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封特殊的慰问信，质地为毛边纸，纵25.4厘米，横37.2厘米，有折痕和水渍，正文为手写体翻印，信末有王树声将军的亲笔签名。

这封信的主人叫吴香莲。1974年的一天，她梳洗干净，换了一身最喜欢的衣服，前往箭厂河革命纪念馆，郑重地将这封信交到馆长吴世书手里，说：“这是王树声写给我这个革命家属的慰问信，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也是对我丈夫戴季伦短暂一生的肯定。我老了，又无后人，放在身边不放心，交给国家保管吧。”

吴香莲是怎样一个人？她的丈夫和家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通过这封信走进吴香莲不平凡的人生。

珍藏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中共中央老根据地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革命家属的信

一

1902年8月，吴香莲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紫云新湾（今属河南新县箭厂河）一个中等家庭，家里有些田地，还经营着几间手工作坊，日子过得还不错。吴香莲在无忧无虑中慢慢长大，虽然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父母没有送她进学堂，但自小到大都接受过严格的家教。她还跟母亲学会了一手出色的针线活，在周围几个村子小有名气。吴香莲的二姑早年嫁到了10公里外的紫云戴世英村。她特别喜欢娘家这个侄女，就自作主张让吴香莲和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戴季伦定了娃娃亲。

到了18岁，在双方大人的操持下，吴香莲和小她一岁的表弟戴季伦结为夫妻。结婚的时候，戴季伦是个青年学生，还在大斛山读书。吴香莲深明大义，当场表示：好男儿志在四方，戴季伦想读到啥时候就读到啥时候，我在家粗活细活都行，决不拖他的后腿。

1921年，戴季伦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去武昌上学。但只要学校一放假，戴季伦就赶回老家，在村里村外总找人聊天，讲“破除封建迷信”“男女平等”“中国要打倒洋人和军阀”等等。大家都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等他讲完了，就四散而去。他讲累了就陪陪自己的妻子，帮家里干些农活，夫妻二人颇是恩爱。学生出身的戴季伦干起活来还赶不上妻子，但吴香莲总是默默地多干一些，从无怨言。其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许多快乐。

在武昌上学的第三年，吴香莲发现，丈夫假期回来与以往不一样了，他总是和上戴家的戴克敏、四马山的徐希烈、刘家园的曹学楷几个人你来我往，到一起就神神秘秘地讨论什么问题。有时，她的弟弟吴先绪，堂弟吴先筹、吴焕先也经常跑来找戴季伦问这问那，谈个没完没了。吴香莲从不打听、从不干涉，只当是年轻人、读书人在一起说得来而已。殊不知，她丈夫此时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戴季伦毕业之后，就在黄安县城做事，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一趟，也是匆匆忙忙。直到1926年，黄安北乡农民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吴香莲才知道，丈夫戴季伦和几个娘家弟弟干的不是一般的事情。

其实，吴香莲更不知道的是，堂弟吴焕先经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箭厂河四角曹门成立党的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和革命红学。弟弟吴先绪、堂弟吴先筹也入了党，在郑边（新湾、旧湾一带的合称）争取了地主的红学；妹夫曹学楷也经常到箭厂河、檀树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他们带领农民协会会员镇压了本家恶霸、长水会会长吴惠存，震惊了黄安，震惊了武汉。

娘家是这样，婆家这边更是如此。戴季伦的大哥戴先元、三弟戴季英、四弟戴先进、五弟戴继文也都先后参加革命，在长冲、熊家嘴一带闹农运，把地主豪绅斗得无处躲藏。后来，他们率领农民协会会员镇压了大地主陈瑞林，黄安北乡的反动派谈“戴”色变。

1927年11月，举世闻名的黄麻起义爆发。戴家兄弟和吴家兄弟分别带领檀树岗、箭厂河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打头阵。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分别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和孝感汪洋店坚持斗争。

在动荡的岁月里，吴香莲和家人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担心亲人在外有个闪失，担心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也许是她担惊受怕疏于照料，也许是东奔西跑条件艰苦，她的二女儿很快夭折了。后来，大女儿也不幸离世。吴香莲强忍悲痛，经常祈祷，希望上天保佑戴季伦他们的“大事”早日成功，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

吴焕先

二

戴季伦很想多陪陪贤淑的妻子，可是共产党人的使命不容他儿女情长，结婚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几乎很少回家，夫妻俩自然是聚少离多。

戴季伦曾任黄安县党部执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同志们一道，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相继参与领导发动黄麻边“九月暴动”。在黄麻起义中，他和戴克敏、戴季英等直接指挥七里坪地区3万多名群众，浩浩荡荡开赴黄安城，和起义大军一道夺取县城，建立农民政府和鄂东军，为大别山武装斗争拉开了帷幕。

黄麻起义失败后，鄂东军主力转移到木兰山打游击。戴季伦、陈定侯、郑行瑞等人按照党的指示，潜入孝感汪洋店一带，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28年秋，党派他赴长轩岭地区以教书为掩护，任中共黄陂特别支部书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次年春，他又被调入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兵委主席。不久，又调往豫东南，任中共罗山县委书记。1929年9月，鄂东北特委按照党中央指示改组为鄂豫边特委。不久，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于柴山保召开。戴季伦出席了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并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化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列宁高级学校和一批列宁小学相继建立，从未进过学堂门的农家子弟终于可以上学了。戴季伦工作之余，还到列宁高级学校讲课，凡事亲力亲为，颇受群众好评。其间，由于在家乡附近工作，他回过几次家，每次夫妻俩总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吴香莲习惯地拿出最近给他做的绣花袜底（缀在长筒布袜底部，耐穿），让他带上，然后送到村口，依依惜别。

1930年冬，戴季伦奉命到皖西工作，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驻皖西办事处主任。1931年6月，任皖西北特委宣传部部长，并担任特委党报委员会书记，主持创办了《火花》《红旗》等刊物。戴季伦正直公道，在皖西北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根据地“肃反”问题上，主张慎重从事，不搞捕风捉影，与特委书记方英工作步调一致。

1931年秋，戴季伦调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秘书。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戴季伦被留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尽管根据地面临着外部强敌的“围剿”“清剿”，但内部的“肃反”仍未停止。很快，戴季伦被政治保卫部门抓了起来，原因是他曾发表“反动言论”，宣称：“反富农政策不正确……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涨（潮）现在没有，是国民党稳定期……”审讯他时，有人逼他承认自己是方英在皖西北介绍加入“第三党”的。他坦荡地说：“我不知道什么‘第三党’‘第三派’，我所知道的同志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搞派性斗争有什么好处？”

在被关押期间，戴季伦受到百般虐待，但他从未背叛真理，总认为见到省委书记沈泽民后一切都会说明白的。一天夜晚，他趁看守人员因事离岗之机，逃脱出来，径直朝省委所在地天台山方向奔去。看守人员发觉后，持枪追来。戴季伦因为被关押，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加上一路上不得停歇，又渴又饿，跑到潘家河水竹坪，他再也跑不动了，就趴在河边捧水喝。恰巧追兵赶到，举枪便射，当即将他打死在河边，他年仅30岁。后来，沈泽民知道了这件事，下令将擅自开枪打死戴季伦的两名看守人员处以极刑。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戴季伦为革命烈士。

1935年，红25军部分领导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三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以后，国民党以10万兵力尾追而去，留下20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围剿”。

大大小小的地主土豪随着国民党“清剿”部队卷土而来，疯狂报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人地两熟，干起坏事更加毒辣。吴香莲一家弟兄五人都在外干革命，戴季伦、戴季英还是共产党的“头目”、闹革命的骨干、反动派的死对头，所以戴家最先遭受敌人报复。

危急情况下，婆婆叫吴香莲回娘家去躲一躲，自己独自留下来守着几间破房子。因为鄂豫边一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姑娘是户下的。意思就是姑娘长大成人后，就不再是哪一家的姑娘，而是整个家族的姑娘，大家都有尊重、保护和帮助的道义。这一点，哪怕是反动分子明里也不敢公然违背，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家祖祖辈辈都住这里搬不走，哪天走下坡路了，犯众怒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吴香莲照婆婆的话回到新湾娘家。没想到的是，同样是红军家属的二妹、三妹也来到娘家避难，姊妹们见面免不了流泪难过，好在大家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此前，弟弟吴先绪、堂弟吴先筹已为革命牺牲，堂弟吴焕先不知在哪里，生死未卜，家里只剩下父母和哥哥。尽管是在娘家，毕竟世道不太平，一家人小心翼翼、深居简出。吴香莲心里还牵挂着丈夫和婆婆，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总是望着窗外发呆，久久不能入睡。

一天夜里，她听见屋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还似乎夹杂着呻吟声，心里一阵发紧，仔细再听，肯定是有人。她悄悄叫醒两个妹妹和哥哥，摸到屋后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嘴里喊着：香莲，香莲……大家赶紧把老人背进屋里，老人遍体鳞伤，一看才发现是婆婆。原来，地主陈瑞林的后人带领国民党军把她抓起来，吊在松树上毒打了一天。后来昏死过去，敌人才把她放下来扔到地上，扬长而去。半夜里凉风袭来，老人苏醒过来，爬了十几里山路才爬到这里。吴香莲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她没钱请医生，只能尽力伺候，但老人伤势很重，第二天天亮便含冤去世了。

吴香莲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丈夫不在人世、妹夫曹学楷和堂弟吴焕先牺牲的消息。就这样，她定居在娘家新湾。生于斯长于斯出嫁了又归于斯，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一晃17年过去了，天终于亮了，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红旗招展，与丈夫戴季伦给她描绘的新社会一模一样，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了。这年她47岁。此后，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抗美援朝支前活动。谁家嫁女娶媳妇，她总是帮忙张罗，女红也被她包了，她的针线活人人称赞，因此她人缘很好。

1951年9月的一天，上级突然通知吴香莲去县里开会（此时箭厂河已属河南新县）。她和几个同伴来到县城新集才知道，原来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来了。她一下子沉浸在喜悦之中。来到新县的是王树声率领的鄂豫皖分团，给全县革命军烈属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问候，还带来了慰问信以及印有毛主席画像和题有“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纪念章、纪念册。

从县里回去，吴香莲逢人便讲：“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老区，没有忘记为革命死去的人。王树声将军在大会上回忆了鄂豫皖革命斗争经历，讲着讲着，他都流泪了，革命胜利来得不容易啊！”每每讲到这里，她总是泪流满面。此后，她把慰问信和慰问品时常放在身边，因为那些东西是来自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直到晚年，她才捐给箭厂河革命纪念馆，后来又辗转交给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收藏。

1951年8月，王树声访问革命老区，慰问革命老战士和父老乡亲。图为王树声在麻城县老区代表会议上讲话

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把吴香莲接到公社养老院养老。老人一生好强，她逢人便说：“我住的是光荣院，不是敬老院。我娘、婆两家总共12人参加革命，牺牲11人。我是革命烈士戴季伦的遗孀，所以我住的是光荣院。”即使住光荣院，吴香莲也从不闲着，不是帮厨，就是打理菜园，还经常教大姑娘、小媳妇做绣花鞋垫和其他针线活，身边环绕的总是欢声笑语，直到她82岁那年去世。

这封珍藏70多年的慰问信所承载的初心和使命，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