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党校,亲任校长,制定校训,高度评价《逼上梁山》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它的前身是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长征中被迫停止教学工作。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长征一结束,就在瓦窑堡复校。1937年2月,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进入快速发展期,1947年3月转往东北。它在延安办学长达11年,培养干部10余万人,书写了中共党史上辉煌的一页。
提议复校
1935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与张闻天等商议,中共中央党校在瓦窑堡龙公巷小学天主教堂复校。长征刚一结束即复校,足见中央和毛泽东对党校培养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当时决定:党校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成仿吾。教员有冯雪峰、马士良、朱子修等9人。第一期招生300余人,分三个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
◆中央党校瓦窑堡旧址。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党校很关心,负责人经常来校作报告。1936年5月21日,周恩来来校作《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报告。6月,中央党校先后迁往保安、定边。8月8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应是一个标准。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群众的领袖。党校学员,要学习刘志丹,忠于人民,为老百姓做事。12月29日,张闻天关于党校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党校必须扩大,招收白区同志来训练再派出去工作”,“党校与中央均开延安城”。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党校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1937年2月,迁入延安。
为中央党校制定校训
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党校的发展,不仅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讨论党校的工作,还多次亲自到校讲话,指导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来中央党校讲话,阐述当学生、当先生和当战争领导者三者之间的问题。他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学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学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仅是学得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学,在工作中学,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他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胜的目的,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从前线回来到党校学习的同志们,同他们进行了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毛泽东还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底,彭真去见毛泽东,说:其他学校都有校训,而且鲁艺、陕公的校训,还是你为他们制定的。你也为咱们党校制定一个校训吧。毛泽东稍作沉思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见下题)。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教育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托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之”。4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延安各系统整风及检查工作的指导分工,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8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的第二部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题为《党校的学习目的和方法》的演讲。他说:同志们大多从前方回到党校学习,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不能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这次党校统一开6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托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毛泽东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索取东西,是为了剥削,与老百姓爱牛差不多。我们要对群众无限忠心,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从群众的反应,落不落泪可以看出来。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号召大家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的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毛泽东关心党校的干部配备。这时,中央要张秀山(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就去找副校长彭真。彭真说:“你是毛主席点的将,还是安下心来干吧!”关于此事,张秀山回忆道:“毛主席常到党校来找干部谈话,了解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我见到毛主席说,自己连中学都没念完,任党校教务处主任不行。毛主席说:什么叫不行,谁行?搞本本主义的那些人行?我们党不需要只会夸夸其谈的口头革命家。我们党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革命战士。我很赞成你说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从地下生长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的观点。我们党校培养的是革命战士,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在大地生根发芽,在各地闹红一片,我们的胜利就会来得快一些。毛主席还说:整风就是思想上的清党。党校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经过整风学习,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不再让机会主义的东西影响我们的革命进程。听了毛主席的话,我被毛主席那明晰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打动,就上任了。”
1943年11月,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校师生参加,修建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可容纳两千人的大礼堂。彭真去请毛泽东为大礼堂题词,毛泽东高兴地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之后,这四个大字被加工刻在四块方石上,镶嵌在礼堂的正门上方。“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乃至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如今,这款题词,依然竖立在各级党校的门口。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讲演《时局问题及其他》,主要讲了时局、山头主义和审干问题。关于时局,他说:今天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几个大国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我可以说,他们之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团结,这次国共谈判我们提出8条,国民党一条都不办。我们准备力量,要扩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关于山头主义,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各个山头要检讨历史,这种检讨在指导上要正确,就是从团结出发,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错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讲错了话,做错了事,决议写错了,就应该纠正。这就叫公道。什么叫公道?坚持真理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也是公道。关于审查干部,他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陪一个不是。审干应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定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当时,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所以,在春季新一届学员开学时,毛泽东来校作报告。而且,后来中央领导人作指导整风运动的分工时,毛泽东负责抓的也是中央党校。用今天的话说,中央党校是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试验田”。
《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指出了整风的必要性。毛泽东说: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做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党还是有问题的,他指出:我们要打倒敌人,队伍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整风的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当时人们习惯把整风称作“整顿三风”。接着,他对这“三风”对革命的危害,一一进行了剖析。
关于主观主义,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但是在这两种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剖析了教条主义生搬乱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主观主义是一种一切从主观出发的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主要表现是:只注重想象,不顾客观实际;只相信书本或者自己狭隘的经验,无视客观规律;只凭自身的主观意志,不听群众的意见;或者是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或者闭门造车,不做调查研究等等。这种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对革命危害极大。后来,毛泽东生动地指出:“飞机飞在天上,总得飞回来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
关于宗派主义,报告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毛泽东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报告对党八股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后来,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报告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后,阐明了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强调:“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针,被党继承下来。
高度评价《逼上梁山》
毛泽东对中央党校演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观看后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那封著名的信。
1943年5月4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该校的三部。其中一些专家、学者,熟悉历史,爱好平剧(即京剧)。他们懂得“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于是,在副校长彭真的支持下,便开始以《水浒》中林冲的故事为基础,创作为现实服务的新京剧的工作。
◆中央党校编演平剧《逼上梁山》剧照。
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的初稿,是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根据《水浒传》第6回至第10回的故事,于1943年9月至10月间写成的,共23场。大家觉得初稿不错,情节动人,适合演出,即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一批具有京剧修养的同志进行边排练、边讨论、边修改。修改后的《逼上梁山》,为3幕27场。《逼上梁山》剧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逐渐完善起来的。这个戏的主题是阶级压迫,逼着人民起来革命,反抗统治者。这是符合毛泽东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中央党校的“大众艺术研究社”,经过对《逼上梁山》约半年的排练与修改,1月2日晚正式彩排,与观众见面。当时采用领导、行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人人可以对剧情、台词、表演、化装提出修改意见。彩排时,朱德、周恩来、彭真等都来观看,而且提出修改意见。齐燕铭回忆说:“1月9日,我们的戏只演了十来场,剧本修改还不那样完整。这天上午教务处突然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来看我们的戏,并要求先将剧本送去。当时我们兴奋极了。立即紧张地进行一切准备。只是剧本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本子。大家商量由5个同志分工,每人几场,在旧本子上,根据现在演出情况,回忆着,修改出来,然后用当时延安比较好的延边纸抄清,在当天中午迅速送到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
当晚,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李富春、凯丰、任弼时、谢觉哉等,来到中央大礼堂看演出,最后鼓掌致谢。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的演出,当晚乘兴给剧作者杨绍萱、导演齐燕铭写信: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开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由于党校在京剧改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决定正在筹建中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划归中央党校管理。1945年8月,又调杨绍萱担任党校平剧研究院院长。
这封信,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建国后,1950年4月1日,首次在《人民戏剧》月刊公布毛泽东手书的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文革”中的1967年5月25日,再次在《人民日报》公布这封信。
毛泽东对集体创作《逼上梁山》很欣赏,1945年6月,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说:“《逼上梁山》,集体创造,有何不好?发言权不是一个人,要公诸大家。”也是在这年,延安出版了《逼上梁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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