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因力阻3万红军被敌40万重兵围歼，曾再失兵权

刘继兴

　　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红军时期，我党我军的创始人毛主席曾三失兵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次被赶出红军” ：龙岩城会议“选掉”了兵权 ，赣南会议“取消”了兵权，宁都会议“撤销”了兵权。

　　龙岩城会议指的是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这次会上，毛主席“落选”了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当选了。

　　当时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周恩来，他了解了情况后，认为红军应加强党的领导，还是毛主席主军更合适些。于是历时半年之后的11月26日，毛主席又在红四军恢复了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

　　赣南会议是指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赣南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贯彻了王明路线，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他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也被取消了，成了专搞地方工作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

　　不久，红军攻打赣州，遭到了失败。周恩来请毛主席火速来前线指挥作战，毛主席便在林彪任总指挥的中路军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不仅解了赣州之危，而且在漳州战役中取得大胜。也是半年后的1932年8月8日，毛主席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得以恢复了。

　　宁都会议是指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赣南宁都县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周恩来负军事总责，毛主席被“免去”红军总政委到后方工作，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1932年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撤销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这次毛主席坐“冷板凳”的时间比较长，有两年多。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直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才又回到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得以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被委任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决定北渡长江。当进至距遵义习水县土城镇４公里的青杠坡时，遭到川军郭勋祺部的顽强阻击。于是，毛主席果断决策，红军调头西进，渡过赤水，到川滇边境的扎西休整、缩编，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

　　蒋介石集团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渡江，调集重兵对红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

　　毛主席当机立断，避实就虚。于是，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在这次遵义战役中，红军重创敌中央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第一次大胜利。毛主席豪情满怀地写下了不朽诗篇《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城特设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委，统一指挥红军。

　　3月10日，在前线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

　　打鼓新场，位于今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的城区。

　　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后，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当日就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开了整整一天，史称“苟坝会议”。

　　所有与会者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不同意。他认为：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第176页）

　　独木难支的毛主席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进行抗争，张闻天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不干就不干！”曾在遵义会议上就对毛主席很不满的凯丰也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愤而离去。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毛主席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被解除了。

　　这是毛主席第四次痛失兵权。

　　被解除军职的毛主席心中仍然牵挂着党和红军的安危。思来想去，他决定再努力一把，于是当天夜里，他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去找周恩来。

　　由于这个夜晚的毛主席的举动与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走过的这条小道，如今被人称为了“毛泽东小道”。路旁的铁沙棠树因见证了苟坝会议的召开，如今也被称为“真理之树”。小小的一盏马灯，在这里照亮了红军征途！

　　见到周恩来后，毛主席再次力陈己见，让慢点下达攻占打鼓新场的命令。说来也巧，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看过电报以后，周恩来对毛主席敏锐的战场观察力佩服不已。随后，他俩又连夜找到朱德，达成了共识，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翌日，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毛主席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也恢复了。

　　这次兵权之失而复得，前后没超过24小时。

　　红军再一次化险为夷。事后证明，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足足有五个纵队，加上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共有100多个团、40万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

　　若战端一开，红军就会有全军覆灭之危险！

　　正是毛主席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坚持，才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毛主席多次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每个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自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

　　3月12日在苟坝继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从此，毛主席由遵义会议确定的“帮助下最后决心者”变为了“下最后的决心者”。（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会议上确定，由毛主席对军事工作负总责。）

　　苟坝会议后，毛主席不负众望，将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引敌东来；重渡乌江，兵临贵阳，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焰从西南一路燃向西北，最终赢得了新中国。（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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