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

闻所未闻的案情

1949年12月18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情况通报”称：本月15日驻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发生一起病员沙飞枪杀日本籍大夫一案”。

原华北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沙飞，1948年5月因患肺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籍内科主任津泽胜，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经常发烧、呕血、咳嗽不止，身体越来越虚弱。

这时，沙飞对津泽胜大夫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日本人，一定不怀好意，是假借治病残害中国人民，肯定是日本在中国潜伏下来的特务。从此对津泽胜产生了不满，故每次津泽胜为他治病时，总是采取缄默不语或答非所问的态度。在病情渐渐加重的情况下，沙飞联想到日寇侵略中国的种种残暴行为，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抱定要报仇雪恨的念头。于是暗自下定决心，要亲手杀死津泽胜，为民除害，为自己报仇。

1949年12月15日这天上午，津泽胜为沙飞治病时，开了处方转身出门，沙飞持手枪对准津泽胜后背开了一枪，津泽胜顿时倒在门口，沙飞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部又补打了致命的一枪。

案发后，和平医院当即将沙飞逮捕，押送到驻石家庄的高级步校保卫部监管审理。

经过多次审讯和调查取证，沙飞对自己打死津泽胜的事实供认不讳，人证、物证、事证俱在。

1950年2月审讯结案后，高级步校党委研究，一致同意判处沙飞死刑，呈报华北军区批准。

沙飞案件震惊了华北军区党委。接到步校报告后，军区党委非常重视，表明了依法惩处的严肃态度。经研究还认为，沙飞是军区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经受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考验，在战争摄影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竟如此杀死为他治病的大夫，前后表现差别如此之大，似有不太符合常理之处，需要检查是否存在精神不正常等问题。

为慎重起见，特派军区政治部张致祥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亲赴石家庄进一步核实案情。

张致祥副主任到石家庄后，首先提审了罪犯沙飞，该犯与过去审讯时一样，口供完全一致，而且坚定地供认，津泽胜是他亲自杀死的，不牵连任何人。

◆1943年1月，沙飞（左起）、赵烈、石少华、罗光达在河北平山碾盘沟。

经多方了解津泽胜本人情况，大家反映说：津泽胜在日本投降后，痛悔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比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他学习白求恩精神，愿留在中国继续当大夫为人民治病。三年多来，一致认为他表现很好，未发现有政治问题，更未发现是日本特务。

张致祥副主任向和平医院提出：从医学上检查一下，沙飞精神是否正常。经医生检查证明“未见异常”。医院出具证明，认为沙飞精神正常。

张致祥又召集干部、医护人员座谈，一致反映说：沙飞杀人是明知故犯，擅自杀人是违反军纪、国法行为，在国内和国际友人中反应强烈，影响国际和平医院声誉，应予严惩。

张致祥副主任回京后，如实地向军区党委和首长做了汇报。1950年2月24日军区党委做出判处沙飞死刑的决定。

接受任务

我接到张致祥副主任电话，尽快到他办公室接受任务。由于军法处的工作关系，张致祥的办公室我经常去。他日夜操劳，桌旁一直支着一张床。这次只感到他的办公室有些凌乱。

张致祥首先问我：“你认识沙飞吗？”

我当即回答：“不认识。”

张致祥说：“不认识沙飞的人没几个。”

我说：“你知道，我是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合并、成立华北军区时，从南边来的，来后即埋头军法处工作，对北边的干部认识的很少。”

张致祥说：“沙飞名气很大呀。”

我说：“首长知道，军法处和机关不在一起，工作性质非常独立，又有大批案件。”

其实，这些张致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感到他在没话找话，恰恰证明他想说的话难以出口。正说话间，警卫员端来一砂锅大枣粥，放在桌子上。张致祥说：“你来一碗。”

警卫员已经给我盛了，我没客气就接过来一同吃。我心想，领导犒劳，肯定是困难的差事轮到我了。

我试探着说：“沙飞的案情，保卫部有通报，这一段大家议论也比较多。”

吃过了粥，张致祥说：“军区最近开了两个会，一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沙飞党籍；二是军区党委会批准高级步校报告，判处杀人犯沙飞死刑。”

我一言不发，但看得出张致祥心情很坏。

张致祥说：“我叫你来，你也知道是干什么。”

◆左起：叶昌林、沙飞、吴印咸、石少华。

我答非所问说：“军法处，除了不分白天黑夜的审问审问审问，其他都是短活儿。”

张致祥说：“今天正式向你交代任务，以军法处名义起草判决书。”随手将步校的审理档案、报告和首长批示交给我。我粗略地翻看着，刚才听到死刑判决，虽然从谈话气氛中感受到了，但仍感到震惊和难过。我知道张致祥副主任接下来对我要说什么。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我的脸色已经在表达我内心的不愿意。枪决汉奸、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我有政治和仇恨动力。对好人犯罪上刑场，我毫无激情，只能是机械执行。而沙飞又是政治部的人，让我对他监督执行枪决，太难为我了。我想提前说，可张致祥不给我机会，马上又交代我说：“做好执行死刑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事由你亲自办理，由你赴石家庄宣判、监督执行。你要尽快地认真地把这件事办好。”

按要求，我起草了判决书。经上级审批，在执行沙飞死刑的前一天，3月3日，我带警卫连副连长吕万来和看守员王习味一起赶赴石家庄。

到石家庄后，首先向高级步校领导传达军区党委关于判决沙飞死刑的决定，而后与步校保卫部唐部长商量如何向沙飞宣判和执行死刑问题。

唐部长介绍情况说：“和平医院发生沙飞枪杀日本大夫一案后，上级指定由我们负责当地收押审理。这里没有监所，就由临时客房中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禁闭室’。”

我问：“沙飞身体怎么样？”

唐部长说：“沙飞有病，为了照顾他，每天让人从伙房打病号饭。他虽是南方人，但吃面食还可以，于是伙房每天都是面条加荷包蛋，近来他身体有些好转。”

我再问：“他对案情有什么新认识？”

唐部长说：“案情没变化，每次审讯，沙飞满口承认日本大夫津泽胜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并说他蓄谋已久，自己有一支手枪，子弹也不少，趁大夫为他看病之际，在病房开了两枪，才打死的，等等，每次口供一致，从不改口。”

接着研究如何宣判和执行。

宣判时会不会出情况呢？对我们，这本来不是问题。无非就是乱喊乱动。我们这样考虑的基点是，沙飞不同于那些反革命分子，他是功劳很大、影响也很大的犯罪人员，我们不忍捆绑他，我们很想让他以平静的姿态走过最后一程。这需要沙飞配合。

◆沙飞

当天，我提审沙飞。一是看沙飞认罪态度，二是看他在宣判后服罪态度，总之进行一次教育，使之能有所思想准备。

沙飞到庭，我反复追问杀人动机及对军区首长决定从严判决的意见和态度。

沙飞说：“打死日本特务，我不是一时冲动，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是为了报仇。”

他坚持认为日本医生将他的病越治越重，有严重的政治背景。他只是判断，没有任何证据。

他表示：“这件事，军区首长，聂司令员，肯定会知道的，他会公正处理的。”

我以沉默相对。

沙飞说：“聂总的决定，我一定服从。”

可见沙飞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也是沙飞本次所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你们军法部门不能背着聂总搞我沙飞。别人的决定，我沙飞一定会有异议；若聂总决定，断无二话。

执行枪决

1950年3月4日上午，在高级步校一个较大的会议室正式宣判杀人犯沙飞死刑。

沙飞到庭后，全体站立，我宣读判决书。

原文如下：

华北军区军法处判决书

法字第六号

罪犯沙飞，男，现年38岁，出生在广东一个商人世家，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主任等职。

1948年5月因患肺结核病，入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治疗。经一年多诊疗，病情不见好转，沙飞即怀疑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大夫津泽胜是潜伏在中国的特务，故在津泽胜为他治病时，开枪打死津泽胜，事发后将沙飞逮捕审讯，因人证、物证、事证清楚，罪犯沙飞供认不讳。

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军法处判处杀人犯沙飞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以正国法。以儆效尤，切切此判。

军法处处长  张致祥

1950年2月24日

宣读完判决书，我问沙飞：“你听清楚了吗？”

沙飞停顿一会儿，说：“听清了。”

我又问：“你服罪吗？”

这时，沙飞指着判决书，问：“能让我看一下吗？”

我说：“可以。”

当场交给他看。

沙飞仔细地看完后问：“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吗？”

沙飞确实不甘心就这样呀，他实在不理解杀日本特务的人怎么会被处以极刑。

我早有准备，双手将步校呈送的报告及聂司令员亲自批准判决沙飞死刑的文件一并交与他。

沙飞对聂司令员的字迹非常熟悉。他仔细看罢聂司令员亲笔签字，再无他念。

对着文件，沙飞见字如面，叫一声：“聂总！”哽咽掉泪了。

看着沙飞哭，我没表情，可内心十分难受。

我说不出话，也不能随便说。可我有一肚子话想对沙飞倾诉——

沙飞，你好糊涂啊。

◆1940年8月，沙飞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

你对不住聂总啊。你的病需要长期调养。急躁情绪让你焦躁不安，让你为不能速战速决而错误地寻找原因。你的主治医生的国籍身份让你想偏了。同时你本人和你的镜头见证了太多的日军屠杀罪行，你在日本人和罪恶之间画了个不可改变的等号。于是在你病情加重时，你把日本籍医生与阴谋等同起来。

你的怀疑无论错与对，你有说话的地方呀。你向聂司令反映呀，你向保卫部反映呀，你有的是揭发阴谋的条件，可你都没加以利用，反而一意孤行，酿成大祸。

沙飞呀沙飞，你舍不得聂司令，聂司令何尝就舍得你?!在一切无法挽回时，聂司令员在提笔批准你的死刑时，落到纸上的不仅是笔墨，还有泪水。是的，首长们都非常痛心。聂老总非常难过，聂老总为你落泪了。情永远在，可情难胜法，尤其建国伊始。

沙飞停止了哭泣，眼神投向我。

我再次询问：“你服罪吗？”

沙飞沉思了一下，回答：“服罪。”

接着他又说，“现在就执行吗？”

我说：“是的。”

沙飞又停顿了一会儿说：“可不可以让我换换衣服？”

我说：“可以。”

依沙飞吩咐，看守战士从监房取来一个布包袱，内有沙飞的衣服。沙飞把包袱放在椅子上打开，一件一件地换，脱下旧的，换上比较干净的。我们静静地坐着，看他的一举一动。沙飞非常镇定，从容。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他收拾停当。现场没有人催促，时间完全由沙飞自己掌握。

我问：“还有什么要说的？”

沙飞：“没有要说的了。”

这时在一旁的战士手持绳索向我示意。我摇了摇头，他们便退后，没有捆绑沙飞。

沙飞押赴刑场，其实根本没有押解。我和唐部长随在左右，其他人员跟随其后，就像平时散步一样，由沙飞带路，大家一步一步向石家庄北郊刑场走去。

行走中我们无话。

而沙飞有时停下来，对我们说：“我这个人就是要做硬汉子，认死理，我认准的事，三驾马车也拉不回来。”

我们不置可否。

后来，沙飞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辈子没有栽过跟头，总是受夸奖表扬，这次算一步走到黑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青杨木扁担，宁折不弯。”

我在一旁仔细听着，对他自己的中肯总结，也点头赞同。

沙飞还说了些什么，现在再难想起来。反正走一路，说一路。突然我走神去想另一个事。我们经历了伟大的改朝换代，我从事军法工作，开国大典前后不时有人问我功臣有没有“免死证”。我如实回答：没有。一般群众很难相信，开国功臣，出生入死，功高至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的功臣发“免死证”。我想，如果有，沙飞此刑当免。

走着走着，一副棺木摆在前面。

糟糕！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根据我们商定的安排，棺木置放于隐蔽处，避免给沙飞以刺激。不想他们给落实成这样了。沙飞倒没什么意外，很坦然地步向棺材。

我们一齐在棺木旁站定。这是一口很好的棺木，沙飞的归宿绝不能等同其他罪犯。

我问：“你看还需要什么？”

沙飞看了看棺内已铺好他的被褥，指了指前面部位，意思是那儿还有问题。我明白了，低声说：“枕头马上就有。”

战士跑步去取回一个真正的枕头。沙飞平时所枕的，是他那个衣服包袱，从战场到病房再到监房，皆如此。宣读判决书后，为沙飞换衣服和要枕头，时间又一再延长，至此，我们来石家庄已经一整天了，我没等来“刀下留人”的北京声音。

◆华北军区军法处全体合影，张鼎中（下中）。

枕头摆放好后，我仍然不发话。我是急性子，暴性子，但这一天，我确实愿意为沙飞多做些什么。我改变不了结局，但我能延缓结局。沙飞如果还有要求，我一定尽可能满足。

沙飞换好衣服向四周看了看，问：“还要我跪下吗？”

他的冷静，他的安详，以及他的高傲，都在最后这一句问话中。

我温和地说：“不用。”

沙飞肯定准备了充分的理由争取站立。当他临刑前的所有愿望都无障碍地得到实现时，他反而茫然了。他望着我，不知道该怎么站，不知道该迎着枪口还是背着枪口。

我说：“你就站着，朝北看。”

沙飞伫立北望。

“砰”一声枪响，沙飞永远走了。

作为组织确定的沙飞的送行人，我要说，我们的英雄战士沙飞同志永垂不朽！

作为在刑场上与沙飞相识的战友，不管沙飞情愿与否，我还要替沙飞宣称，我们的国际战士津泽胜同志永垂不朽！

尾声

光阴似箭。时隔36年，到了1986年5月。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查明并决定：

“沙飞当时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

在争取为沙飞平反过程中，他的夫人王辉及其子女王笑利、王达理、王雁、王少军等人四处奔波，走访了许多地方，找到有关人员，弄清事实，而组织上也同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得出接近事实本来面貌的正确结论。

他们在找到我了解情况时，我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当时情况。因我当时任保卫部三科科长兼军法处秘书，是我审阅步校呈送的报告，按照首长批示，起草判决书，而且作为赴现场执行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如实地说明实际情况。

对沙飞同志的平反，我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