赤水县城和合川县城拿下，拿下以后就北渡长江，当时就奔那儿去了，去了以后就跟川军遭遇了。这一场遭遇战是中央红军没有料到的。当时川军出动了最精锐的部队：一个教导师和一个模范师，是刘湘最精锐的部队。他把这两支精锐部队都派出来，准备迎头堵截中央红军入川的道路。

刘湘有一个宗旨：我们要把这个战争推到省外去打，不能在四川打。

当时教导师有个旅长叫郭勋祺，这个人也比较传奇，他是一个军阀部队旅长，但是他跟共产党方面的像刘伯承、陈毅、朱德等，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是同情共产党的，算是左派。后来杨森、刘湘搜捕共产党的时候，他又买船票把朱德，把陈毅送走。这个人比较亲共，刘湘也知道他亲共！为什么要派他去呢？就知道他有“亲共”有这个情结，意思就是让他自己把握分寸。不要跟共产党硬杠，打得太伤元气，大家都伤亡一大堆。但是也不能让共产党进四川，你要把握住把共产党挡在四川之外这个分寸！绝不能让共产党进四川！只要不破这个底线，就不要跟他硬打，他也不希望硬拼，跟共产党打的血肉模糊的。郭勋祺出发前，刘湘是给他面授了这个“机宜”的。

中央红军当时那个势头很猛，他们占领了土城后先派出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分别去抢占赤水和合江。这个时候郭勋祺就撵上来了，他带着两个旅，一个自己的第三旅，一个是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他们抢在本来跟在中央红军后头模范师廖泽旅的前头，先一步进到土城东南的青杠坡地域——青杠坡现在建了一个碑，土城战斗纪念碑就在那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他追得那么紧，就准备在青杠坡这个地方打他一个伏击，部署以红三、红五军团在青杠坡两翼伏击，歼灭尾随的川军——当时他们不知道这是郭勋祺，还以为是廖泽那个旅跟上来了。认为廖旅不过三个团，我们红三、五军团有五六个团还有个军委干部团，可以把它吃掉。

然后一军团、九军团就分别继续沿赤水河、习水河上行，准备去攻打赤水和合江两座县城。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两路红军都遭到了挫折。我们现在说土城战役，如果使用“战役”的概念，它就不仅仅是在青杠坡。这个战场的范围很大，分为北战场和南战场：南战场就是青杠坡，北战场实际上有三处：一个是红二师的复兴场，就是赤水城以南大概十几公里有个地方叫复兴场；一个是红一师的黄陂洞——在旺隆场以北，红一军团的部队在这两个地方都跟川军打成僵持。还有一个战场是红九军团箭滩-官渡。习水河畔有个地名叫官渡，这个名字与三国里头那个著名的“官渡”之战中的那个官渡重名。这个官渡当时是习水县城，现在属于赤水市。红九军团在官渡前边不远处的箭滩也与川军也遭遇了，两边势均力敌，都打成了僵局。当时都没想到川军有那么厉害，原来想的川军部队应该跟贵州的王家烈的部队一样，很不经打，刺刀也不敢拼。结果一打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两股川军都很精锐，人多势众火力猛啊。

与此同时，屁股后头就在土城青杠坡那个地方，跟郭勋祺、潘佐两个旅也打响了。这股川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川军将领自己回忆，当时郭勋祺那个部队是川军最好的装备。他一个连有三个冲锋枪班，冲锋枪就是那个汤姆森——川造汤姆森，还有三个步枪班，三个小炮班，小炮就是那个50MM掷弹筒，这个对红军威胁也很大。

双方一交手，红军就发现这个敌人非同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双方打得难分难解。这个时候毛泽东等就急令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赶快回援土城。红一军团本来在复兴场、黄陂洞就受挫了，马上就往回撤。红军的徒步机动能力很强，林彪率一军团回来就是一百二十里，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一百二十里啊！赶回土城以后参加青杠坡战斗，把局面稳住了。

这个时候青杠坡那个仗正打得惊险，川军已突破红军防线，距离红军前敌指挥所——就是“前指”，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已经没几步路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在那儿指挥，敌人已经离他不到几百米远了。于是毛泽东等急调军委干部团上去，干部团上去才把川军冲垮。军委干部团装备也很好，干部团有不少“柏克门”手提机枪——当时叫“花机关”，“花机关”上去一扫扫倒一大片。干部团那个行头很漂亮，在中央红军算最漂亮的，都是戴钢盔的。你在哪个电视剧里看到过戴钢盔的红军嘛，印着红星的钢盔，行头非常整齐。当时川军都吓了一跳，他们当时还以为是那个中央军增援上来了——川军没得这种行头。结果干部团上来就是一顿冲锋枪，把川军给赶了下去。陈光、刘亚楼再率红二师一参战，又夺回了几个重要阵地，川军又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于是战局就成僵持状态了。

僵持的时候，遵义会议那个决议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改变领导班子的决议的作用就起来了。这时候毛泽东就建议说咱不打了啊，既然那么难打，另外敌人那个后续部队还在不断的来，我们如果在这儿继续打下去，可能就在这儿被敌人合围了，那我们就选择放弃，实际上打不下去的时候选择放弃也是一种决心。李德的指挥就是不懂得放弃，该放弃的时候不放弃，硬着头皮往上闯，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指挥方式。

土城之战时中央红军方面也出了些问题，情报有问题。实际上中央红军的情报一直都非常准，军委有一个破译班子叫二局，是专门破译敌人电报的。这个班子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非常神奇。破译班子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建立的，工作一直很有成效。敌人的情报都基本上准确掌握了。长征中间的情报他们都有准确的掌握，但是光有准确的情报而没有的出色的指挥，同样一个情报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比如第五次反“围剿”，情报同样也准确，照样打败仗。

中央红军这次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情报又出了一点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了？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时，有三天调整电台，这个期间。我估计川军全局的调动情况他们没有掌握住。对追兵的情况他们是大致清楚的，这个嘛，当时的电报都说得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准确的。战斗打响那天说了今天有敌人四个团，还有四个团明日或者后日有赶到之可能，结果第二天就有7个团的敌人参战。所以说就这个土城之战失利主要还不是在情报上，具体的情报还是算准确的。当然敌人整体部署的情报可能差了一步，但具体的情报很准确。之所以出了问题，主要原因还不是情报，而是对川军的基本状况缺乏认知和了解。

土城之战我们一直认为是败仗，为什么呢？土城战斗如果光算人头账的话，还不算太吃亏，基本上算是平分秋色吧，甚至川军还略占下风。但仗打得是不是吃亏主要还不是看人头账。如果光算人头账，那么对川军而言也不是一场胜仗。但川军落实了“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所以说对他们而言还是得利了。战争中得利还是失分，主要看你的意图达没达到。你的意图是北渡长江，你还没走到江边呢，你就在这儿就被人家纠缠住了，你付出的伤亡也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称它是个败仗，是失利战斗。现在这个对土城战斗的这个伤亡的各说不一，各种说法比较多，几万都出来了，那不可能的！甭说几万不可能，五六千都不可能啊。我现在根据这双方的资料掌握的情况看，川军在土城附近，包括黄陂洞、复兴场、箭滩、官渡，加起来伤亡可能有两千多人（川军上报的数字是三千余人），中央红军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中央红军在黔北“扩红”扩了一批人。黔北那个地方有点特殊，就跟我们当时川北也差不多，就是都吸大烟，干活的都是妇女，这个鸦片很害人的。黔北参军的群众好多都有鸦片烟瘾，当时这批兵员编成新兵连，先戒他们的烟瘾。这个有一个过程，当时的红军在长途行军中不具备这种改造他们这种恶习的条件。所以说这些人一旦烟瘾犯了就跑，跑得相当多。当年在黔北地区“扩红”扩了五千多人，但最后到了陕北的这个红军长征队伍里头，黔北籍的战士基本上找不着，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跑了散了。

当然也有在黔北参军走完了长征的，但却不是黔北籍的，比如有一个叫黄忠诚的原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当年是一个到贵州来打工的湖南伢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打工仔”。他就是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在泗渡站开完会刷标语问路的时候“扩”来的“红”——当时每一个人都是分配了宣传任务的，你要去宣传，你要去刷标语，你要去“扩红”，反正什么都给你派到头上来了。首长也不例外，都分派任务的。张云逸他提个浆糊筒。上街贴标语，碰到一个小伙子，张云逸向他问路，小伙子就跟他聊起来了，聊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小伙子给“扩红”了。这个人就参军了，一直走到陕北，后来当了南海舰队副司令。建国后授衔少将，叫黄忠诚——黄忠诚，真忠诚。

仗打得不好，毛泽东建议不打了。不打了又咋办？往哪里去？毛泽东说现在除了西面敌人还少以外，东、南、北敌人都赶来，那我们就西渡赤水河，往西边走！这就是“一渡赤水”，我们先渡过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当时命令上写的也是“寻求新的机动”。

这就是我们下一辑要讲的内容。

二渡赤水与桐遵大捷

上一辑我们讲到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这个决议是在土城做出的。当时开了个会，那个会也没什么记录。就是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周恩来他们那几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他们那几个就开了一个短会，也没吵架——以往这种时候经常要吵架。决定马上就撤，然后就分了一下工，各自监督部队，把那个什么X光机呀、重机枪呀，山炮呀都拆的拆，扔的扔，扔到赤水河里——川军进土城的时候就捞起来一门山炮，没瞄准镜，没炮闩的山炮，就觉得共军跑得很仓促。实际上是故意扔那儿的，因为炮弹已经打光了，带也带不走，只好扔了。要说仓促，也没说错，的确很仓促。

然后中央红军就西渡赤水河，西渡赤水河以后开始向西转移。

西渡赤水河的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因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所以也没有什么准确的说法。但是有一点还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本来准备在这儿北渡长江，但是没成功，那就换一个地方北渡长江。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西渡赤水河以后，到叙永、古宋、兴文这些地方去，到这些地方，仍然可以从宜宾和泸州之间，在靠拢宜宾附近找地方北渡长江。

当时的思路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行，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去实现我们的意图。

所以当时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西转移。其中一路就是红一军团主力，他们包围了叙永县城，准备把这个县城打下来，打了以后准备继续往长江边上去。但这个情况马上就被刘湘掌握了，刘湘那个电报里头就说，“共匪有从叙（永）（古）宋上犯之样”——当时有个县叫古宋县，解放后撤销了，分划给古蔺、兴文。

中央红军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图。

结果叙永县城也没打下来，因为川军已经在那儿有一个团，而且还有几个团的部队正向这个地方围过来。军委二局也截获了刘湘的这个电报，于是决定继续向西转移。继续向西转移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这个也不难判断，那就是既然在这儿长江还过不成，那我们就去抢横江——金沙江和赤水河之间还有一条江叫横江，就在宜宾附近。抢过横江，再在昭通、鲁甸、大关地域找个合适的地点抢渡金沙江。比如当年云南的巧家县有个渡口叫米粮坝，现在是巧家县城，石达开的太平军就是在这里渡过的金沙江。

当时，林彪带着那个红一军团就跑得特别快，跑在最前头。川军呢，实际上对红军这个意图也比较清楚。蒋介石当然也不是个傻蛋，他一直就挂着金沙江这根弦儿！他一直就认为共产党如果长江过不成，黔北呆不住，就一定会去渡金沙江。所以他这个时候对金沙江方面就扯响警报，驱动川军一边平行追击——在中央红军的北侧平行追击，一边派出部队与滇军合力，在横江拦住中央红军的去路。同时又督促云南军阀龙云在中央红军南侧施压。龙云派了三个旅滇军部队也赶来了，负责在川滇黔边拦堵阻截中央红军。滇军这三个旅的战斗力很强，他们是法国装备——当时那些个军阀部队各有各的军火商，龙云的军火商是法国的。滇军这三个旅的机关枪也很多，他一个连当时有三挺哈奇凯斯机关枪，这个档次连不少中央军部队都比不了。

乌江以北的中央军，也派出了周浑元纵队的两三个师，隔着一条赤水河在中央红军南侧平行跟进追击。王家烈的黔军就在中央红军屁股后头，负责断后。

蒋介石的意图是：在川滇黔交界这个地方——就是以威信为中心的地域内，聚歼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川军贴的非常紧，川军当时派出两个旅在前方的横江拦头，还有三个旅跟红军平行追击；中央军从赤水河南也在跟追。于是中央在“石厢子会议”——也就是“鸡鸣三省会议”上，又不断地讨论行动方针问题。

从四川的石坝乡向威信转移的这几天的行军途中，中央就不断的开会讨论。

为什么是“不断”开会讨论呢！因为所谓“鸡鸣三省会议”是一个在行军中不断召开的会议，从四川叙永的石坝乡，一直开到云南威信的大河滩，主要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跟敌人赛跑，去抢金沙江？现在前头有人堵，两边有人追，大家都处于赛跑状态，那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战争竞技与体育竞赛有所不同，并不是说处于赛跑状态的你头一个闯线就有裁判给你举牌子亮分宣布你是胜利者了，你闯线以后哪怕是累得瘫倒在地也没人能动摇你胜利者的地位了。战争竞技争的是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越大，你能掌控战争的主动权才越大，你才能有你胜利者的地位。挨着金沙江不算胜利，能够充分利用抢来的“时间差”渡过金沙江才算真正得分又得利的胜利者！没得哪个裁判来给你举牌子亮分，你得自己完成了你的目标向对手举牌子亮分！

“鸡鸣三省”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在敌人前头堵，两侧追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跟敌人赛跑是得不到便宜的，也很难有胜算。那么我们干脆转个弯儿，改向云南境内的镇雄前进，经过镇雄再入黔西，摆脱敌人追兵，打到敌人后方——镇雄是威信的南邻，出镇雄就可以杀往黔西。

但是这个决定刚做出来第二天就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第二天就得到情报，滇军孙渡纵队从镇雄那边上来了，已经与中央红军右侧跟追的川军对中央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把中央红军从被动态势解脱了。

毛泽东就说：我们杀个回马枪，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现在我们左右两则都有敌人在夹击，前头还有敌人在堵截，他们的劲儿都卯得足足的，都认定我们要一路向西去抢横江、金沙江！正好后方空虚，只剩一个王家烈，我们就利用和加强他们的这种感觉，干脆踩个急刹车，掉过头来回马一枪，杀回黔北去！

这个建议立刻就被接受了！

193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回师，二渡赤水，抢占遵义。

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央红军在这个阶段中的作战中，从被动转入主动的一个标志！

这盘棋一下就变成了活棋！就象踢足球一样，我正带球向球门而去，对方都在前头堵两则绊，

我现在突然回过头来，带球往另一个方向去，先让对方傻一傻眼，然后我再找机会……

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威信，沿原路返回，奔赤水河西岸而去，要东渡赤水。

这就是二渡赤水。东渡赤水干嘛呢？根据侦悉的情况：黔北只有王家烈的部队，这是个软柿子，我们正好捡这个软柿子捏一把！现在川、滇军都在前堵侧追，中央军周辉元纵队、吴奇伟纵队也正从乌江南岸过要跟进，都在朝川滇黔边这个地方使劲儿，我们正好去打他的空档……

的确是这样，当时川滇敌军都还在做那个在威信地区聚歼中央红军的美梦，蒋介石认为自己这回是算无遗策了，见天儿催促、驱动各路部队向威信地域合围。一直到2月14日，中央红军都已经快走到赤水河边的时候，国民党那边才有人反应过来：“共匪”杀了回马枪……

2月14日那天，刘湘的主将潘文华最先发出报告：红军已东进——他前几天刚向蒋介石和刘湘报告“川境已无匪踪”，话音儿还没落地哩！

于是他本能的反应也是踩刹车，掉回头。但当他把这个头掉过来的时候，红军已经过赤水河了！

这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以来，第一次从敌人手中抠出了一个主动权——一个有三至四天时间差的主动权，也是头一次抢在了敌人的研判之前，获得了一个宝贵并可以充分利用的时机。

中央红军一过赤水河，就直扑桐梓。桐梓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夜郎国——蚂蚁缘槐夸大国嘛，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两边的标语上还能见着“建设新的夜郎国”的口号。桐梓是当年川黔大道上的要冲（现在是川渝公路）。红军拿下桐梓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战斗，轻松就得了手。

拿下桐梓以后，红军就直奔娄山关，要夺取遵义。

而这个时候，川军和滇军还在川滇黔边的威信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川黔滇边交界地区各有各的归属，滇军就认为这个地方属滇省，你川军就不该来；川军就说“剿共”嘛，要“不分畛域”，你可以来，我也可以来噻……

就在他们吵嘴那功夫，红军已经到了赤水河东边来了，占领了桐梓，正直扑娄山关。

中央红军在娄山关这里跟黔军打了一仗，因为是天险——这是个咽喉要隘，地势比较险要，红三军团在这里打得并不轻松，甚至还跟从来不敢拼刺刀的黔军打了一场白刃战，从下午打到晚上，才拿下了这个关隘。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从这里路过时，在胸中草成了一篇很精彩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词中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指的就是娄山关。娄山关海拔高度不算高，也就一千多米，但的确是黔北的一个锁钥要冲，这个要隘一拿下来，遵义城就在眼前了。

打下娄山关以后，中央红军片刻也不停息，马上就直扑遵义。

——从敌人手中硬抠出来的这个三到四天的主动权是有边界的，必须抓紧和利用之扩大之：抢在从乌江过来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之前拿下遵义，否则这个有限的主动权很可能就会瞬间易手。

毕竟对手的本钱要雄厚得多。

夺取遵义比较轻松，娄山关一拿下，王家烈的部队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刚一进抵城下，城中已乱作一团，红军进城基本上没费什么手脚，很快就在城头树起了红旗。这个时间，刚好抢在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兵临遵义城下之前几个小时。

中央红军先一步就把那个遵义拿下来之后，马上转攻为守，准备打击中央军。

中央军吴奇伟的部队在中央苏区跟中央红军是交过手，他也知道“朱毛”这池水不是浅水是深水，搞不好一脚插进去就浮不起来了。所以他比较小心，在率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一部到遵义城南的忠庄铺后，并没有理睬赶来求援的王家烈“立即进攻遵义”的忽悠，派人到遵义城下去侦察情况。派去的人一看遵义城头都遍插红旗了，赶紧跑回来报告了吴奇伟。吴奇伟就更不敢轻出冒进了。

于是吴奇伟就在忠庄铺等，等他的部队上来完成集结。

28日上午，吴奇伟纵队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进抵忠庄铺，吴奇伟的胆儿开始壮了起来。开始放胆向遵义进攻。红三军团部队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带顽强阻击韩汉英部的进攻，仗打得非常激烈。刘湘也派出飞机前来助阵，将红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老鸦山也一度失守，彭德怀急令军委干部团加入战斗，又夺回了老鸦山。

与此同时，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遵义南门悄然而出，向忠庄铺的吴奇伟纵队部迂回包抄，直取敌军老巢，一抄进去就把吴奇伟打得乱作一团。军委二局也将相关敌情报告军委：欧震、周浑元两敌十日内断无增援可能。朱德总司令随即通报各部，放手大打，勿需顾虑，坚决拿下吴奇伟。

这个时候，欧震第九十二师还在乌江南岸，周浑元纵队的第五、第九十六师在毕节踩了“急刹车”后正在回头的路上，刚过了乌江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也被支向仁怀去堵截东渡赤水的中央红军——慢了半拍扑了个空。都无法来增援吴奇伟。

万般无奈的吴奇伟只能选择撤退——也就是逃跑，请示薛岳，薛岳说你要撤可以，但不能过乌江。吴奇伟急令撤退，却又没有通知正在遵义城下正跟红三军团硬扛的韩汉英。他此前给韩汉英的命令是继续跟红军硬扛，等等后续部队上来转移形势。结果傻呆呆严守命令的韩汉英被断了后路，几乎被全歼。

吴奇伟带着第九十三师唐云山的残部一逃跑起来就刹不住车，部队完全失去掌握，跑到刀靶水的时候，汽车也丢了。堂堂北伐名将吴奇伟一屁股坐地上就哭：哎呀，我今天只有死这儿了。左右赶紧把他扶着搀着继续逃跑。好容易才从原来架设的乌江浮桥上过了江……

然而队伍跑到乌江边上时，根本就刹不住车，大家一拥而上挤上浮桥，浮桥不堪重负，摆来荡去，终于断作两截，已经上桥的千余官兵都落入江中……

吴奇伟号称“爱兵如子”的“吴阿婆”，目睹此惨景不由地以手掩面，不忍相看。

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捷也是唯一个大捷——桐遵大捷，把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打成残废——一个几乎被全歼，一个被完全击溃。这支当年的“北伐铁军”被红军撵得象赶鸭子一样。

这就是二渡赤水，从敌人手中硬抠出来的三到四天的主动权被充分利用，取得了大胜利。

这一下就把士气振奋起来了：当时缴了三千多支枪，几十挺轻重机关枪，还有很多军用物资和粮食。当时中共中央就准备改变一下北渡长江这个计划：北渡长江计划我们实现不了，实现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干脆就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在这个地区机动作战，建立川滇黔根据地。当时提的这个口号就是“赤化川滇黔”“赤化云贵川”。所以准备再接再厉，在这个地方再打一次胜仗，然后建立根据地——暂且把这个北渡长江计划放下，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建立根据地。

于是又开始酝酿：打谁呢？

长干徘徊与三渡赤水

第一个选择是打周浑元纵队——当时周部各师正在茅台镇附近，如果把这几个师的敌人拿下，那么这个就地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很可能实现。当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为实现这个主意，中央红军首先令红九军团作出向乌江以东转移的架势，显示出要东渡乌江去湘西会合贺龙、肖克的意图。

蒋介石也很担忧中央红军东去会合贺龙、肖克，于是下令周纵队和吴纵队残部一起向东追击红军。中央红军在侦悉了敌人的这个意图后，就准备在长干山、枫香坝以预期遭遇姿态伏击周浑元纵队。什么都准备好了，部队也开始向预伏地域运动。侦悉的情报也是蒋介石严令周纵队向东坛，追击红军。看起来这一仗就是一个十拿九稳的谋划。

结果这事儿还是黄了。

为什么黄了呢？因为蒋介石他有一个红军没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横空登场了呢？

——航空侦察。

当时国民党军在装备方面的确占有优势，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航空侦察。蒋介石他有飞机，航空侦察能够瞅见在地面瞅不到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航空侦察啊，国民党军情报的灵敏程度是远远不及中央红军的。

航空侦察这个东西有点厉害，这个东西有时候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就在蒋介石刚发出让周浑元东追红军那道命令之后，他又得到航空侦察报告：发现中央红军正在向枫香坝、长干山两翼运动。蒋介石马上就慌了，他立刻知道红军这是想干什么了。于是急令周浑元停止前进，就地取守势。

这个是蒋介石在整个四渡赤水作战中下达得最及时也最准确的一个命令。

于是周浑元立即就踩了刹车，跟着往后缩，缩到了桑树湾、坛厂、中枢、茅台一带。中央红军白伏击了，没打着。这个就是航空侦察帮的忙，这个是蒋介石下达的最正确的一个命令啊！

没打着又该怎么办呢？中央就开会。怎么办呢？当时就有人提议：打不了周浑元我们就打王家烈，王家烈有差不多一个师的部队在打鼓新场——就是现在金沙县城。黔军是“九响棒棒”，不经打。这个建议是林彪、聂荣臻提出来的：我们找王家烈发洋财吧。

他们提出的是一个“红一、三军团相互配合奔袭打鼓新场”的计划，这个作战计划比较大胆：用三天时间向西奔袭打鼓新场。因为在突破乌江前的猴场会议曾经废除李德他们老的那个三人团的指挥权。而现在新中央怎么指挥作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接任博古任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又是个比较端方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对军事指挥也不内行，他当时就觉得应该民主决策，要广泛的实行民主。于是找了二十多个人来开会，这二十多个人都是军师一级的干部，又刚取得了桐遵大捷。每个人心气都很高——打了胜仗就容易轻敌，打了败仗呢就容易悲观，这个是一般的普遍规律。

这个时候大家心气很高，觉得我们刚把那个吴奇伟打了，现在打王家烈还有什么问题？于是人人都撸胳膊挽袖子，人人都是一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的状态。这会上就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那就是刚被任命为前敌指挥部政委的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的一个特点就是战场视野很宽，他说出的依据基本上可以要归纳为两点：

一个是王家烈在打鼓新场盘踞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工事已经做好，我们去打他，估计要攻坚。这个嘛，非我所长。另一个更重要的是：打鼓新场虽然只有王家烈，但在毕节、黔西有滇军的部队，我们向打鼓新场运动的这几天里，黔西的滇军也差不多能赶到，我们面对的敌人就不止一个王家烈了。这个不可小觑，一旦打起来可能陷入被动，所以我认为不能打。

这个在会议上就争论不下了。

于是就表决，表决的结果是一票对二十多票。

张闻天就说那就少数服从多数，打吧。毛泽东就说如果这样，我作为前敌政委不能负这个责。张闻天说你辞就辞吧。散会后，毛泽东回去睡不着觉，觉得这个事关重大，不能听之任之，大半夜又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再作计议……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比较戏剧性的一幕。

这个时候二局送来一个情报，他们刚破译的敌电。这个情报证实毛泽东的判断：黔军正在收缩，滇军正在赶来。反正吧，跟毛泽东预判的是一样的。

然后就毛泽东就说服周恩来，收回了“打”的命令。

后来这桩公案也吵了很久，现在敌我双方的资料已经逐渐公开，我把蒋介石的这几天的日记、电报和敌人方面这几天部署状况都找来看了一下。当时蒋介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央红军不是往东就是往西，往东是去会合贺龙、肖克，往西就是去抢金沙江。他们如果从这个仁怀附近地区往西去，那就一定是去抢金沙江。

这跟我们长期以来的认知不一样：蒋介石一直绷着金沙江这根弦的。不像后来的有些宣传文字说的：毛泽东把蒋介石给骗了，在做了许多假动作后出乎蒋介石意料就把金沙江抢着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共产党要去抢金沙江，蒋介石一点都不意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就该去抢金沙江。所以蒋介石就划了一个底线：如果中央红军西去，那就是要去抢金沙江。如此，那么王家烈也好，周浑元也好，就是分别从两翼夹击——周浑元从三元洞、鲁班场，王家烈从打鼓新场，两翼夹击红军。然后还有刚过江的吴奇伟部残部从中央红军屁股后头断后，还有在毕节、黔西的滇军迎头堵击，既或灭不了共军，也得让他们断了去抢金沙江的这个念想。

蒋介石他当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所以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把这黑匣子打开后再来看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我们就只能感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了！他确实判断准了：蒋介石那几天的东西拿出来看，他就是就这个意图！虽然他不一定知道共产党这几天的行动意图——比如红军要打打鼓新场的意图，但是他根据这个判断作出的部署对红军却有极大的威胁性！

所以我们得庆幸，当时没打是对的。

但是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打打鼓新场，敌人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郭勋祺的川军部队正从遵义往仁怀赶，吴奇伟纵队过了乌江后也在向长干山区赶来，这些敌人都在正在向这边运动。而且，蒋介石又调来两支生力军上场，从鄂豫皖苏区赶来的上官云相第九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他们正先后赶往桐梓。此外，正在黔东南镇远一带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也赶往石阡，准备拦阻中央红军东渡乌江。

这又相等于对手又增加了两个砝码。

在仁怀附近的中央红军如果无所作为，态势必将越来越严峻。

所以说中央红军当时那个处境相当的微妙——还是很被动。

盘算再三后，毛泽东等人就拿出了一个主意：进攻鲁班场，消灭周浑元。

这个命令下得非常坚决：“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的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

——说得非常决绝！完全是决一死战的架势！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当时是真要拿下鲁班场了。当然，其实也是真打！但毛泽东的意图并不仅仅在此。后来也很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争论！鲁班场不是打败了么，那么就必然产生“该不该打”的意见和争论。既然是打败了，那你毛泽东的这个指挥就是不行。你自己也承认是打了败仗嘛。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条件把双方的黑匣子打开了。打开看一看瞧一瞧，再仔细研判一下，就能明白：这个败仗啊，真还是必须打，不打不行。不打就摆脱不了被动。鲁班场的确是蓄意要打的，一定要打的。当时中央在命令打鲁班场的同时，也在部署对赤水河东岸地理民情和行军路线的侦察调研。这说明他们已经在筹划再次西渡赤水，并利用赤水河从西向东转向从南向北的拐角作一番调动敌人的文章了。

当时的情况，只有赤水河北岸和西岸之间的四川叙永、古蔺地域相对空白，没有多少敌人——的确也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你要渡赤水河的这个动作，是瞒不了人的——敌人有航空侦察，而鲁班场离茅台附近的渡口也不过几十里路，你要在此间渡河，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屁股后头的吴奇伟纵队，正向仁怀赶来的川军郭勋祺部，都可以或夹击、或合击你于渡前、半渡和渡后。

在决定打鲁班场之前，中革军委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注意：“转移枢纽”！

毛泽东等决定打鲁班场，那是真要打！也是真打！但是，真正的功夫，还是在“诗外”！

这个诗外之意是什么呢？

一、加强蒋介石“匪必西窜抢金沙”的判断。能拿下鲁班场当然好，如果拿不下，也可以掩护再渡赤水河的意图——因作战而集中的部队，可以一个转身就奔茅台渡口，迅速而从容地渡河。

二、渡河后，仍然可以继续让蒋介石维持“匪必西窜抢金沙”的判断：中央红军想拿下鲁班场而继续“西窜”。没有拿下来被迫渡河，仍然是要隔河“西窜”，继续去抢长江，或去抢金沙江。那么中央红军完全可以根据敌人的动向，再寻求新的“机动”。

所以，打鲁班场完全是一个真打实干的假动作！这个动作的真正意图对下级并没有交底——交代的是“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消灭鲁班场之敌”。但是，对于能不能在一天之内拿下这个兵力与中央红军主力差不同相等的敌人，中革军委还是作了足够的应对准备的。中革军委集中了一、三、五军团攻打鲁班场，九军团则一边阻击从长干山而来的吴奇伟纵队，一边在坛厂附近待机——这实际上就是再作另外的打算。

鲁班场当时有十二个团的敌人，围攻鲁班场中央红军差不多也是这个兵力规模。敌人已经构筑了工事，所以打起来就很艰苦，反正打了一整天也没拿下来，红军伤亡一千多人——这个损失已经很接近土城了。

打到晚上，中革军委突然下达命令：撤出鲁班场战斗，转向茅台：渡河！

当晚，红一军团教导营夺取茅台渡口，红九军团占领中枢。16日，中央红军主力渡河，17日上半天，渡河完毕。而周浑元发现红军突然撤离，不知虚实，派出一支部队去追，半道上就被打了回去。

周浑元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认为红军来攻是来抢路。蒋介石也认为红军这是要抢路西进。

这个时候突然红军突然一撤出，周浑元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可能没到两里路就被人家打回来了。这完全是有准备的撤退，跟一个多月前土城之战的仓促撤退完全不同：利用夜暗，一个晚上从容撤出，然后从容渡河。

原来我认为，周浑元这回是好歹算是打了个胜仗，让红军碰了一鼻子灰，把鲁班场守住了，怎么都该得蒋介石一句表扬吧？结果不是这样，蒋介石日记中，把周浑元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你周浑元就是个笨蛋，你怎么没拦住共匪？你为什么不守桑树湾、不守坛厂、不守仁怀，把队伍都缩到鲁班场？其实周浑元都有理由反驳他，周浑元可以拿出最高统帅发给他的所有电报：你当时就是这么着部署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的啊！

可周浑元不敢啊，那可是委员长，委座啊！

蒋介石在四渡赤水期间他的所有电报里头，几乎都有骂人的语句！老子如何如何算无遗策，你们是如何如何蠢笨呆滞。总而言之，老子英明神武，你们蠢笨如猪。

中央红军这次三渡赤水，跟二渡赤水一样，又一次摆脱了被动态势。而且不仅于此，还因此获得了取得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更有利的态势的转机。这次三渡赤水，跟以往两次不一样，毛泽东等已经开始在筹划利用赤水河大转弯的这个拐角做一篇四渡赤水的文章了——他们已经在谋划下一步的动作了。

而且，绕一个大圈了去抢金沙江，实现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的意图，至少已经开始在绸缪了。在这个预谋之前的两渡，还只是见招拆招，而这一次，那就是蓄势待发，真正开始挥舞摆脱被动掌握主动的大手笔了。

我们下一辑再讲。

四渡赤水与声东击西

我们把三渡赤水的意图再解释一下。

三渡赤水的意图，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它主要是两个，我觉得第一个当时赤水河东岸和南岸都是敌军正在匆匆赶来形成合围之势的时候，他突然跳过赤水，跳过赤水当时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继续让蒋介石维持“匪必西窜”的判断——这个是蒋介石的一个既定判断。共产党只要往西去，他马上就会想到共产党要去抢金沙江。

红军在西赤水河南岸打鲁班场，蒋介石的判断是红军要拿下鲁班场拦路虎以后，然后直奔金沙江，通过黔西直接进入云南往金沙江去，他是这个判断。红军过了赤水河以后，蒋介石仍然怀有这个疑虑：共军在赤水河南岸抢路不成，那么他们转到赤水河北相对空白的地域后，是不是仍然会打“西窜抢金沙”的主意？而毛泽东就是想加强蒋介石这个心结可能导向的误区，就是想让蒋介石继续认为：甭管红军从赤水河南还赤水河北，只要西去，那就是一定是“西窜抢金沙”。所以说一过茅台，中革军委就派出部队继续往西北佯动，作出要打古蔺打叙永的架势——这也是做给始终心系“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刘湘，以及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头的郭勋祺看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意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在把始游弋于川滇黔边的滇军主力给挪个地方。其实，他们早就瞅明白了，蹲在川滇黔边的滇军孙渡纵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支滇军要不挪个地方，始终是只拦路虎。滇军是以为保卫云南境域为主要任务，所以孙渡纵队这三个装备精锐的旅，始终在毕节附近游弋，游过去游过来，他不深入——他不深入川境，也不深入黔境。怎么把这个拦路虎调走，这个是毛泽东一直操心的事。

这次三渡赤水，毛泽东有一个潜在的意图：希望让赤水河以南和以东的敌军通通跟着在我的屁股后头进入赤水河北岸西岸的四川地区，不管是中央军、滇军还是川军，你们最好全部过去，通通都过去。赤水河这刚好有一个拐角，茅台镇就是这个拐角——赤水河在这里从西-东流向，变成了南-北流向。这不是直角的90度，是一个圆幅的90度，这个拐角——毛泽东说这是“转移枢纽”，正好做一篇有声有色的文章。

毛泽东意图就是我过来以后你们最好都过来，你们都过来了，我就四渡——这个时候已经想到要四渡了——干脆我就从太平渡二郎滩个地方东渡，一下子就跳到赤水河东岸。东岸这边的路线在打鲁班场的时候已然侦察好了，中央红军一跳到这边南下，马上就能绕到面向赤水河北岸的这些敌军部队的屁股后头。这些敌军中一些没过河的部队，川军也好，黔军也好，滇军也好，中央军也好，你们待渡也好，正渡也好，正好就成了我的下饭菜——这个时候，中革军委意图还不是说要马上就要跑，而是绕到敌人屁股后头，打击这些还没过河的后方部队，这应该是他们当时的第一意图第一选择。那么这个意图实现了没有呢？

这个意图可以说是部分实现了。

部分实现，是指川军很积极地跟着中央红军屁股后头渡河了。为什么川军最积极，因为中央红军一进入四川境内，刘湘就认为：你共产党动着我的奶酪了。所以郭勋祺虽然落在中央军后头很长一段距离，他比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都后到仁怀，但是他最先过赤水河，因为红军这次西渡涉及到川军的利益了，他从茅台马上就跟过河，因为红军已经做出一副要打古蔺的样子了，他赶快就追了上去。

中央红军主力过了河以后，毛泽东就专门交代：你们去看一下我们那些浮桥还在不在？——二渡赤水以后中央就有一个规定，我们现在到过的所有地方，架设浮桥都不要拆了，当然你不拆浮桥也有利于敌人，敌人可能追得更快。但是也有利于我们，要转移的时候也很方便。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党中央已经决定在此间转战了，所以命令浮桥不准破坏，找几个附近的老百姓给他们几个钱，然后让他们把渡口看起来，这对他们也有利，老百姓来往方便嘛。所以就派了工兵连连长王耀南专门去看了，渡口还在，浮桥还在。

中央红军主力渡河后，就悄悄的靠着赤水河西岸隐伏，一直隐伏到3月21日。

为什么说三渡赤水的意图没有全部实现呢？

因为中央军没有全部跟过河——渡了一些部队，很快又退回来了。滇军则全部没渡河，而是仍在赤水河以南徘徊。蒋介石那几天特别犹豫，一方面坚持“匪必西窜”的判断，一方面又有“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的游疑？。周浑元有部队渡过去，然后又一半回来了。滇军孙渡还是比较狡猾。他们基本没动。

就是说这一调没把滇军调动，把川军调动了。中央军也有调动，但是没有全部调动。

所以说三渡赤水调动敌人的目的是部分达到了，有部分没达到。毛泽东原来的最高期望值没有达到，但是次高期望值达到了，至少把他们注意力全部转入到赤水河西岸和北岸地区，就是四川古蔺、叙永这一带地区。

几天后的3月21日，毛泽东等看看机会差不多了，突然又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就在他们四渡赤水的时候，蒋介石从鄂豫皖调来的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刚好在向桐梓、遵义南进。裴昌会原来是准备增援遵义，所以说红军和敌人实际上是平行前进，相隔不远，相隔就是几十里。平行前进谁也没发现谁。红军通过电讯侦查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敌人不知道，所以说他们就是同向并进，都往南边赶。

中央红军本来的意图是准备转到仁怀这个地方来以后，打敌人屁股后头。在中央军或者川军或者滇军屁股后头都打一仗，改变局面。但转到敌人屁股后头一看，打不成，因为那个时候敌人主力没有并没有全部过河，而且中央军和滇军处在一条线上，相距不太远，所以机会不好，没有打成。

但蒋介石听到红军四渡赤水的信息：本能的反应就是害怕一个月以前的桐遵大捷再次上演，红军可能又要来取桐梓打遵义了，于是赶紧空投命令给正在从桐梓赶往遵义的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要他们立即掉头，回到桐梓守城。又令刚从石阡赶来的湘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你不要动，你就守好遵义。你们都筑碉筑工，严守不动。

结果这些新入场的部队，全部从机动部队变成了守备部队——活兵变成了呆兵。

于是，中央红军很从容的从遵仁封锁线就透过来了——因为川军已经赶到茅台渡过了赤水河，这条封锁线现在空虚无人，形同虚设，透过来以后本来预计在这个地方打击敌人的后方部队，结果一看没有战机。这个时候就彭德怀就提了个建议，我们干脆南渡乌江——就在年初的茶山关、楠木渡，彭德怀这个南渡乌江的意图，还是准备回到黔东南去。毛泽东等采纳了他建议的前半部分：我们南渡乌江，但是我们不回黔东南。

——毛泽东当时还是盯着金沙江的。

于是中央红军从遵仁封锁线突然就南下，第二次突破乌江——头一次突破乌江是由南向北打，这回是由北向南打。在梯子口、江口、黄沙渡等几个渡口南渡乌江。南渡成功后，中央红军第一个动作，就是往东一拐，绕过息峰，靠在了清水江西岸。

不是不去黔东南么？那么靠拢清水江西岸是个什么意图呢？

这个是有讲究的：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每一个动作，毛泽东的设计都是非常讲究的。

本来，就“见招拆招”的意义而言，一渡过乌江，如果想跑的话，那就动作迅速，直扑龙里，穿过在龙里和贵阳之间龙筑公路，立即转向西进，奔金沙江而去——这是按后来他们的西进路线的想定。但中央红军一过乌江就马上就往东靠，靠到了清水江的西岸，做出了一副要渡过清水江去会合贺龙、肖克的架势。蒋介石一看，立即就从“匪必西窜抢金沙”的判断，转向了“匪必东窜会贺肖”。蒋介石立即电令滇军孙渡，你赶紧过来；又电令中央军在乌江以北的部队，立即赶回乌江南岸……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要东靠清水江的真正意图：虽然贵阳城里城外和龙里附近都没啥能打仗的蒋公队伍。但正赶向贵阳的滇军这3 旅精壮人马却是一个大大的威胁，他们随时可以转道南下挡住“朱毛”西进的去路。冲过龙筑线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途径，毛泽东真正瞄上的也不是几个旅的滇军而是龙筑线西南那一片“无堡垒”的广阔空间。要去那片空间就得让好容易才“调出”的滇军再度东调，尔后突然发力加速把他们从眼前晃到身后，如此再转兵向西前头才不会再有值得一提的劲敌挡路……

毛泽东等煞费苦心原来是想玩儿个“乾坤大挪移”！

南渡乌江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将军”！南渡乌江后中央红军绕过息峰时，离贵阳也就百把里路，很近了。中央红军还专门派了一支部队往那个方向行动，这一“将军”蒋介石就比较着慌，因为贵阳城里头除了宪兵团以外，只有郭思演的两个团新兵。郭思演部是薛岳部队里头最差的一个师，中央军第九十九师。九十九师这个部队是原来在中央苏区遭到失败以后的五十九师残兵改编的。没有战斗力，蒋介石很信不过他们。

当时除了这两个团，贵阳就没部队了。这个时候滇军还在黔西这一带，中央军大部分都在乌江以北，乌江以南也只有郭思演的部队。所以说乌江南岸非常空虚，空虚得让蒋介石心里非常着慌——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如果想进贵阳的话，也就是抬抬脚的事，气儿都不用喘，抬抬脚就进去了。

中央红军突然往清水江边一闪，然后就跑到对岸去放火烧荒，反正什么动作都做了，就是大造声势，做那个样子就是要准备东渡清水江，然后就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蒋介石真是乱了马脚，又认定这是“匪必东窜会贺肖”了。他一边令何键派出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队前来拦截，一边又电令滇军赶紧前来“勤王救驾”和追击“东窜之匪”。

滇军孙渡纵队这个时候就不敢怠慢，正儿八经很认真了。毛泽东三渡赤水调了一次滇军没有成功，但这一次成功了！滇军紧赶慢赶，昼夜兼程，从黔西、镇西卫等地方赶来，还比预计行程提前一天赶到贵阳——滇军号称“铁脚滇军”，在国民党部队里是行军力很强的一档诸侯。滇军跑到贵阳附近的时候，红军还在清水江边，所以蒋介石一下就感到“朕心大甚慰”，说你们是“勤王之师”，保证我的安全了，马上就拿了3万块大洋赏给孙渡——后来还有赏，加在一起好像给了5万块大洋。

然后又命令孙渡，现在你们赶紧去追，“赤匪”已经要从清水江东窜了。

这一来，蒋介石“匪必东窜”的判断就更明确了。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军委的二局电台实际上日夜都在关注敌军的动向，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比如说公布了什么“猛料”，都只有你自己分析。我的分析就是看中央红军每天跟各个纵队各个兵团首长发的电报里头的“敌情通报”，今天我们敌情有什么“新得”什么的，这就是二局的成果。前几天通报后，我们准备在清水江边打一仗，打谁？打欧震，打欧震的第九十师，吴奇伟纵队欧震师，要打他一个伏击。政治动员令就说这次战斗有多么多么重要，全体红色指战员要怎么着怎么着，反正就是一片号召。

但吴奇伟纵队是被中央红军打击过的，他们非常着慌，不敢随便靠前，欧震那天出来了以后，前头只派了一个连，结果还没走多远，就被董振堂的五军团收拾了，百余人枪就被拿下了。中革军委就说我们再等半天，打他伏击，结果再等半天伏击也没打成。

然而到了晚上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就把打伏击的这张牌的另一面翻开了，一翻开这个牌的另一面，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意图了：立即南下，穿过龙筑公路！就是说不管清水江这头了，马上改道南下，迅速通过龙筑公路。根据我最后查出来敌人的电报里刚好是在这一天以前，蒋介石赏了大洋以后，孙渡的三个旅有一个已经到猫场了，已经准备跟红军屁股后追了。另外一个已经在龙里正准备赶往贵定。还有一旅蒋介石是为了“防匪由东而西窜”派往定番拦路的——定番就是现在的惠水县城。这个旅的旅长叫龚顺壁，蒋介石认定“匪必东窜会贺肖”后，又把这个唯一的一张底牌自己给撤了，把他们派遣经龙里向贵定前进。当时蒋介石满脑子的想都是“匪必东窜会贺肖”，自觉自愿地被毛泽东指挥了。

蒋介石撤掉了“防匪由东而西窜”的最后一张底牌这个信息，立即就被军委二局掌握了！于是中革军委就立刻就来了一个转折性的改变——他们在清水江畔徘徊几天的目的就是候 着蒋介石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匪必东窜”这个判断。

当然，这种转折性改变一般是双刃剑，正处在一种状态的部队马上就要转入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肯定要引起一定的混乱。但这个密是你是必须保的，这种作战行动你必须把密保住，不保住这个秘密要出大问题。所以在这个保密的状态下，部队很多部门很多人不知道情况，突然你命令由东转西，这就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是更多的却是“从容”。

中央红军立即就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冲过了龙筑公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通过龙筑公路以后是个什么有利态势呢？可能好多当时的红军战士也不一定知道，那就是：所有的敌军这个时候都甩在了他们屁股后头了，原来是围追堵截，前头有人堵，屁股后头有人追，围追堵截，还有截你的。现在你左右两翼都没人了，敌人全部变到你屁股后头去了，滇军都被你调出来了——他们原来可是准备迎击你的，现在也被你甩到屁股后头去了。

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四渡赤水刚完成以后的一个大谋划，这个动作实际上就给四渡赤水打了个句号！当然还不是完全的句号，还没完。四渡赤水这一战略机动到这儿以后，就算是个小结了！前头那四渡赤水的作用，就在这一下全部体现出来。这个时候，所有的敌人，包括滇军、川军、黔军、中央军，全部都甩在了红军屁股后头，这个是长征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长征从一出门上路，就是前头有人堵，后头有人追，两边有人夹，现在就只剩在后面追了，连堵你的的人都没有了。

中央红军冲了龙筑公路以后，有个地方叫青岩，在那里红军和从贵阳赶来的中央军陈金城团打了个小仗，文年生就是在这一仗负伤的。这一仗打了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长驱西进，然后从容西渡北盘江，一家伙就进了滇东！这一路，全是无堡垒地带，没有值得一提的敌人拦路，基本上是如入无人之境。

长征以来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四渡赤水带来的，带来一个很好的很成功的效果。所有人都在屁股后头了。这个是四渡赤水的一个小总结。还有大总结就是抢渡金沙江，所以说四渡赤水你一定要和抢渡金沙江联系起来。毛泽东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实现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我长江渡不成，我就渡金沙江，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长江过不成，我就过金沙江，这里过不了金沙江，我就从那里过金沙江，反正他就是在不断调动敌人的过程中，摆脱了被动的处境。

当时很多红军战士都未必领会了中革军委的这些意图，包括林彪和彭德怀这样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也未必就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当时他们不在决策中枢，他们不知道中央怎么决策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抱怨，就是什么走弓背不走弓弦，等等一类抱怨。他们如果当时洞悉了——当时还来不及总结，如果洞悉了这中间的过程，他们应该能够理解。你比如说刘伯承他就不抱怨，因为他在指挥中心，他就负责策划组织，二局的同志也不抱怨，二局的同志译出来的电报他们应该知道，但他不能往外说，这个是有严格保密制度的。

西进滇东与抢渡金沙

四渡赤水南渡金沙江以后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个时候红军首先第一步把定番县城拿下来——就是现在的惠水县城，拿下来以后就继续西进，以后又连连拿了黔西南好几个县城，然后一路西进渡过北盘江，西渡北盘江基本没有拦路的，有几个保安团，滇军的、黔军的，也是很快被打发了，中央红军一杆子就插到了滇东。

从四月八号转道西进，四月十几号的时候就西渡北盘江，四月二十三四号的时候就已经到滇东了。这个时候就是个傻逼笨蛋他也能看出来：红军这是真要过金沙江了，蒋介石当然也看出来了。关键问题是：既使看出来了，还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过。

因为当时红军在到了滇东以后还作了一个准备，打一个决战。因为当时跟他屁股后头是滇军，准备打掉滇军一个旅，阵式都摆开了，准备在羊场营打个伏击，结果伏击最后还是没打成。没打成是滇军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改了道，滇军有个旅长叫安恩溥，他在龙云的招唤之下，改道去陆良坐小火车去昆明保卫“龙主席”去了。这位安恩溥后来在共产党治下当过地区专员，他的口碑比较好，当时在滇民中有“安青天”之称，但是他跟共产党打仗打得也是下死手的。但是他这一次跟共产党打了以后，后来“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时候，他就没那么积极了。到后来临解放的时候又参加了云南起义。这个旅当时跟红军跟得非常紧，当时五军团就准备打一个伏击，都已经把它诱到羊场营那个地方然后打击之，都已经到那个地方了。但突然这个时候龙云给安恩溥来了电报，对他说不要追了。你赶快回昆明，这又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他回昆明？这个时候龙云已经感到昆明非常空虚，他没兵了。

这个时候，中央军一部已经入滇，已经到平彝，现在叫富源，平彝有少数民族歧视的意思，所以解放以后改了个地名叫富源。龙云发现薛岳的中央军已经很靠近昆明了，于是军阀们通常都有的小九九就出来了，他想到了王家烈的前车之鉴，王家烈就是贵阳让人家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就主宾易位了：原来王家烈在贵阳是跺一跺脚皮子要颤三颤的。中央军进贵阳后，王主席王军长就屁都不是，他要出个贵阳城门，中央军的一个少尉排长都可以刁难他，就可以不让他出去，他就感到非常难受。龙云想，如果中央军进来了以后也跟我来这一手，我龙主席在昆明也出不了门了，那怎么能行？

他就觉得王家烈有前车可鉴，我可不能走到那一步，我的地盘一定要我的队伍来守护，所以他让滇军的部队都不要跟追共匪了，你们去赶小火车进昆明来“勤王”。本来红五军团准备要在羊场营那个地方打他一个伏击，结果要打的那天安恩溥就不见了，红军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了，打不了就继续赶路。

龙云当时就把几个旅的滇军部队：安恩溥的部队，刘振富的部队，鲁道源、龚顺壁的部队，通通都调到昆明来，意思你蒋介石你甭跟我玩对王家烈那一套，老子还有几个旅的子弟兵，再就是做了个架势：我这儿有兵有枪哈，甭打老子的主意哈。

林彪当时有个建议：先发了一通抱怨牢骚，然后就说我们干脆渡金沙江。林彪的意思是从平彝以南那个地方直接取捷径去抢金沙江。但中央考虑就要更老道一些：直接去意图太明显。中央就派了一军团一支部队到嵩明、杨林去活动了一下，也是做出一副要打进昆明活捉龙云的架势，把龙云也吓得够呛。结果中央红军没打曲靖、没打沾益，一路经马龙、寻甸到禄劝，兵分三路，真的去抢金沙江了。

最左路是一军团，一军团的队伍几乎背上了敌人所有的追兵，通过元谋去找金沙江的正儿八经的渡口，金沙江原来那有个渡口叫做龙街渡口，滇军北伐的时候就从那渡过，那个是个正儿八经的渡口。

另外一路就中央红军中央纵队和三军团，这一路就去抢皎平渡、洪门渡口。

这三个渡口我现在都找了定位了，这三个渡口马上都要被淹了，乌东德电站起来以后，白鹤滩电站竣工蓄水以后，这三个都不见了，历史性的渡口就不见了，我去拍了航拍，拍了照片把它全部弄下来了。

蒋介石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共产党真的去抢金沙江了，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中央红军到了金沙江边以后找到了船，最后从皎平渡口全军渡河。敌人的部队被拉下了至少一个星期的行程。过了金沙江以后，就连对毛泽东成见非常深的李德也服了气，他那本回忆录里头可以说是没有一处提到毛泽东不骂两句的。但是他就在这个事情上，他说了一句实话，他说我们采取了比较巧妙的军事政策，我们渡过了金沙江，在战略上取得了非常有利的军事态势——这是对毛泽东充满成见和敌意的一个人说的话！过了金沙江以后他也承认，我们四渡赤水抢渡金沙的战略机动是成功的。因为国民党中央军也好，地方军阀也好，都被甩到屁股后头去了，这个就是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最富有魅力的地方。

这个后来也留了一些争论，你比如说林彪他的意见就很大，一渡赤水的时候，他跑到最前头，他当时的意图还是为整个队伍着想，就是我们跑快一点跑到敌人前头，他就不知道，除了你战斗部队跑得最快以外，后头中央纵队还有那么多老弱病残，还有其他执行别的任务的部队，是不是像你跑得那么快，你跑的快，敌人跑得也快，就把你逼到那个地方了。你跑得再快，你也没得行动时机的主动权啊！

所以说当时他路子实际上行不通的，他就认为你中央不对，那个时候他年轻气盛说话也冲。后来二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专门一个电报把他叫到军委来，专门教育他一下。你这样不行的！可能后来他也理解了。据说林彪在建国以后说过，为什么要四渡？一渡二渡就不成吗？他就不知道真的必须是四渡！我还觉得不渡最好呢，但是还是必须要渡，对不对？你要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他后来在准备在平彝打仗的时候，他也发了牢骚，现在尽走弓背不走弓弦，他就不知道这个弓背你还非得走不可！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们一定要把敌人的东西拿出来看，敌人是怎么部署的，敌人当时是怎么弄的？当时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走弓背，那都有道理的，他们也不想走路，因为走路也包括他们自己，对不对？他们也不想走绕路，但是一看这个样子我还只能走弓背。当时很多情况，我后来都根据敌人的电报拿来给他复原了。当时只能那样行动。当时的领导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行动，还不能往外说，这个是高度机密，不能泄下去，要保密。所以说四渡赤水抢渡金沙，以前宣传上说叫巧渡，我把这个巧字改成了抢——你必须要抢时间抢在敌人前头，抢在敌人前头就给红军增加了很大的机动空间，主动权的空间。你活动就比较自如了。特别是一过了金沙江效果就出来了，其有利效果还持续地影响到了接下来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些行动的时间空间上的主动权实际上相当充裕：敌人追兵赶不及，排兵布防也赶不及，仍然是眼睁睁地瞅着中央红军如同游龙一般，来去自如。

中央红军从黄泥河进入滇东到富源（平彝）这一段，滇军追得很紧，后卫五军团每天下午时分，都要与追上来的滇军先头部队接火，打退滇军后才能宿营。（每天早上红军出发，滇军也出发，到下午就追上来了）。

林彪聂荣臻向军委发出“先敌占领东川”（意图是去巧家渡金沙江）那份电报后，军委也没有解释，就向林聂回电告知敌军态势，林聂看了电报就不再说了——当时红军在向西运动，何时转向北去抢金沙江渡口，这个时机很有讲究，因为滇军在后面追得很紧，红军转向，追兵也会跟着转向。毛泽东在此后（就是安恩溥乘小火车的时候）曾有一份电报，其中预判“滇军将于某月某日到昆明”。为什么要做这个预判？因为红军在向西运动（前方是昆明），滇军在红军南侧也奋力向西直奔昆明（按龙云的要求增援昆明），形成对红军平行和超越追击。做出“滇军将于某日到昆明”的预判。目的就在于把握红军转向的时机。当在南侧与红军平行前进的滇军超越了红军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昆明时，正向昆明前进的红军，突然向北、西北方向（元谋方向）转向。进入了昆明的滇军，再从昆明出来追击红军，就等于是从向西再到昆明转而向北，走了“勾股”中的勾和股，而红军则走了勾股定理中的“弦”！林总不是抱怨红军老走弓背不走弓弦么？这完整的一个勾股弦，滇军就是结结实实走了一个大弓背，而红军才是真正走了一个大弓弦——自此将敌军甩开了一个星期以上的路程！

过了金沙江开了一个会议，林彪也是发牢骚，被毛泽东给熊了一顿：你是娃娃你不懂。听起来好像很霸道，其实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没工夫跟你讲那么多。不是搞军事学术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能说你理解的要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事学术活动嘛，还是得我们这些后人来搞，我们后人把东西材料凑足了，然后我们再来分析。

在当时来说，这个行动非常成功，蒋介石气坏了，我现在把蒋介石日记抄出来，气到什么程度，他在日记中写了的：“残匪之机惊灵敏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

最后就是一个哀叹，然后就开始挨个儿骂人，说你们这个你们那个不行，完全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蒋介石在在四渡赤水期间，从桐遵大捷以后，他是完全自己插手，自己操盘，自己指挥。他的指挥到了什么程度，他连连排他都给你指挥了，就这个地方放一个排那个地方放一个，连他全部要给你指挥，谁也动不了，他的电报里都有，甚至连班都有，这个地方放几个班，这个地方放一个班，那个地方放一个班都有！他越是这样就越坏菜，就没有一次他是弄成功了的。他几次要聚歼中央红军，威信地区他没歼成，聚歼红军于赤水河东也没歼成，聚歼红军于清水江畔也没弄成，聚歼红军于北盘江以东，也没歼成，聚歼红军于金沙江畔，也没有弄成……

总而言之，没有一样弄成的。有些人看他日记感动，我看他日记只有一个好笑，你一个统帅，你都是后脸儿打前脸儿，你后头的话打你前头的话，再后头的话打你后头的话，一辈子你都在被人打脸，你的心理素质该有多好，脸皮该有多厚，你才能够继续撑下去？所以你们让我评价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我说这两个人没法相提并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还真不是吹的。

得失检点与深远意义

毛泽东跟蒋介石在战略眼光上战略指挥上，那是没法同日而语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对手在个人之间的斗法，他就没赢过。正儿八经他跟毛泽东直接交手，互相博弈，他就没有赢面儿！没有一次他占了上风的，他占了上风都是毛泽东捡烂摊子，家伙什和力量还不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占了上风，但真正的角力到了最后纯粹两个人的之间的斗法（暂时排除阶级力量骨干队伍这类基本因素），真正对垒的时候，他都占不了便宜。比如解放战争时期，那个时候两个人完全是代表两股力量，优劣强弱也有高下之分。他们很强，我们很弱。但是就这种纯较量只用了三年，就把他赶下去了。

中央红军长征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共产党是占劣势，在一直被你追着打，但是我们在劣势中争取到了相对的主动权。特别是到了四渡赤水了过金沙江之后，主动权完全是我们自己掌握了。

这一幕很多当事人都不见得明白了，一定要后来研究军事的，研究历史的人，把双方的资料拿出来，反复比对，你才发现这位指挥战争的人，驾驭战争的人是多么的了不起。我们现在都是键盘侠，我们没有心理压力，反正不死人不流血，我们在沙盘在键盘上敲一敲的，没有心理负担，他不行，当事人不行。当事人说老实话有着巨大的心理负担，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环境的重压，对手的煅击——对手在不断击打你，还有你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对你怀疑目光的挑剔——比如土城之战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有些人就闲话连连：打仗，我们打的不好你也不见得行，你看你一上来就打个败仗。

但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嘛。

土城战斗的确失利了，但是开了个头，这一个败仗开了一个四渡赤水的头，开头开得并不好，但是后头就行云流水了。这个就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例。本来中央红军走到开“鸡鸣三省会议”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一渡赤水以后，那段日子是非常严峻的，敌人有40万大军，东南西北几乎每一个地方都给你锁死了。蒋介石他用了非常常规的办法来应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以后你怎么行动的时候，他就用覆盖法，覆盖法就是把所有的可能都给你堵死，我调动40万大军把每一个口子都给你堵死，我有本钱，我40万人，你才3万人，我40万人，你要发力的地方都给你堵死，我要用我的兵力的覆盖，我把你所有的可能给你堵死。

中央红军那个时候生机非常渺茫，这个我们现在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当时在石厢子开会的时候，开完交权会的时候，准备把潘汉年和陈云先后派到敌占区去恢复城市工作。给潘汉年有一个任务，就是你到上海去恢复党的组织，这个任务交完了以后，陈云和张闻天专门把潘汉年叫出来做了一个单独的谈话，谈话就是说我们现在长途行军中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很不便于领导中国革命——潜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前途未卜，我们这个队伍很可能被打散。你现在回到敌占区去，你就有这样一个任务，第一你要沟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我们很长时间没跟共产国际联系了。第二，你要为中央准备后路，什么叫准备后路？就是我们要改变中央随队行军指挥中国革命的方式。我的理解：就是说队伍打散以后，中央还要回到城市去，在城市找一个地方，跟以前住亭子间一样，在大城市领导中国革命，《潘汉年传》上还写了，甚至还有打算实在不行中央就转移到南洋去，转移到海外去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对中国革命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后来潘汉年带着使命，一个是正式的使命，一个是附加的使命，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香港。1935年6月20日，他听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的消息了。他这个人神通广大，信息来源非常多，他怎么会在那么快时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国民党还没听到呢？红一、四方面军6月12号会师的信息国民党是6月18号知道的，他的前线的部队才知道，红军已经会师了。到蒋介石这一级知道的时候，潘汉年也知道了——大家知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潘汉年知道后马上就给远东局的共产国际代表写了封信，就说当时他们两位中央领导交代我这个任务还继不继续办，我们需要讨论一次，但是后来讨论没讨论，怎么讨论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有文献可考。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把中共中央转移到城市去，把中共中央转移到南洋去，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用不着了！于是中共中央继续跟军队在一起，继续在农村领导中国革命，而且我们最后把中国革命从农村带向城市，最后走向了胜利，这是铁的事实。

如果你想一想，如果当时毛泽东不把这支队伍带出来，如果当时队伍真被打散了，可能就是潘汉年当时张闻天和陈云他们做出准备的结局，中央又跑回城市去，又恢复以前的工作方式，甚至跑到海外去。中国革命还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我们不妨假设一下。

但是，这个人把这支队伍带出来了。在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之中把这支队伍带出来了，而且带着这支队伍走向了胜利。你说这个时候万众欢呼毛主席，是不是一种必然？肯定是一种必然了——挽狂澜于既倒，那个时候真是很险恶，形势非常险恶。

过了大渡河最后跟四方面军会合了，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在辗转徘徊了四五个月以后终于实现了。这个时候他的领导地位，他说话的影响力，他不想高也不成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考量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指挥，能不能摆脱困境？

回过头来我们看，我们后来的宣传上可能说了很多夸赞之词，粉饰之词，用兵如神啥的。反正把他说的很英明神武光鲜无比，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你只需要告诉世人一个事实：他就是挽狂澜于即倒，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队伍带出来了，就行了！后来我跟很多人都讨论过，如果这个队伍真打了败仗了以后，中央很多人可能离开这支队伍，到上海去住亭子间去了，在亭子间里头去领导中国革命了，但是我的预计是有两个人是肯定不会走的。哪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有历史证明，他们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他们不会离开他们的队伍。

一个是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在南昌起义以后，大佬们都散了，对不对？走的走散的散，都没了。老总是带着几百人，一直坚持辗转几个省，最后到了井冈山。还有就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后就几个残兵败将，他带着转来转去，他会转到井冈山去和绿林交朋友，和绿林交朋友，但是又不做绿林。我们学习山大王，但是我们又不当山大王，我们要革命，我们志在天下。以毛泽东的信念，队伍要打散了，他肯定是这个路子。

中国革命在艰难困苦中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全军的统帅，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幸运，也是他们一个远见卓识。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在这次大战略大机动之中，大家都得到了一个共同的认知，认识了一个领袖。

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是3万对10万，仗打的也是很悬。那一仗要是打砸了以后，他的后果很难想象。他是顶着雷子的——几方面的雷子在打，戴着镣铐跳舞，最后他跳成功了。第二次反“围剿”是4万对20万。第三次反“围剿”是3万对30万。到了四渡赤水的时候是3万对40万。处境而且非常恶劣，它不像中央苏区还有群众基础，他在无工作基础无群众的区域内，大幅度机动作战，而且还输不起，一输就全盘皆输——输了以后，整个结局很难想象，你中共中央就被敌人摧毁了。即使你残余的人你跑了，跑到城市去，继续1932年以前的那种城市领导全国革命的方式，估计结局也好不到哪去——可能现在还在租界找开会的地方。

如果真像当时准备的后路那样，也可能跑到南洋去指挥，那就更没出路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绝对输不起的战役，但是毛泽东很出色的完成了这一次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他赢得了他的战友，也战胜了他的对手。当时红军新败之余进入黔东南黔北地区之际，仅三万多人，又远离根据地，处于敌重兵环伺之下，毛泽东能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己方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军，造成我军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诱导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最终打破了敌军企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是非常了不起的。土城战斗失利，一渡赤水之后，北渡会合四方面军的企图既已暴露，各路敌军又奔集而至，红军的实力既不足以与敌军决战，回旋余地又小，军事上的被动是可想而知的。但毛泽东根据贵州敌力量薄弱的情况，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接着又三渡四渡赤水，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术，大迂回、大穿插于敌重兵之间，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行动自由权和战场主动权。当敌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一带狭小地区，红军迅速跳出合击圈使敌落空。当敌进入赤水河以西地区围逼红军时，红军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把敌人甩在乌江以北。此时，毛泽东又令红军摆出佯攻贵阳和向东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等敌倾巢东调，再挥师向西，进军云南，并安渡金沙江。这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典型战例，结合当时稍有失误立见倾覆的局势，非最高明的军事家所不能为。

当时蒋介石愤怒是不可名状的，在这么有把握这么有胜算的情况下，最后让这帮“残匪”安然逃脱了。而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团队来说，除了认识了一位领袖以外，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提高也非常之快，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段的很多东西形成了文字，很多东西都进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写出了经验，而且是得到大家公认的经验，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个很明显的标志。这个是其他军事思想所不能赋予的，拿破仑也打了不少以弱击强的仗，但是力量没有这么悬殊，有个一倍两倍不得了了。像中国革命这样10倍以上这么悬殊的战争，在很多国家很多军事家眼里那是不可能的，没法打的。但我们就打了，还打成了，而且就给中国共产党人培育了一种无坚不摧，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品质和意志品质，变成了一个法宝。

这个法宝后来我们传承下来，所以说我们才有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团队最后是把我们中华民族从黑暗低谷里面带出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们都受过他们的恩惠，这个不是说谁敲敲键盘或者喊几句口号就成了。有无数英烈的铺垫，还有他们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的总结。

最后，我觉得以抗美援朝为标志，我们战胜了内外敌人，把内部的敌人战胜以后，我们又战胜了外部的敌人，最后就是中华民族彻底走出黑暗低谷，走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这个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我们国家是不是一天天在好起来，是不是每天都在进步，有目共睹，不需要我们多去解释。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这个团队把我们从黑暗低谷带出来以后，我们才逐渐建设起了我们新的国家，而且还在继续向新的目标在迈进，我们很多人都会看到那是——特别年轻一代人都能看到，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