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毛泽东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汇报表演，并接见受阅部队的部分指战员。左一为罗瑞卿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有这样两句名言：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这两段话，深刻揭示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基本任务，实际上回答了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要打仗的。可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早在1927年底井冈山斗争初期就已提出，只不过到1929年底，这一思想更加完善罢了。之所以这样提，事出有因。

如果只知道单纯打仗，与旧式军阀就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党是靠做群众运动和群众工作起家的，一开始并没有完全和充分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凸显。但这时在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又产生新的偏向，一些人片面强调军事工作和打仗，而忽视了做群众工作。

1927年9月，工农革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进驻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才陆续回村。这从反面说明了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1927年10月初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就经常提醒大家，红军要想在井冈山站住脚，就不能单纯地打仗，而要同时做好群众工作和建立政权等工作。但在新组建的人民军队中，这个思想弯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快转过来的。

11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大部卷入和茶陵敌军调离之机，攻打茶陵县城。由于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加之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毛泽东就委托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营攻打茶陵。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做动员讲话，特地要求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然而，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一个多月，却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在政权方面，虽然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但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于是，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11月下旬，正在宁冈的毛泽东立即给茶陵去信，批评陈浩等人的错误，主张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之后，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同时，还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件事，特地写信去批评陈浩的错误？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艰苦条件下，红军如果只是打仗而不依靠群众，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那么红军就不可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陈浩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和作风。毛泽东认为，如果按照这种做法，那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旧式军阀就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这种思想作风继续发展，就可能导致军阀主义，甚至背叛革命。

果不其然，12月下旬，当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时，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这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到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人的叛变投敌行为。毛泽东当晚召开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扣押陈浩等人，解除了陈浩的团长职务，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到砻市后，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人的投敌叛变行为，决定枪毙他们；任命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

会后，毛泽东又召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次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毛泽东明确规定和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

第三，做群众工作。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给红军指战员作报告

三项任务一起抓，就会有“很好的群众”和“很好的党”

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强调工农革命军要同时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

1928年1月初，为策应万安农军暴动和开辟遂川县工作，毛泽东在宁冈砻市向工农革命军发布攻打遂川的命令，要求指战员一体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

1月5日，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占遂川县城后，毛泽东立即组织以班排为单位的分散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打土豪筹款子。

在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又要求将工农革命军的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做群众工作，其余部队组成宣传队分三路下农村，一路到城东于田，一路到城西草林，一路到城西北大坑，向群众进行宣传，做社会调查，并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子。

毛泽东不仅大力倡导做群众工作，还身体力行，以身示范。1月14日，他带领一支武装到遂川县城西面的草林圩，以班排为小队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他深入圩上中小商人之中，一面做调查研究，一面进行宣传教育，提出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明确规定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买卖，不能随意侵犯他们的利益。对于压迫农民群众和中小商人的豪绅，发动群众没收他们的浮财。1月16日，他还利用草林圩逢圩（集市，三天一次）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保护中小商人政策的具体内容，说连商人的一颗红枣都不能动，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做生意。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小商人，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指导工农革命军将打土豪得来的衣服、铜板、猪肉等物品分发给劳苦群众。

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党组织的重新建立和发展工作、政权建设工作等。他初步总结茶陵、遂川建设工农兵政权的经验，主持起草《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指导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和县赤卫大队等。

在遂川局面基本稳固后，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到永新县秋溪乡，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子；培养和发展一批工农分子入党，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县委，酃县（今炎陵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有了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都有了地方武装。土地革命已经开始（还没有深入）。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这种革命局面的形成，显然是与毛泽东规定的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密不可分的。

反之，如果工农革命军只是单纯打仗，而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做帮助地方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不做帮助建设政权的工作，那么就不可能建成革命根据地，建成了也不能巩固。如果那样的话，工农革命军就会因丧失群众基础和根据地而成为流寇，最终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宣告失败。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做了这样的概括：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除要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军事方面的条件外，首先还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

毛泽东清楚地说明：红军不能只是单纯地打仗，还要执行其他政治任务，否则便不能生存发展。这是被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

既要发展军事影响，又要发展政治影响

红军不能单纯打仗，这表面上只是一个工作任务的问题，其实涉及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军内部要形成一个统一清晰的认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四军内部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开始转战赣南、闽西。5月底，毛泽东在闽西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发生了有关前委和军委分权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强烈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

这表面上是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残余等思想有所发展，涉及红军的根本性质问题。

6月8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是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主张设立军委的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少数人甚至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事实上难以继续工作。

14日，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的信中明确指出，这次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思想在作怪。他说：

“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

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会前，毛泽东曾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但这一意见并没有被前委所采纳，大会也没有解决思想统一的问题。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来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

9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给红四军前委发来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主要有三条：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明确指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中央在信中要求红四军前委，要恢复朱德、毛泽东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11月，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即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决议列举和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的各种表现：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等等。决议分析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想根源：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雇佣军队的思想；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等等。

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明确指出：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这里所提的红军任务，与此前所提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后来延伸为“生产”）三位一体的任务，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其要义在于，强调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讲政治、以党和人民事业的要求为使命，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注重党组织建设，等等。总之，不能只顾军事，只是单纯打仗。

古田会议上所规定的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不仅在当时对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具有重要奠基意义，而且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也有深刻影响。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除担负其核心的战斗任务外，它始终担负着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人民军队任务和使命的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天，我们的人民军队除要围绕战斗力标准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外，还要担负一些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比如：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积极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加强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任务；等等。这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良好传统和重要使命。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

“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变化，我军职能使命不断拓展。”

“打仗能力是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也是完成其他任务的基础和支撑。”

同时，习近平也强调：

“我们要正确把握核心军事能力和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关系，始终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

“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是新时期军队履行职责使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践行我军根本宗旨、维护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人民军队的性质不能变，任务不能偏。我们一定要牢记：人民军队的核心任务是打仗，但不是单纯打仗，它还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和人民所需就是军队使命任务所系，人民军队既要发展军事影响，也要发展政治影响。这，就是这支军队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