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井冈山会师》何孔德 创作（1980年）（网源：军事博物馆）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油画《古田会议》何孔德 创作（1972年）（网图，侵删。）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针对新型人民军队初创阶段的建设及当时红四军内争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结论,在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展史上,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重温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朱德、毛泽东关于红四军建设的争论与分歧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5月20日后,改由陈毅任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朱毛红军”由此而来。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选举毛泽东为特委书记。

同年11月2日,朱德、毛泽东收到《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6月4日发出)。根据信件指示,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7月中旬,红四军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将军委改称为前委,8月下旬撤销)。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5人组成,毛泽东任前委书记。11月中旬,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指定。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转战赣南。鉴于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毛泽东等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5月上旬,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红四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一时间,刘安恭成了红四军内仅次于毛泽东、朱德的第三号人物。

1929年毛泽东接到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后，于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回信 

引发“朱毛之争”的导火索,是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所做的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一书中指出:“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一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1893—1949)》这样论述这段历史:“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由于这场争论发生在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红四军军内,历史上称之为“朱毛之争”。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的白砂召开会议,以36票同意5票反对通过决议,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被免除。

“朱毛之争”中,朱德、毛泽东两人在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两人所强调的领导方式。朱德强调“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成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和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各级党委的职权。这同毛泽东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在红军初创时期,朱德、毛泽东之间在治军原则方面产生了不同认识与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型人民军队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红四军是由两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成分、不同领导者的部队合编而成的,在“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党与军队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也是可以理解的。

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本打算通过总结过去历史经验,解决红四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其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议决议强调:“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大会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继白砂会议后,再次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并指出“规定前委只能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案》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决议案》对朱德、毛泽东做出了批评,并给予了处分。

对于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和朱德都没有多加辩解。他俩均以党的利益、党的事业为重,接受了处分。后来,陈毅自己也指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因此,有学者提出,红四军党的七大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具有严重错误的会议”,特别是擅自改选前委,使毛泽东落选离职,是“十分错误的”。

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7月下旬,红四军前委收到由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闽西特委转来的中共中央来信。信中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8月上旬,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红四军工作。行前,他专程到蛟洋请毛泽东复职,主持前委工作。《陈毅年谱》记载,“由于种种原因,毛未如其愿”。陈毅走后,其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就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和朱毛之间的争论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9月1日,陈毅写出关于红四军情况的5份书面材料。之后,3人多次讨论研究红四军问题。周恩来在讨论中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详细分析了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根本任务,还对红军的发展方向与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关于红四军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的若干问题,“九月来信”做出了明确结论。

关于前委与军委的问题,指示信强调:“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关于集权制问题,指示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关于组织上的争论问题,指示信明确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局部）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关于红四军建设和朱毛问题处理的各项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从马列主义集中统一的党性高度,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愿望出发,指出红四军前委在处理这场争论中犯有放弃政治领导、放任和导致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并对朱毛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这种高站位、大格局、宽胸怀,使涉事各方都明确了大方向和自己的错误所在,为形成共识打下了基础。10月1日,陈毅携带“九月来信”动身返回红四军。11月26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在长汀会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并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至此,历时几个月的“朱毛之争”真正结束。事实证明,“朱毛之争”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而是在党与军队关系、新型人民军队究竟如何建设等具体问题的不同意见与分歧。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政治建军、开好古田会议等所起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也为如何解决党内争论树立了一个成功典范。回眸90多年前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我们应牢牢记住:“党指挥枪”永远是我党政治建军的根本性原则。

来源：《湘潮》2020年09期，作者谌玉梅（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转自：铁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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