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党，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党中央都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学习竞赛开启了我党历史上大规模学习的先河。自1940年起，每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纪念日这一天，被定为“五五”学习节。“五五”学习节前后共举办了三届，在此活动的推动下，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中的干部群众逐步掀起了学文化、学理论的高潮。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开展全党学习竞赛的号召：“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要把原来书斋里的个人的读书学习搞成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为了真正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毛泽东提倡利用竞赛的形式比学赶帮，他说：“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12月25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指出，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毛泽东最近在各种会议上号召边区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努力学习文化。社论还指出，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领导干部要学习高深的革命理论，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在各种的具体的环境下，能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正确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一般的学习干部和群众必须要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准，为学习理论建立必要的基础。

　　◆图为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陕甘宁边区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热潮，首先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中迅速开展起来，以后逐步扩展到边区各分区、县、区、乡。为执行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加强对学习运动的领导，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张闻天(洛甫)同志任部长，李维汉(罗迈)同志任副部长，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运动。随后，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机关中，都设立了干部教育部或在宣传部下设干部教育科，担负计划、组织与领导干部教育的责任。5月2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延安机关学校团体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张闻天亲临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张闻天强调在职干部学习要有持久性和恒心。李维汉作了在职干部学习的动员报告，阐述了学习的意义，安排了学习计划。全党的学习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1939年3月初，中央干部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计划》把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主要为担负领导工作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老干部，他们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方面的内容，并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为文化水平较高，但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他们主要学习党的建设方面的内容，并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为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他们同时学习文化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延安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达到4000多人。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5人，丙类968人。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普遍的有计划的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

　　194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学习内容并统一课程设置。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类。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史、联共(布)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和军事理论。《指示》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做出规定，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和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的党的领导机关都应开办党校，以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同时对党校的学制、任务、教学方针和方法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同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把在职干部按文化、理论程度分为四类：一、二类是文化理论水准较高和较低的老干部，三、四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农出身的两类新干部，并按类规定了不同的课程和共同的课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还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诞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号召党员和干部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五五”学习节活动，在延安共举行了三届。1940年的5月5日，是第一届“五五”干部学习节。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940年4月16日“边区新闻”栏目刊登消息：纪念第一届干部学习节。6月6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参加者有近千人。大会由王首道主持，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李维汉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的学习经验，肯定了学习运动的成效，对学习中各种错误认识进行批判，并作了进一步的动员。大会还奖励了39个各类干部组成的模范学习小组。其中，陈云、张闻天领导的高级学习组被评为模范小组，朱德被评为模范学员。11日，《新中华报》又报道了中央宣传部召开学习运动总结大会的特讯，并公布了评选出的中央各部门的“模范小组”。

　　1941年的5月5日，是第二届“五五”干部学习节。1940年10月21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指出目前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加倍提高学习质量，并特别规定，为了提高在职干部学习的质量，必须充实和加强干部学习的指导，及时地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对在职干部学习的检查。根据《决定》精神，这次学习节强调提高干部学习质量这个主题。1941年4月7日，为纪念“五五”学习节，张闻天撰写《提高干部学习质量》一文，强调学习是要培养干部的独立研究的能力和习惯，而不能是一个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空头马列主义者”，或者“始终只能成为在马列主义大门外东张西望的流浪儿”。文章认为，提高干部学习质量急需解决三个问题：一、培养干部独立阅读(独立研究)的能力和习惯。二、增加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三、编辑、出版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6月，中共中央成立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其领导下形成普遍深入的学习运动。1941年第二届学习节时，人数达到5000人，在提高学习质量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届“五五”干部学习节人数增至1万余人。这一届学习节是从1942年开始的，由于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进入普遍整风时期，学习节就改为结合整风运动进行了。历时两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场名副其实的学习大革命。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毛泽东为推动延安整风运动，决定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学习》。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是“学习运动”。毛泽东作的第一个整风运动动员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的也是“学习”二字。此后，毛泽东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其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学习制度和学习观念的革命问题。延安整风为学习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典范。

　　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在延安10年时间大力开展党内学习运动的伟大创举，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实现全党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五”学习节作为学习运动的重要环节，对于建设一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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