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开发中的劳动改造人员
这个特殊群体至今没有完整、准确的数字统计。据郑加真在《北大荒六十年》中估计,应该约有几万人之众。这个群体是投入北大荒开发最早的人,他们在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监督的同时,为北大荒的早期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投诚、起义、被俘人员日益增多。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些人员猛增至数十万之众。东北军区政治部集中组建“解放军官教导团”,对这些人进行收容、审查、教育,并给予出路。后来在荣军农场的影响带动下,开展创建“解放团”农场的工作。1949年—1951年,一支由部队干部(大多为荣誉军人)警卫部队(5个团约5000人),带领14000人先后组建了7个解放团农场。这支特殊的垦荒队伍,不仅要在黑土地上创建机械化农业,还担负着改造教育被俘人员,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艰巨光荣任务。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一团开赴鹤岗宝泉岭地区,现役军人约1700人,国民党投诚起义、被俘军人3258名。其中校级军官在内的各级军官1499名,士兵1759名。1952年6月,解放一团转为宝泉岭农场,先后有7批学员被批准转变了政治身份。全团3258名学员,除58名因死亡、返乡等原因外,3200名学员全部成为国营农场职工。
1950年,首批选送表现优异的34名学员,到佳木斯农校学习,其中学员28名(原国民党尉官23名,士兵5名)。1951年,为加快农场机械化,又从学员中选出表现好的130名学员,编入拖拉机手、康拜因手和修理工队,进行集中培训。随后,对有驾驶汽车、电工、车工、财会、医务等专长的学员,根据工作需要,绝大多数安排到专业岗位。这些学员,有的成为农场的技术骨干、专业能手、劳动模范。解放团是一个改造大自然、改造人的大学校,这在宝泉岭农场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泯灭的特点,历史将永远记载着这光辉的一页。
解放一团团长兼政委王世英,先后在八路军115师津浦支队任战士、宣传员和侦察员。由于战斗英勇,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山东纵队担任保卫干事、政治特派员和军法处副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队转战东北。1947年成立“解放军官教导团”,他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8月,东北军区政治部召集各“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长开会。会议由军区联络部长王央公主持,军区政委周恒传达了朱德总司令的电报指示,并宣布成立军区生产部,王央公兼任生产部部长。生产部决定各解放团要以北大荒为主要地区,办机械化农场,这个任务就落在刚调生产部工作不久的董振东身上。
从1949年初到1951年初,在王央公和董振东的积极组织下,由解放军干部、警卫部队带领来自鞍山、西安(现辽源)、郑家屯、安东(现丹东)、延吉等地国民党部队中的被俘、投诚和起义人员,先后在北大荒创建了7个“解放团”农场。解放一团—宝泉岭农场;解放二团—香兰农场、铁力农场;解放三团—孟家岗农场(现曙光农场);青干一团—二龙山农场、红星农场。
解放团农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众多曾与人民为敌的人转向了人民,许多人经过长期的教育磨砺后,成长为爱国者、革命者甚至共产主义者。历史证明,北大荒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力量。
特殊群体人员中的国民党投诚起义、被俘人员,包括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战役俘获或投诚人员,剿匪捕获的打散后聚集山头的原国民党军队流窜人员,建国后台湾空投的特务等。
平津战役后,傅作义及高层军官董其武等功臣,受到优待。但中下层军官,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很多人因历史等问题,被以反革命罪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
牛连乡,山东济宁人,从小跟傅作义将军从军,曾任北京市昌平县县长和傅作义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1951年镇反时,他和500多人被拉到徐州市一个山沟准备枪毙。临刑前,傅作义向中央求情,把他保了下来,判了无期徒刑,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
王锦泉,原绥远省人,傅作义手下一个连长。他对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非常不满,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出卖了”等等。
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和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成群的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杀猪般的嚎叫。等到收工时,把他拖出来时,脸上全是血,肿的像个发面馒头。白色的囚衣成了红色。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因伤重过世了。
特殊群体人数最多的当属劳动改造犯人,这当中包括一些刑事犯,政治犯等。现在来看这些政治犯,谈不上犯了什么政治错误。有的是在大鸣大放中提意见,在组织对其提出批评时坚持自己的意见,因而被判刑。还有的因解放前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组织等问题,后被判刑。如孔庆海,19岁,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学生,因上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19岁的现行反革命犯陈奉孝,判刑原因是成为顽固不化的右派。
在十万官兵转业之前,在北大荒开荒的主要力量,是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下的各劳改支队。劳改支队虽然隶属省监狱管理局,但劳动改造大多在农场,无论是公有制农场,还是军垦农场,或劳改农场,都和转业军人劳动生产、生活在一起。他们实际上是受双重领导,既主管为省监狱管理局,直管为农垦局农场。
如1954年10月,伊春森林铁路抢修工作完成后不久,在王震将军安排下,余友清带领着540名复转官兵奉命由伊春南下,前往虎林县进行建立军垦农场的前期勘探工作。跟随余有清一起前往的,就有河南劳改支队管教干警220人,劳改犯5074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余友清带领的垦荒队就扛着行李和生产工具,从伊春一直走到了虎林。
当年12月,在虎林县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八五零五部队农场筹建小组,小组吸纳河南劳改支队队长黄士元、党委书记周长岭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可见劳改支队已经和军垦农场融为了一体。一直到劳改人员1962年内迁离开虎林,八五0农场除留下一些劳改新生就业人员外,在押劳改人员已经全部撤走。
1956年3月,铁道兵九师警卫连等部160余人,在老红军、铁道兵第三师代师长黄振荣带领下,押着3000余名劳改犯,开始抢修虎宝公路。
1956年6月,852农场在宝清县南横林子地区开荒建场成立。852农场对外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八五零貮部农场 ”。1957年3月,省公安厅同意852农场对内称“黑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改支队”,有劳改犯人2629名。由此可见,当时的很多农场,都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劳动改造犯人是特殊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也是投入北大荒早期开发的一批人。从共和国诞生到五十年代中期,北大荒创建了一批劳改农场,其中以1955年为最,建立了24个,占全省劳改农场的73%。
1950年2月,省公安厅抽调30多名连排干部,20多名荣军,押送沈阳市1300多名犯人到达佳木斯,8月开建梧桐河农场。这是全省最早建立的劳改农场。1955年8月19日,北京市公安第五处李一平处长带领干警、职工108人押解犯人从北京到达密山,进入兴凯湖地区,当年建起了五个新村。兴凯湖农场作为北京市的劳改农场,历时13年,于1968年底转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43团。
1955年,建立的劳改农场主要集中在密山县、虎林县、嫩江县、德都县,分别为兴凯湖农场、密山农场、青山农场、嫩江农场、龙门农场、龙镇农场、襄河农场、引龙河农场、尾山农场、七星泡农场、格球山农场、山河农场、绥棱农场等农场。
八五七农场创建于1951年,最早对内称“密山劳动改造大队”,对外称“沈阳市密山农场”。农场的建立,主要是为安置劳改服刑人员。
1950年6月,沈阳市监狱领导向市人民法院、市政府提出组建劳改农场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市领导的批准,并拨建场经费500亿元(折人民币500万元)。抽调干部20名。
当时从东北军区获悉,第四野战军炮八师在松江省密山县境内放弃大面积军垦耕地,市领导决定在密山建场,安置大批犯人。
1951年3月14日,由领导小组成员监狱长杨彦等人监押130名懂些农业生产和铁木瓦工技术的犯人到达密山,第二天进驻兴安村正式建场。对内称“密山劳动改造大队”,对外称“沈阳市密山农场”。
1951年,全场除165名管教干部和职工外,其余均为劳改犯人,当年共接收七批犯人,共计2393人。
1953年7月对内改称“第二劳动改造大队”,外称“松江省密山农场”。1953年,全场住户百余户,总人口为4600人。其中干部职工家属396人,其余均为劳改犯人。
1956年,总户数增至550户,总人口达7300人,其中劳改犯人4253人。1957年5月改称为“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密山农场”。1958年大批转业官兵来场,总人口达到17533人。
1953年,由松江省公安厅密山农场派人到青山地区勘测,并确定建场方案,1954年春进行开荒建场。同年8月,松、黑两省合并。1955年3月,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正式建立地方国营青山农场(劳改农场)。
1957年划归铁道兵农垦局管辖,1959年更名为“八五六农场”。1968年6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编为第四师第三十七团。1976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改名为“青山农场”,隶属牡丹江农场管理局。1979年恢复八五六农场名称。
1955年8月北京公安五处李一平处长率领干警、就业职工、劳改犯108人,从北京到达密山。他们穿林涉水,步行60公里,进入兴凯湖区。由此,兴凯湖农场正式成立,主要是安置劳改犯人。
兴凯湖农场始建于1955年,第一批来的犯人万余人,全部是被解放军用机枪押着进大湖岗里的。他们是冬天进湖的,因为只有冬天沼泽地里结了冰,人们才能用镐头刨开冻土挖土修堤。
1956年8月12日,山东省公安厅在德州召开建场大会,动员公安干警押送犯人去北大荒创建劳改农场。他们押解近万名犯人共8个大队,到达悦来镇,建设笔架山农场。
黑龙江省劳改农场群的建立,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垦荒大军,与省国营农场群、铁道兵农场群一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劳改农场的特殊性,它们一般都建立在地处边远、水泡环绕、交通不便的恶劣环境中,农场的开发建设更为艰难,付出更多,特别是管教人员更是如此。
很多监狱管教干警,和劳改人员一起留在了北大荒。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涌现出一大批忠诚劳教事业、无私奉献、功绩卓著的公安干警和领导干部。他们是开发北大荒的无名英雄,更值得载入史册,永远铭记。
押送六个劳改大队犯人从江苏省到八五二农场的公安军押运犯人总指挥周传芳,和所有押送人员及六个劳改大队的犯人,最后都留在了北大荒。周传芳后任红兴隆管理局钢铁厂副场长,现己去世。
在三种特殊群体人员中人数最少,但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下放的右派。
1958年3月,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发配到黑龙江牡丹江农垦局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总计875人(中央机关725人、军委150人);中央国家机关发配到853农场的489人。两项合计1364人。(许多都是司局级干部和享受司局待遇的文人)
其中分到850农场云山畜牧队五栋房住下的有400人左右,编制为7个小队。4月底,军委单位的右派也分到五栋房住下,86人分散到7个小队里。五栋房右派总数约500人,为最集中的地方了。
到虎林县的这些右派当中有文人、编辑、画家、演员、记者、翻译、音乐戏剧研究者、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军队系统各类院校的教员、讲师和协理员等。
文化艺术界的分别来自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剧院、北京人艺、青艺、故宫博物院、大众电影杂志、北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包括名作家、诗人丁玲、吴祖光、艾青、聂绀弩、田庄,名画家尹瘦石,漫画家丁聪、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副院长张晓非,郁达夫侄女婿书法家黄苗子,铁路文工团团长陈地等;电影界的著名编剧和演员沈默君、郭允泰、管宗祥、李景波、张莹、农中南、于绍康、袁玖等,总政文工团画家张钦若、徐介成、孙承武等。
国务院各部委来自外交部、外贸部、文化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教育部、高教部、石油部、交通部、财政部、商业部、轻工部、纺织工业部、内务部、农业部、国家经委、人大常委等部委,包括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李克农女媚外交部的孙方,王瑞山(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生秘书兼翻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 琛,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树,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秘书焦勇夫,故宫博物院助理研究员于善浦等。
各报刊杂志、军委下属各单位。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画报社、包括《大公报》著名记者高汾、朱启平、萧 离、吴永良,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光明日报社殷毅、徐颖、许子美,《世界知识》高级编辑谢和庚,《世界知识》编辑石铁生,《大众电影》编辑刘柏华等。
这些右派,很多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如胡子宗,1938年参加革命,当右派之前为公安军政治系主任教员。他家庭十分的不幸,其妻因贪污问题被关押,儿子因杀人罪被判死缓。他1979年落实政策时,被老上级安排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后著有分量很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一书。
归国后,参加抗美援朝新闻纪录片和军事教学片拍摄,是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主要人员之一。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放光芒的五角星片头,就是由他制作的。1958年3月,打到右派后被下放到北大荒,在850农场云山畜牧队劳动改造,后被调入虎林一中担任美术和英语教员。1979年,调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电教中心副主任,中大侨联主席,省政协委员,在华侨事务和海外联谊工作中成绩突出,获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授予的“全国侨务工作先进分子称号。
另一个我有印象的右派,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名叫董奇,在鸣放时讲他在1955年肃反时遭到毒打逼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评反。对于匈牙利反苏事件,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反攻倒算和同情反革命,成为右派顺理成章。摘帽后,董奇在虎林西岗照相馆工作。后调农垦总局,在被借调到水利部拍记录电影时,在潘家口水库病逝。
和陈尔真和董奇同为部队文艺单位,又一起到北大荒虎林的还有著名编剧沈默君(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组长)、八一厂摄影师戚玲和金星。
沈默君:军队剧作家,大尉军衔。著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电影剧本。他虽总和电影制片厂合作,长期生活在电影制片厂,但他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制内人员,而隶属总政文化部文艺处。
沈默君在宝东中学教书时,和罗国仕合作写出《革命自有后来人》即《红灯记》电影剧本。文革中《革命自有后来人》被改编为样板戏《红灯记》,但谁知道,《红灯记》在全国如火如荼上演时,它的原作者却在安微枞阳又一次的接受改造。江青在提到沈默君时说:“别人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难,他一部作品一下就塑造了三个……但是,此人政治表现很不好,爱翘尾巴,不要再提他了!”从这话里,即有对他异于常人才能的钦佩,又有对他狂放任性和持才傲物的不满。
八一电影制片厂洗印技师金星,1948年放弃郑州圣达中学老师岗位,参军在二野中原军区和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诸多战役。1950年被党派往东北电影制片厂学习,后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他成为右派的原因是帮洗印车间工人魏国治报不平写了一张大字报,魏治国爱人出身贫农,共产党员,生产队妇女主任,结婚多年也调不进八一厂,而厂里一些位高权重者,不但安排自己的亲戚,连自己家保姆的家人也办到电影厂里上班。金星就写了一张《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大字报,为魏治国鸣不平。反右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自然他就成为右派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文革时他在书写标语“中国共产党”时少写一个产字,成为了“中国共党”,被人抓住了把柄无限上纲。再清算他曾当过国民党伞兵,就判了刑。因不服,又被加刑至无期。幸好后来得到了纠正,只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在850农场工作至去逝。
云山畜牧队1958年秋——1960年冬,右派非正常死亡34人。经反映,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追问东北农垦总局,总局追问850农场,农场党委下令把云山畜牧场党委书记撤职,降职一级到宝东种子站任党支部书记。
北大荒的特殊群体,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的记忆里,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页,他们为北大荒建设开发,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功绩也应当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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