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始终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战。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进行募捐筹款，救济受难同胞，支援抗日前线；动员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救亡工作团或回乡服务团，回到祖国内地，不惜以鲜血和生命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和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香港同胞对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

香港学生赈济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青年记者学会、海员工会、印刷工会、中华艺术协进会等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活动。30多个工会组织了香港工人筹赈联合会。香港学生赈济会于1937年9月3日成立，共有600多所大中小学的学生参加，实现了全港学生最大范围的团结。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香港同胞响应祖国的召唤，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回国回乡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香港学生赈济会先后组织了4个回国服务团，共242名团员回国，分别在广东各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和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战地救护和战地服务，还协助各地中共地方组织开展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6月，由宋庆龄领导和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成立。1941年七八月间，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救济黄泛区难民募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是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大量抗战物资由此地从陆上转运至内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了香港同胞的大力支持。1938年1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该办事处争取到当地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了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抗日部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先后创办了《华侨通讯》《华商报》等报刊，积极宣传抗战，在海外华侨尤其是在东南亚华侨中影响颇大。

◆宋庆龄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抗战消息，并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图为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成员合影。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不肯屈服的香港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抗战以来，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聚集香港，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因反共顽固派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日趋加紧，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学界、文学界、戏剧界、音乐界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在内地难以立足，遂先后从全国各地辗转来到香港，推动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香港抗战文化的繁荣。香港沦陷时，困于香港九龙地区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的行踪逐渐被日军察觉。日军采取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和分区、分段、挨家逐户检查等手段，搜捕抗日分子、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并限令有关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为了营救处境万分危急的这些人士，1942年初，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活动在港九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直接参与了营救行动。营救工作从寻找营救对象开始，寻觅工作相当困难，因为他们为躲避敌人搜捕，多数易其住址。港九大队和参加营救行动的交通员克服重重困难，把需营救人员一一找到，并将其迅速转移至秘密住址，分批从港岛秘密过海，到达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然后再分批进入抗日根据地。全部营救工作历时半年之久，从港九地区共营救出各方面人士800余人，其中包括邹韬奋、茅盾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余人。在这次营救行动中，近百名国际友人和数十名国民党官员及其家眷也被营救出来，同时还接应了踊跃报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2000余人。

港九大队之所以能克服种种困难，在号称“弹丸之地”的港九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并成功地完成上述大营救行动，是与香港同胞的鼎力支持和诸多帮助密不可分的。港九大队的许多干部、骨干，是从香港爱国青年中培养出来的，在日军的大“扫荡”中，港九大队的领导机关曾隐蔽在大浪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与敌斗智斗勇，想方设法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给抗日游击队送去粮食和淡水，以解燃眉之急。正是由于香港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相助，才使港九大队终于克服了重重难关，最终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澳门同胞对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

与香港同胞一样，澳门同胞也利用其“中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环境，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鼎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七八月间，澳门工商界和上层知名人士发起组成澳门各界救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由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和戏剧界的50多个群众性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尤为著名，其成员包括各学校师生、各单位职工、广大知识青年乃至宗教人士等。1938年10月，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回国服务团，先后有11个队160多名团员回到内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在中共香港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澳门地下党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加入回乡服务团，返回内地支援抗战，参加动员宣传、战地服务、前线作战以及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等。

◆1937年8月12日，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成立澳门四界救灾会志愿抗战。图为四界救灾会组织慰问团下乡工作。

澳门同胞还多次组织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积极为抗战筹集经费、军需给养和药品等，慰问前线将士，医治伤员，赈济难民，建立联络站等。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毗邻地区唯一的未被日军侵占的“孤岛”。在中共地方组织抢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以及国民党人和国际友人时，澳门也成为撤退的重要线路之一。

许多澳门爱国同胞还通过学校、舞台和报刊媒体等阵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中共地方组织和地方武装还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和环境，与澳门当局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使其同意抗日武装派人到澳门进行一些不公开的活动，诸如募捐筹款、购买武器弹药、医治伤病员和购买医药用品等。

三、台湾同胞对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

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50年中，坚强不屈的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50年的抗日斗争中，约有65万台湾同胞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台湾同胞冒着危险来到祖国大陆，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策划下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台共《政治大纲》明确提出，要在台湾实行“民主主义的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一批党员秘密返回台湾，建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台共注重扩大在工农中的影响，并通过派遣干部进入文化协会和农民组织，积极推动工农运动。1931年，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党员，使其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而一度陷于瘫痪状态。台湾的反日民族运动也一度转入低潮。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心系祖国的台湾同胞深信，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祖国最终一定能战胜日本并乘胜收复台湾。一些台胞准备组织民众起来响应，还有些台胞偷听祖国广播并予以宣传。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抗拒日本殖民者的强制同化，以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在台湾，汉语虽被禁用，但民众仍暗中学习中文。虽然在台湾公共场合禁说汉语，强力推行说日本话，但广大台胞在家中仍坚持以闽南话交谈。反日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林献堂终身不读日文，不说日语，不穿和服。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台湾实施的殖民统治也更加残酷，对台湾民众采取高压政策，致使台湾岛内的武装斗争呈现零散和分散的状态，但顽强不屈的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息过。1938年3月，台湾工党领袖高斐反对征调台胞到大陆为日军作战，曾率领数千名矿工在宜兰暴动，进攻日军司令部，焚毁其火药库，与日军激战数小时后退入阿里山，与当地居民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同年夏季，台湾抗日志士炸毁日久留米储油库，焚毁平时可供6年之用的汽油，炸死日军10余人，重伤日军20余人。1939年3月，被日军强行征调的台湾农民1000余人在高雄兵站举行反战暴动，与日本宪兵展开激战，失败后600多人被害，在台湾抗战史和祖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虽败犹荣的悲壮一页。同年10月，被征调的300名基隆壮丁被迫将赴大陆战场作战时，在领取枪械后毅然举行了反战暴动，将在现场的30名日军杀死，并击毙后来前来增援的日军145名，然后便退入山中坚持抗日游击斗争。种种事件，不胜枚举。台湾同胞在岛内进行的抗日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日军侵华力量，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台湾义勇队组建医疗队，开办医院，建立药厂。图为台湾义勇队附设的“台湾医院”医疗工作人员。

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爱国台胞竞相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大陆直接参加抗战活动。有些被日本殖民当局征调至大陆战场的台胞乘机起义，毅然决然地加入祖国抗日大军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时期先后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多达5万余人。有的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有的从事宣传教育、战俘教育和对日广播工作，有的从事医护工作，有的从事敌后秘密工作……。在各自岗位上为祖国的抗战尽力尽职，甚至必要时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全国抗战时期，许多台湾同胞除纷纷奔赴抗日战场投身抗日斗争外，有的以笔为剑，积极宣传抗日，诸如台中人何非光积极投身于抗战题材电影的拍摄工作，先后拍摄了《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和《血溅樱花》等抗战题材的电影，成为当时拍摄抗战题材电影的著名导演。他全部使用日本战俘拍摄的电影《东亚之光》，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力，被誉为“银幕上的一柄正义之剑”。在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军政各领域，也活跃着许多台湾同胞的身影。诸如台湾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长子丘念台，毅然投笔从戎，并于1938年组织了东区服务队；台湾新竹人邹红，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军军长、第35集团军副总司令、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要职，在抗日战场上率部杀敌，屡建奇功。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感人至深。

台湾同胞还在大陆组织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台湾光复团、台湾革命总同盟等众多抗日团体。1941年2月10日又成立了旨在“统一革命路线，增强抗敌力量”的政治联盟——台湾革命同盟会，实现了全大陆台湾抗日力量的真正大联合。其宗旨非常明确，一是投身抗战，二是收复台湾。台湾革命同盟会担负起统一领导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使命，号召台湾同胞集中抗日力量，推翻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协助祖国取得抗战胜利。

在祖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还活跃着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即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其宗旨是“保卫祖国，解放台湾”。台湾抗日义勇队是台湾唯一成建制的、在大陆参加抗日的队伍。该抗日武装于 1939年初在浙江金华成立后，积极从事对敌斗争、医务诊疗、生产报国和宣慰军民等工作，先后转战于浙江和福建地区。1942年夏季，台湾抗日义勇队曾在厦门策划并实施了对日军的三次突袭。第一次是6月17日，即日本占领台湾47周年之时，台湾抗日义勇队向日军在厦门所设立的兴亚书院投掷炸弹数枚，当场即炸死多名日军官兵。第二次是6月30日，台湾抗日义勇队突袭厦门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炸毁油库并打死打伤数十人。第三次是7月1日，台湾抗日义勇队袭击了厦门伪市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毙伤日、伪军数十人，造成驻厦日军的极大恐慌。此外，台湾抗日义勇队还创办了《台湾先锋》《台湾青年》，出版《台湾革命丛书》等，积极宣传抗战，以激发台湾同胞的抗战斗志，并帮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使海峡两岸的抗日斗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全面侵华后，随着战争规模和地域的不断扩大，日本自感力不从心，兵员不足，于是在台湾大抓壮丁充当其炮灰。仅1937年7月至10月，日本强行驱赶台湾民众开往中国战场的人数即超过3万多人，但这些台湾士兵并未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不时进行秘密的反战活动，组织秘密团体，“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在关键时刻支持祖国的抗日斗争，有不少人寻机起义参加到祖国抗日队伍中来。

日本战败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军民举国欢腾，台湾人民更是欣喜若狂，欢呼雀跃，许多家庭焚香祭祖，将台湾回归祖国的喜讯禀告先人。

四、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鼎力支持

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共有近800万人之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当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一致奋起，以各种方式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鼎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3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军民。

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就已开始。他们强烈抗议日本侵华，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并呼吁世界维护和平和正义，阻止日本侵华行径；他们一致要求中国政府对日侵略采取抵抗政策，“勿过分依赖国联”，要以武力收复失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华侨踊跃捐献财物，支援第19路军抗战；归国侨胞组成一支250多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奔赴淞沪抗日前线。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华侨纷纷集会通电，对国内学生的抗日示威运动“甚表同情，誓为后盾”。“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广大爱国华侨对国民党当局表示愤慨，并通电声明：“侨胞反对内战，要求联合对日作战”，“切盼停止‘剿共'及一切内战而从事抗战”。华侨的一系列爱国举措，壮大了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声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各地华侨在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纷纷建立起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9月20日，英、法、德、荷、瑞士等国华侨代表和各国来宾共450人在法国巴黎召开大会，一致决议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是海外最早自觉成立的洲际性华侨抗日团体。它是欧洲华侨抗日救国大团结的标志，成为海外华侨团结抗日的表率。1938年10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简称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南侨总会号召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是战时人数最多、成绩斐然的著名抗日救国侨团之一。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洲最大的抗日侨团。抗日战争期间，在世界各地共有3940多个各种华侨团体，尽管其情况不尽相同，但都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鼎力支持祖国抗战。

此外，他们还运用与侨居国朝野有着比较密切联系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际援华制日活动。如以中小商人居多的南洋华侨率先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获当地友人积极响应。同时，南洋日营铁矿的许多华工纷纷离矿罢工，致使矿山瘫痪或产量锐减。美国华侨为限制日本从美国进口原料，曾多次掀起阻运废铁活动，并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而获得成功。美国旧金山华侨和当地友人还参加“一碗饭运动”，为中国抗战募款，获美国数十万人响应。纽约华侨和援华组织发起的抗日援华的“中国周运动”，响应者高达百万人之多。

上述华侨的种种抗日救国活动，对中国抗战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贡献不容小视。

世界各地华侨除在驻在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政治上支援祖国抗战外，他们鼎力支持祖国抗战的主要内容和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为祖国抗战捐献财物。其形式多种多样，其数额相当巨大，充分体现了广大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广大华侨慷慨捐款，有义卖、航空救国捐、常月捐、节日献金、婚丧献金、特别捐等多种形式。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华侨捐款总数为法币13.2亿元，而且，此数额还未包括华侨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乡的相当一部分捐款。华侨为祖国抗战的大量捐款，对支持抗战发挥了直接和重要作用，其贡献不容低估。

◆1940年3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军民。

此外，各地华侨还踊跃购买公债。据统计，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共发行公债六期，总额约达30亿元。政府每次发行公债，华侨均竞相认购，而且数额相当巨大，至1942年，购债总额高达11亿元，占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华侨购买的公债可起到国内同胞所购公债难以担负起的作用，使中国政府增加大笔宝贵而难得的外汇收入或外汇储备，可用来从国外购买抗战急需或国内短缺的军用物资。由此可见，侨胞购买大量救国公债，在经济方面有着独特的、重大的战略意义。

海外华侨还踊跃进行战时侨汇。广义上的侨汇，包括赡养侨眷的生活费用、救国捐款和回国投资。抗战时期的侨汇数量相当巨大，约达法币95亿元之多。其重要作用有二：一是在经济上，不仅扭转了中国抗战初期外贸入超的不利局面，而且尚有很大余额；二是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政府可以运用海外大量侨汇，从国外购买军火及军需物资，在国内则以法币支付给侨眷。

抗战期间许多华侨还积极回国投资，主要有工矿投资、垦植投资和金融投资三大领域，总投资额约为法币18亿至19亿元，对祖国的财政经济起到了“输血”的作用。

海外侨胞除采取捐款、购买国债、侨汇和回国投资等方式对祖国抗战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外，还从物力上对祖国的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援。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2年，海外华侨共贡献飞机217架。这对当时力量薄弱的中国空军而言，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空军的对敌作战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40年10月，华侨共捐献运输卡车及其他各种汽车数百辆，坦克27辆、救护车1000余辆，为战时重要的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的运输保障和其他战时保障创造了条件。此外，为祖国抗战军民捐献服装，也是战时华侨物资捐献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统计，从全国抗战爆发至1940年，仅南洋华侨就捐献棉衣700万余件、夏装30万套、军用蚊帐8万个，另捐冬装款400万元。此外，各地华侨还通过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新四军捐款献物，仅1939年下半年，就捐毛毯2万条；仅1942年初的一笔捐款就有3.5万余美元。华侨的捐款献物，帮助祖国抗战克服了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温暖了抗日军民的身心，鼓舞了杀敌士气。海外华侨除组织医疗救护队回国救护伤员外，还在侨居地为祖国捐款购药，或直接在国内外建立制药厂，生产战时急需的各种药品，帮助祖国抗战解决或缓解了缺医少药的重大困难。华侨还捐献其他物资甚至献血。

1938年初，泰国华侨冲破亲日政府当局的限制，秘密发动捐米活动，仅一周之内就捐献大米10万包并运回祖国。菲律宾华侨为祖国赈济大米250万包。许多华侨还把瓷器、字画、古董、结婚戒指、首饰等贵重物品捐献给祖国支援抗战。特别是有些华侨开展献血活动，如印度华侨和美国华侨就分别建立有“中国血库”，为中国抗战所用。与以往相比，抗战时期华侨的物资捐献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及事迹之感人，都是空前的，对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侨除对祖国抗战进行财力、物力支援外，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人力支援，其中以大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到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美洲华侨青年参加祖国抗战杀敌以及各种归侨团体回国劳军救伤最为典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保障大西南唯一一条运输援华军需物资的战时对外“生命线”——滇缅公路，国民政府西南运输部门与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联系，请求救援。陈嘉庚随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征募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的通告，计划招募550人，广大华侨积极响应，经严格“考验”，最后选定合格者为3200多人，超过原计划近6倍。自1939年春出征滇缅路到1942年5月滇缅路被日军切断的三年多时间里，南侨机工共运输各种作战物资45万吨，并付出了1000余人牺牲的巨大代价。抗战时期华侨还以航空救国的方式，主要有捐款、捐飞机、建立航空学校培养空勤人才回国参战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华侨鉴于日本侵华益甚，纷纷创办航空学校或航空学会，开展航空救国活动。其中波特兰的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及旧金山的美中航空学校，成绩尤为显著。美国至少有1000余名华侨经航校培训后回祖国对日参战，其他国家也有不少华侨空勤人员回中国报效。在对日作战中，不少归侨飞行员奋勇杀敌，战功卓著；有的为了保卫祖国领空英勇献身。此外，组织慰劳团回国考察慰劳，派遣救护队回国救死扶伤，组建各种归国服务团到前线和后方服务等，也是华侨以人力报效祖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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