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一、中央一位负责人指示潘汉年，迅速移交工作，断绝同许多老关系的往来/周恩来慧眼相中潘汉年/潘汉年从往昔时常出没的场合、非常熟悉的圈子内销声匿迹了/特科，直至20世纪90年代谈及犹觉神秘的机构/潘汉年接过的是张残破的情报网络

1931年，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是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也是潘汉年的人生，出现决定性转折的一年。

这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一位负责人突然召潘汉年谈话，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移交原来的工作，离开宣传系统；除了特别指定外，断绝曾与他保持密切往来的以左翼面貌活动于社会的同志和友人的联系，去接受一项他从未想象到、也极不熟悉的工作。

“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张云《潘汉年传奇》）

当时，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正干得有声有色，突然要他转移阵地，到一个他生疏的岗位，似乎有些不合情理。这一是因为中共中央面临突如其来的严峻事变；二是面对突变，周恩来基于形势的变幻对昔日的特殊工作及时进行了反思总结，感到必须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做及时调整。这正反映了周恩来的机敏与知人善任。

这里所说的严峻事变，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由于顾顺章在中共党内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保卫工作，他们的办公地点及住所，所有反敌特的工作，包括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人员，都是由顾顺章掌握的。他的叛变对中共首脑机关不啻灭顶之灾。幸运的是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截获了情报，周恩来的果断安排，使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但所有由顾顺章掌握的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却从此几乎陷于瘫痪。

如此一来，中央特科特别是情报系统，必须重组，补充新的领导骨干。这是中央特科得以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的首要措施。

在6月1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就中央特委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检讨了顾顺章叛变一事，对特委以后的组织、纪律、工作方针提出新的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任中共中央作战部部长的康生、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被调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重组工作。

早在特科初建时，当时任中共淞浦特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就将其领导下的部分同志输送到特科，并一直对特科的工作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而周恩来相中潘汉年，显然与总结顾顺章的教训和未来情报工作的特点相关。

出身流氓无产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又不重视理论修养的顾顺章，在担任特科领导，工作有所建树之后，便露出其意识深处的劣根，居功自傲，生活堕落，缺乏政治头脑，热衷单纯恐怖主义行动。

此时此刻，周恩来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虽勇武过人但政治素养较为欠缺的人，是不适合被赋予特殊工作领导职务的。

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砺练经年，理论积淀日厚；走上更高领导岗位后，审时度势，政治上更趋成熟。考虑到情报工作的发展，要获取更核心、更高质量、更准确的情报，必须同敌对营垒的上层、社会名流建立曲折的管道和广泛的联系，因此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具有非凡的沟通交际和社会活动能力的、智力型的博学儒雅之士，方能在今后更趋复杂的特殊战线游刃有余。

周恩来慧眼相中潘汉年，正是基于对未来情报工作趋势的敏锐感觉。潘汉年固然没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但他具有成为优秀情报工作者所需要的可贵素质。这种优良素质，可以迅速弥补经验的不足，相反有太多传统经验的框囿，反倒是顺应新趋势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并没有人给潘汉年作如是的分析、解释，那个时期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组织的决定，就如同军人服从命令一样，讨价还价的市井杂音影响不了他们。潘汉年就这样在往昔时常出没的场合和他熟悉的圈子里突然销声匿迹了。

在上海诞生的中央特科，是个人们直至20世纪90年代谈及犹觉神秘的机构。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虽说对特科的存在是早已知之，并与特科的某些人打过交道，但对其内部构成和如何运作的了解，则都是到特科以后的事。

宁汉合流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当时正是血腥弥霏，风声鹤唳。中央机关要在凶险环伺的处境下立足，运转和工作，急需建立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机构，以防备敌特，惩处奸细，搜集情报，交通联络，保卫党的首脑机关的安全。于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1927年11月间，亲手创建了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在武汉成立的中央军委直属特务工作处，当时的具体负责人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在上海创建中央特科后，吸收了部分原军委特科的成员，如李强等。特科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常务负责人。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它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

在组建、完善和发展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持制定了一整套中央特科工作的制度和措施，亲自编写了以“伍豪”命名的电传密码。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他坚持要特科人员进行了20余天的训练，并与恽代英等亲自授课，讲述政治形势、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纪律。

中央特科在上海诞生后，相继组建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 三科是行动科，四科是交通科（也称通讯科）。

潘汉年调到特科，被指定担任情报工作的领导。由于原负责人陈赓已不能在上海久留，他们马上约定了交接工作的时间和地点。

陈赓把二科系统保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以及所属的情报网络全部移交给潘汉年。毋庸讳言的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几乎全部骨干都从原岗位撤离，潘汉年接过的是张残破的情报网络，以致最重要的关系，只剩下两个在青红帮圈内不能小觑的人物。

此时此刻，潘汉年还根本体会不到，这个曾经被陈赓经营得云起龙骧左右逢源的摊子，在他接手时，对履行中央赋予的职责已是力不从心。他面临着怎样繁重的修补网络，另辟沟渠的艰巨工程！而敌对阵营又因为从李克农、钱壮飞等中共人员的打入中吸取了教训，筑起了更为森严的壁垒。

潘汉年还没来得及去估量，也不知该如何估量。也许是因为太陌生，太不了解，而也恰恰是因为陌生和不了解，才没有太多的畏难情绪。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陈赓的叙述。

最后，两人商定，除少数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重要人物划归潘汉年亲自领导外，其他关系仍由刘鼎联络，对潘汉年负责。交接结束，两人互相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告别。

二、刘鼎，潘汉年到特科后的主要帮手/中共提出一石数鸟的镇压任务/一张照片触动了刘鼎敏感的神经/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从而确定了镇压目标

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工作后，刘鼎成为他的主要帮手。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生于四川南溪。早年受“五四”风潮的影响，在中学读书时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学一起参与新文化运动，并拜同乡著名革命者孙炳文为师，学习革命道理。后来，他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苦读三载，学业精良。再后转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当他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时候，恰逢时在德国和朱德一道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探亲，他遂于1924年随孙赴德留学，并由孙炳文介绍结识朱德。不久，孙炳文和朱德二人介绍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他受组织委派赴苏，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军事工程。1929年底他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当即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任副科长。

作为陈赓的助手，刘鼎协助陈赓建立了上自青帮大亨杜月笙，下自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情报网系。特别是与陈立夫、张道藩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登瀛，就是由刘鼎直接负责联络的。

在潘汉年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前，刘鼎已是屡立功勋了。

有这样一位出色的特工人员辅佐，使初到隐蔽战线的潘汉年，在熟悉和展开工作上受益匪浅。

潘汉年新接手情报科长不久，新组建的中央特科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对如何立即展开工作做了认真筹划。作为新班子领导的陈云认为：在这个时段适当地采取一些反击措施，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陈云、康生和潘汉年经研究决定，在近期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在敌特机构中有一定影响、又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人物，以消除顾顺章叛变后给革命阵营内部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利影响，显示革命的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为组织新的内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9年10月，潘汉年（前排右三）与中共上海地下党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任务意向确定后，情报必须先行，首先要由潘汉年负责的二科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出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做好一切侦察准备工作，协同行动部门制定实施方案。但作为新手的潘汉年，对敌情尚不了解，对选择谁为镇压对象心中茫然无绪。此时此刻，作为副手的刘鼎给了潘汉年非常有力的支持和协助。

在与刘鼎共同商议研究选择镇压对象的问题时，刘鼎先向潘汉年介绍了上海租界上巡捕房的一些警探头目，但对这些人更具体的情况，例如平日行踪、生活习性、家庭住所及周围环境等也不甚了了。

仅凭手中掌握的有限情况，他俩感到是不能坐在屋子里推敲出镇压对象的，必须尽快展开调查，理出头绪。两人遂匆匆划定了一个范围：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为重点，寻找出一个专任破坏中共地下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首恶分子。

此后不久，刘鼎办事途经南京路，当走过一家照相馆的橱窗之际，抬眼瞥见里面陈列的一张大照片，那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们的合影。自从与潘汉年商议了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后，选择镇压对象的意念便整日萦绕在刘鼎的脑际，因此一见到橱窗里的照片，他便下意识地驻足观看起来，发现其中一个人的面孔有些眼熟。

凝神思索了半天，才记起那人叫王斌，时下正在警备司令部督察长任上。霎那间，刘鼎那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他立即约见潘汉年，向他汇报了自己突然的发现及由此产生的想法。

刘鼎向潘汉年介绍说：“在租界区，国民党当局不能随意地捉人，所以中共的机关及领导人寓所，都安排在租界区内。如果国民党方面侦知活动在租界区内的中共人士或设在租界区内的中共机构，必须先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由租界当局出面查办或实施逮捕，然后国民党当局再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现任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的王斌，就是专门办理与租界当局交涉和引渡事宜的主管。”

潘汉年默默地听着，刘鼎又说：“我提议组织考虑将王斌作为惩处目标。过去国民党当局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的许多案子，都是通过王斌交涉和引渡的，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头面人物。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着手对他的调查，设法搞到他的照片，摸清他的行踪，提供给我们的行动部门，以便于对之实施镇压。”

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选择王斌作严惩对象，从鼓舞斗志、震慑敌特、社会影响几方面看，都是合适的。

在与陈云、康生的碰头会上，潘汉年将刘鼎的建议和自己的思考都端了出来。三人很快就首选王斌作为镇压对象达成共识，随后即将他们的意见报请中央予以批准。

三、没有情报的铺垫，镇压行动就无从谈起/走的完全不是正统侦查的路子/王斌被处决，顿时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可见中共依旧保有相当的活动能量

不久，陈云就得到中央批准特科行动计划的反馈。他与康生、潘汉年又聚在一起，对具体实施的计划和人员分工进行了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此次镇压行动的总指挥由兼管三科的康生担任；潘汉年分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的具体地址、起居行踪。

摸清王斌的行踪，主要是要掌握他每天出门及回归的时间、通常乘什么车子，走哪些路线等等信息；还必须设法搞到王斌的近照，以便执行任务的人员能够毫无差错地识别其面貌特征。

很明显，没有二科的情报铺垫，镇压行动就无从谈起。潘汉年对情报要先行的特点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同时认识到自己被放置在一个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深感压力和责任。但这才是开始，在相当长时间以后，他才真正了解到情报战线是一个多么庞大和复杂的系统。

二科的任务已经非常明确，但一着手操作，潘汉年立即感到事事棘手。以潘汉年昔日积累的经验和所有的关系，在调查王斌这件事上皆无可利用。要弄清楚王斌的住址、行踪、出入路线，和在大海里捞针几乎没什么两样。

◆1938年潘汉年与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等在延安。

但知难而退，不是潘汉年的性格。事在人为，只要把心思用到了，办法总会出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才掌握了王斌的基本情况，走的完全不是正统侦查的路子。在这之后，潘汉年布置有关人员，进一步观察了王斌每天乘车出入的必经路线，经综合分析，连同设法拍摄的王斌近照，一起交给了行动部门。

行动部门立即根据潘汉年提供的情况，对王斌的住所环境和行止规律，进行了实地勘查和摸底。他们发现王斌的居所在法租界的腹地，四周岗警很多，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平素行人稀少，枪声响过之后，周围岗警很快就能赶到，难以迅速隐蔽和退却。

但以动态观察，王斌出门和回家必经英法租界毗连的龙门路，南通长浜路（属法租界），北通西藏路（属公共租界），来往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一边紧靠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也是人流不断，是设伏狙击的理想地段，行动之后极易于混入人群隐退。这一路段还与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街道毗邻，周围弄堂密布，四通八达，警探即使赶到，也难于围堵。根据以往的经验，交界处发生事故，英、法两租界岗警往往互相推诿，追捕不会很认真。

不久，一个在龙门路狙击王斌的方案，缜密地制定了出来并付诸实施。敌特首脑人物王斌，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处决，顿时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上海的街谈巷议一时皆以此为话题。

顾顺章投敌后曾经吹嘘，说以他曾是中共保卫机关首脑人物的身份，必能说动一些中共重要干部投效南京政府。他还夸下海口，说有了他的参与和相助，定能在短期内破获中共首脑机关，即便不能一网打尽，也将使上海和几个重要省市的中共组织元气大伤，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

不料话音未消，王斌殒命，可见中共依旧保有相当的活动能量，加之中共重要干部投效南京政府的预期也迟迟不见兑现，顾顺章在敌特眼中价值遂急剧下滑。

王斌被镇压，给敌特心理造成一定的震慑，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高级华人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要员，从南京派到上海来专事破坏革命组织的叛徒、特务，不得不稍稍收敛了一度抬头的张扬与狂妄。

敌特的惶恐情绪，为中共特工部门争取、收买、利用和分化敌特，建立新的情报关系，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氛围和机遇；也使中共保卫机关得以腾出手来部署反特防奸工作。

四、刚刚就任的中共特科首脑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煤球厂非同一般的几位老板：陈云、康生、潘汉年/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通常坐守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

在执行中共中央镇压敌特任务的同时，刚刚就任中共特科首脑的陈云、康生、潘汉年，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

恢复和重组工作包括物色一批新的骨干，接手被迫撤离干部的岗位，并迅速完成交接工作；在旧的关系再难发挥作用的部门，发展新的关系；在特科人员撤离的敌特机关，设法重新打入，使残破的情报网络得以修复；此外还要重新选择总部办公地点，设置新的基层情报网点。

重组工作紧张且头绪繁多，且为了可靠安全，事无巨细，均由几位首脑亲自操持。好在除了康生年纪稍长，陈云、潘汉年那时都在二十五六的年纪，血气方刚，精气神十足。

只是潘汉年感到与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有些差异。过去熬夜、伏案疾书的情况多一些；而今则多为事务性的接洽、交际，四处穿梭奔波。但他似乎根本无需适应期，许多看似纷繁费神的事，他做起来却颇顺当，也许他早就具有这方面的潜能，只是没有充分施展的机会和空间。就知人善任而言，周恩来不愧慧眼独具的伯乐。

选择机关地点，设置工作站，对隐蔽战线来说是非常有讲究的。挂出的招牌，要与房子的所在环境，房子的面积、结构，常驻和来往人员给人的感觉相契合，否则马上就引起怀疑。长期伴随陈赓从事隐蔽斗争的陈赓夫人王根英，就曾诙谐地说过：“我现在是不怕敌人，最怕的倒是找房子。”

◆1950年，潘汉年、董慧与华东统战部同仁合影于上海大厦。前排左起第四人为潘汉年，第五人为董慧。

因环境险恶，中共在上海的各地下机关，实际处于经常变动状态，隐蔽得再好，人员往来多了，就可能暴露一些问题。例如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就更换了五个地方。

而中共领导人的栖身之地，在一处持久不变容易引起注意，搬迁就更加频繁。邓颖超也在回忆中说到搬家之事：“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能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后，就由他重新选定租赁了总部办公的房屋。那是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上的一个写字间，为了做掩护，挂出了煤球制造厂的招牌。既然是煤球制造厂，就得像那么回事从事煤球业务。又由潘汉年出面，在中山路赁了块厂基，订购机器，组织煤球生产。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如顾顺章一人叛变，就导致中央主要机关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的危险，潘汉年拟定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所有办公地点、每个工作人员的住所，都安置了警号，安全与否远远一望便知；每个工作人员的住所，严格限制人员往来，不得将住所地址随意透露给非指定的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地变换，工作和联络时，必须使用化名或代号。

这一切更为严密的规定和措施，都是在中共中央主管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提示指导，陈云具体操作下快速成型的。这对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和中央特科及时扭转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巨大威胁和不利局面是颇见成效的。

一个国民党特务多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那一时期的情况有所追溯，发出这样感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上午，陈云、康生和潘汉年便会堂而皇之地到五马路的“煤球厂”上班。而康生和潘汉年在当时使用的代号与他们的公开身份又特别吻合，康生叫“老板”，潘汉年是“小开”，只有陈云被称为“先生”，稍带了几分神秘感。当然，在“煤球厂”的办公室里，先生、老板和小开并不谈论煤球生产和销售的业务，而是研究和部署特科的工作。

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科，设有单独的办公地点，与“煤球厂”有一定的距离，在与南京路平行的北京路一个弄堂内。经常坐守在这里的，是潘汉年和他的主要助手欧阳新。

潘汉年规定情报科的工作人员，不得直接到情报科的办公处来，有事用电话联系，但谈话内容仅限于联络、报警、约定见面地点和时间，不能谈及工作内容。即便是电话联系，也必须使用化名和暗语。

然而，中央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尚未停当，新的险情却突如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