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建党百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央视4频道播放了向1964年10月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致敬的节目。致敬词写道：“短短50天时间，70多个文艺团体的艺术家联袂，3000多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演，一个经典诞生的传奇。”

这部大型歌舞剧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诞生的。随后，他又指导将此剧拍成同名舞台艺术片，于1965年10月上映，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东方红》不但对中国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培育出一大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其中的大量歌曲更是家喻户晓，流传至今。

“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会上作报告，他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用很大的热情改造旧文艺、团结旧艺人，增强全局观念，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项文艺工作。他特别关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曾多次致信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袁牧之，具体部署电影摄制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艺术内行的周恩来，深知在当时的条件下，“电影是最好的宣传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他不但亲自抓了《东方红》的舞台表演的编排，还亲自抓了《东方红》的舞台艺术片的拍摄。

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新的文学艺术，掌握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既然如此，文艺就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第53页）顺便提一句，魏巍后来成为了《东方红》解说词撰写组中排名第一的成员。

《东方红》电影版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场景截图。

从195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所有国营和民间职业文艺团体，都掀起了上山、下乡、下厂矿、下连队、“把好戏送上门”，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潮。各个文艺演出团体经常组织精干的演出小组下乡、下厂矿演出，把文艺节目送到田间地头、工地车间等地方。在演出的节目中，音乐舞蹈类节目是重头戏。同时，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以音乐舞蹈为主的中国文艺团体出国演出交流也日益增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大规模文艺活动的兴起，很快还形成了以音乐舞蹈为主的“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和“羊城音乐花会”三大音乐盛会，以高水平的演出轰动全国。

周恩来非常关注这些文艺活动。1960年11月11日，中央民族歌舞团访问苏联归国后，周恩来观看汇报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周恩来说：“好的歌舞，老看也不行。必须有新东西。新节目要有新的思想内容，但必须用艺术形式来表现，有很好的艺术质量。这是文化部门应该抓紧的工作，不能单用几个标语口号来解决问题。”“战争年代，歌声嘹亮。现在越来越弱了，有些暮气，不少人不会唱国歌和国际歌，这不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3页）

演职人员称：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

在1961年11月11日与中央民族歌舞团谈话时，周恩来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建国11年了，在艺术方面总要有新东西，总要有提高。开国初期看看大秧歌这类歌舞，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我们应该编一个质量高的包括各民族歌舞的大节目，现在这个样子不行。”

由此可见，周恩来这时已经考虑到“应该编一个质量高的包括各民族歌舞的大节目”来宣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光荣历史。他还提出了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例如：“我们提倡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在艺术上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艺术创作不是容易的事，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谁就是不懂得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谈方向方针多，但艺术创作方面的基本问题，也谈得很清楚了。”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参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人员合影（局部）。

1964年，上海筹备第五届“上海之春”。中共上海市委指示：“创作一台更大的歌舞，一直唱到大跃进。”文艺工作者很快创作出了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的主管领导特意选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的5月23日举行“上海之春”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首演《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盛况空前，观众如潮，反响极好。

7月12日，周恩来出访外国后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应陈毅邀请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感到非常满意，立刻酝酿要搞一台大歌舞表演，以庆祝即将来临的建国15周年。

7月30日，周恩来就7月下旬以来倡议搞一部大型歌舞作品以供国庆15周年演出一事，听取文艺界有关负责人汇报准备情况。提出：争取按计划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特别强调：要敢于创造。当即决定，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等方面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指挥部”。8月1日，周恩来同意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并在批示中作出了具体安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660-661页）

由于时间太紧，从组建队伍到正式演出只有不到2个月时间，而参演人数达到3700人。参演人员，特别是主创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周恩来也常常陪伴他们到深夜，从大的构思到小的细节，几乎处处都过问到。正式公演前预演8场，周恩来完整地观看了5场。每场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从9月中旬至9月27日，周恩来多次审查并约有关人员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亲自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并审改朗诵词。对周扬、周巍峙、陈亚丁及有关人员说：《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668页）

当年担任朗诵的林中华和白慧雯2009年回忆道：“朗诵的词都是经过周恩来总理逐词逐句修改过的，花费了很多心血。”周恩来多次听他们朗诵，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一次甚至要亲自示范，让他们体会怎么朗诵出感情来。在一次听完他们两人的朗诵后，还是不满意。于是对他俩说：在朗诵台词的时候，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朗诵的感情很重要。你们年轻，没有经历过红军长征和旧社会的苦难，对过去没有体验，我建议你们去访问一些老红军和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从中就能够丰富内在的感情，还可以丰富以往的知识。他们两位听从了周恩来的亲切教导，首先借来《包身工》《童工》和《红旗飘飘》等书籍阅读，然后挤出时间主动走访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听他们讲长征的悲壮历程。他们还访问了煤矿工人，听他们讲述在旧社会的非人生活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和揣摩酝酿，朗诵效果好多了。周恩来听了他们的朗诵后高兴地说：“两位朗诵很有进步，祝贺你们！”时至今日，《东方红》的朗诵仍然是朗诵艺术上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国贵宾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10月15日晚，周恩来在陪同日本芭蕾舞团观看《东方红》后，到后台为外宾解答有关《东方红》的各种问题（包括灯光设置等技术问题）。演职人员称：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672页）

“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东方红》的演出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广大群众迫切希望先睹为快。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庆祝活动的许多外国友人观后赞不绝口，建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向海外发行。周恩来十分赞同把这部舞台剧修改整理后，拍成舞台艺术纪录片，产生出更有效地宣传作用和教育功能。10月16日在陪同毛泽东接见《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后，当天夜里便约文艺界有关人士谈话，倡议把舞台剧《东方红》拍成电影，并就电影拍摄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他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19页）

根据周恩来的倡议，原来的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局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3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周恩来总理与王苹导演。

领导班子调整好以后，周恩来便把重点放在进一步向所有参与人员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使大家能更充分地了解将舞台剧搬上银幕的重要性。为此，周恩来多次以不同的规模和范围，召集参演人员进行学习座谈。10月23日，周恩来召开大会。他在讲话中要求在表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还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场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我们党是在漫长曲折而又复杂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你们经过学习，从中得到一种精神，在表演中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最后说，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上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进行再创作、拍成电影问题。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走群众路线。（《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第700-701页）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修改排练后的《东方红》提出更加细致入微的意见。

从1965年6月开始，摄制工作开始加快速度。在随后的3个半月时间里，摄制组兵分三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摄影棚、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和北京体育学院的田径馆三地来回奔波，穿插交替，紧张拍摄。如果没有这样的场地条件，电影肯定是无法完成的。而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场地条件的。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为了配合拍摄，把座椅全部拆掉，铺上移动轨道，还加上升降车，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摄制组在此一共“折腾”了8个月。有次摄制组的照明一不小心还把大会堂的桌子给烧了。大会堂管理处的人没有说半句埋怨的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从排练舞台剧《东方红》开始，大会堂的有关工作人员，就数不清周恩来为了《东方红》来过多少次大会堂了。摄制组偶然发现北京体育学院刚落成的田径馆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摄影场地，于是打报告给中央，周恩来很快就批了。这样，摄制组就成为了这个田径馆的第一批使用者。

1965年4月15日，周恩来在武汉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后，接见演员。

王苹于1990年去世。她的女儿在回忆其母的文章中写道：“妈妈后来常常感叹地说：‘《东方红》的总导演其实是周恩来总理，没有周总理的支持，大歌舞根本就拍不下来。’的确，在妈妈保存的大量《东方红》拍摄资料里，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总理关心过的。从人民大会堂场地使用，到最后歌曲字幕到底上还是不上，事无巨细，总理总是随报随听，随听随帮助解决问题。数不清周恩来看过多少次样片。每次看完样片后都提出很具体而且很专业的修改方案。”

1965年9月18日，周恩来审看刚拍完的影片《东方红》的全部样片。提出，要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国庆节上映。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摄制组再次进行了精雕细琢，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在影片的结尾增加了全体观众起立，与舞台上的演员一起高唱《国际歌》的激动人心的壮丽场景。电影于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上演。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轮看《东方红》、学《东方红》、唱《东方红》的热潮。后来在香港公映时，市民争相观看，仅1966年春节期间，观众就达15.6万多人次。当地媒体报道，“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把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全部搬上银幕，要让观众看得懂，而且有兴趣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方红》的确是一部巨大的艺术作品。”

在央视4频道播放的向《东方红》致敬节目的解说词中有这么一段：“在1965年10月，电影《东方红》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因为周恩来对《东方红》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力，终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