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历史经验预判收T四类战局

——敌工经验之借鉴·第六讲

高戈里

先说明：“T军工作”，在本系列文章中特指我军瓦解、争取、消化“T独”武装的工作。

众所周知，判断敌情及预判战局，是作战决心和作战部署的重要依据，也是我军开展T军工作的重要依据。

井冈山老战士张宗逊上将曾说：“毛主席用兵作战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

本讲座预判收复TW可能出现一打即乱、一打即降、未打即降、未打即乱四类战局，目的不是“算命”，而是通过分析“敌人的内部矛盾”，展示收T政治攻势大舞台。

下面，以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收复若干城市的历史经验为借鉴，分别与大家交流我的预判和体会：

收T第一类战局：一打即乱

历史借鉴——1949年12月的成都战役。

战役背景：1949年底，分别由陕西、湖北等地败退入川的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等国民党残军包括1个长官公署，3个绥靖公署，第三、第五、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计7个兵团建制，加上宪兵、机关后勤、地方部队等，共30余万人，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统领，在成都地区被解放军合围。

从敌军工作角度看，成都战役呈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军摧枯拉朽，胜券在握——我军是在1949年12月18日发起战役，到21日，我军截断了敌军的退路，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在什邡起义。在我军发起战役前几天，川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率部起义，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起义。

第二阶段，敌帅弃卒保车——敌军退路被我军截断后，玩儿了一个弃卒保车的把戏，胡宗南于12月22日部署非胡宗南系统的第十五兵团和第二十兵团佯动，掩护胡宗南系统的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向西昌突围。

第三阶段，敌将生怨倒戈——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和第二十兵司令官陈克非看到胡宗南弃卒保车的部署后，极为不满。23日，胡宗南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后，罗广文和陈克非更是怨气冲天。所以，到了24日，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和陈克非第二十兵团在彭县宣布起义。

第四阶段，城头变幻大王旗——10月25日，胡宗南系统的裴昌会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第十八兵团先是在成都按兵不动，两天后在简阳起义。朱鼎卿的第三兵团于26日在金堂起义。零星起义的就更多了。到26日晚上，胡宗南麾下7个兵团已经起义了6个兵团，剩下的第五兵团也坚持不下去了，兵团司令官李文派副参谋长袁致中联系起义，并率部放下武器。当然，他这个起义我军没承认。到27日，成都战役结束。

未来收T作战，“T独”武装出现弃卒保车、弃车保帅闹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TW每年都要进行“机动转移、反斩首、反劫持”等有“保帅”内容的演练。2023年6月的“海安11号”演习，由蔡英文亲自主持。外媒报道，“T独”首领外逃的路径之一就是“撤侨通道”。至于是否“弃卒”，大家心照不宣。

鉴于目前T军官兵娇弱，士气难振，我军发起攻T作战后，T军整体顽抗到底可能性很低，加上通信、指挥系统被打断或打乱，其各部队之乱，有可能表现为：有的顽抗到底，有的挨打即降，有的起义投诚，有的官兵四散，有的群龙无首，更多的可能是消极怠战。比如，带兵长官向上司报告：“我部官兵开小差太多，需要时间收收拢部队。”一拖，就能把顽抗命令拖黄了。又比如，有人以“装备坏了”为由，也能拖延执行命令。总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消极怠战，乱成一锅粥。

由此，我军攻T各部队作战行动和战斗结局将呈现多样性、复杂性。

收T第二类战局：一打即降

历史借鉴——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的平津战役。

北平解放入城仪式

战役背景：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刚结束辽沈战役才10余天的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合力围歼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守敌有两条逃路：向西回窜绥远老巢的陆路，向东经天津南逃的海路。

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我军在张家口、新保安等地预设战场围点打援，歼灭了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第一○四军等主力部队，断其西窜绥远老巢退路。

1949年1月14日10时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攻。一小时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等代表总司令傅作义到达我军驻地。聂荣臻告之:“总攻天津已经开始，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邓宝珊问：“打天津，你们计划打多久？”林彪答:“三天！”邓宝珊回应:“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

1月15日上午，开始第三次谈判。当日，我军历时29小时攻克天津，切断傅作义部海上逃路。

1月21日，傅作义于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31日，解放军进驻并接管北平城。

从瓦解敌军“一打即降”的演进效果看，平津战役与未来梧桐很可能有相似之处：

第一阶段，未打之前，要价高——我军总攻天津之前，傅作义的要价，一是军事上的，“二十万人不能动”，保留原建制，解放军不派入政治工作干部；二是政治上的，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这是徐永昌日记记载的。其国际背景，是美国希望中共夺取政权后的联合政府中，要有“第三种势力”，以制衡中共。

第二阶段，我军29小时攻克天津，傅部将领无不惊愕万分，诚惶诚恐。

第三阶段，天津解放后，傅作义被迫接受现实，全部接受我军提出的北平和平解决方案。傅作义三次派人出城与我军谈判，前两次都没谈成，打下天津后的第三次谈判就很顺利了。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中有一句经典名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鉴于目前T军官兵整体娇弱状态，未来收T作战开始后，其“一打即降”有可能表现为以下场景：

认怂——T当局首脑下令停止抵抗。

内讧——T当局接管政权者下令停止抵抗。

兵谏——T军将领迫使“T独”政府下令停止抵抗。

抗命——T军将领下令停止抵抗，向我军投诚或投降。

怠战——T军将领纷纷叫苦连天，使抵抗命令难以顺利执行。

于是，我军由攻T作战转入军事接管。

收T第三类战局：未打即降

这里说的“未打即降”，特指开战之前，全部敌军放弃抵抗，或归顺我军。

历史借鉴——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解放前的战前战场态势：东北蒋军在我东北野战军的不断打击下，被迫猬集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地，负隅顽抗。

我东北野战军的部署，是南下北宁线，先攻克锦州，再关门打狗。

9月12日，我军在辽西开战。10月7日至15日，我东野主力攻克锦州，形成对东北国军“关门打狗”的战场态势。长春被围困5个月，又孤悬在最北端。10月，蒋介石多次以“机油两缺”为由，下令郑洞国率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向沈阳方向突围。

面对险境，9月22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与所属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开始密谋起义，一共密谋了七次，但是，直到10月14日，才派出了联络起义的代表，中间延宕二十二天。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这本书里，我是这样解读这段历史的：他们要看“辽西决战”。用他们的话来说，“如果辽西决战共军失利，我们就暂缓起义，反之，立即起义”。

国民党第六十军内部，编有“掺沙子”进来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其将领来自老蒋的嫡系部队，还有国民党中央控制的政工系统，还有保密局特务组织，军官队伍中又有不少来自共产党土地改革斗争对象的富家子弟，“投共”，谈何容易？

所以，曾泽生军长动员起义没有从政治上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是紧紧围绕全军官兵的出路，循循诱导：“今天，把你们找来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六十军的命运已到最后关头。诸位都知道，共军主力展开辽西决战的意图是要截断东北国军撤回关内的退路，将数十万大军一网打尽。一个月来，共军在辽西节节取胜，傅作义的东进兵团和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被共军阻于两端。10月1日，暂编二十师防守的义县被共军攻克。14日，共军对锦州城发起总攻，战至昨日，锦州与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老蒋今天上午派飞机空投了他的手令，命令我们立即突围。空投一断，守下去就得饿死。但突围也不容易，共军在锦州得手后，主力必将回师北上，我们突围等于自投罗网。更何况，弟兄们饥饿了半年，体力不支。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商议于死路中寻求生路的办法。”

陇耀师长在师直属队的动员起义就更明确了：“六十军反蒋起义共产党非常欢迎，我也早有考虑。为什么不早带你们起义呢？因为如果早起义，你们会骂我，甚至会杀我。现在你们都看到了，留在长春没活路，突围也突不出去，除了起义，无路可走。请大家放心，我陇耀是在为弟兄们寻找一条活路，不会对不起大家！

我在采写《心路沧桑》之初，一位起义将领就曾反复提醒过我：不打得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起义的。

所以，未来如果发生“未打即降”战局，很有可能与当年长春解放有相似之处：

决定因素：外——走投无路；内——军心涣散。

时间节点：我军尚未完成攻T战役准备之时，或我军完成攻T准备但尚未完成战役布势之时，或我军完成战役布势但尚未发起进攻之时。

发生“未打即降”战局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T独”当局所倚仗的美国主子面对国内外局势的突变（比如国内社会经济突然恶化，爆发金融危机），无力顾T，甚至有心弃T。

当“T独”当局一旦发现自己将要“被主子卖了”，瞬间华丽转身“绣红旗”，先下手为强，“抢先把主子卖了”，不是没有可能的。

于是，有可能出现以下“未打即降”场景：

场景一，先卖主子——TW当局察觉将被卖，抢先一步先把美国主子卖了，接受统一。

场景二，颜色革命——TW反战民众发动“保T免战”街头革命，推翻“T独”政府。

场景三，政权更迭——主和派夺权后，下令放弃抵抗。

场景四，军事政变——T军将领临时接管政权。

场景五，兵谏——T军将领逼迫T当局接受统一。

此后，两岸由梧桐转向和平统一，或我军由攻T作战准备仓促转入登岛军事接管。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战局有以下特点：

1.事发的突然性——突然降临，且不在我军准备或预期的最佳时间节点。

2.战局的可变性——比如，T军“统派”首脑发动军事政变后，有可能又被反政变势力颠覆，或为“T独”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所约束，所以，我军借此收复T湾的最佳时间窗，很可能稍纵即逝。

3.处置的紧迫性——如果我军接洽、接管等措施不及时跟上，T军有可能出现官兵流窜、武器装备流失、档案和数据库损毁，进而被反共反华势力所利用等问题，直接危及TW的长治久安。

收T第四类战局：未打即乱

历史借鉴——1949年解放上海、重庆等地之前，国民党感到守不住了，于是就破坏，包括：潜伏特务，集训土匪；掠夺财富，瘫痪经济；炸毁工厂，破坏学校，等等。

美帝训练T军“城镇作战”，布雷，主张炸毁T积电，都与此类似，因为美帝的战略目标是把TW当“棋子”玩，以遏制中国崛起。其阶段谋划：

第一步，纵容“棋子”独，以钳制中国。

第二步，扶持“棋子”打，以消耗中国。

第三步，策动“棋子”乱，以拖垮中国。

该类战局在“T独”分子任期内，可能性很大，因为从客观条件上看，这类人任期内若遇武统，将面临两难选择：若坚持抵抗，不但打烂TW，引发民怨，军队将领也毫无信心，很可能会以叫苦不迭方式，消极怠战，还有可能推动军内“统派”力量上位，甚至可能引发不同类型的“兵变”；若求和，则无颜以对选举其执政的“独派”选民。

从主观条件上看，“TD”顽固分子通常性格偏狭执拗，公开认怂的可能性比较小，走投无路后，坚持“不认怂”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可能是煽动“和平抵抗”：一方面，可以避免T军被逼无奈，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将“皮球”踢给“D派”选民，鼓动“D派”军民走上街头，以“和平抵抗”方式煽动岛内动乱，甚至引发暴乱，以此阻止解放军占领TW，破坏统一大业的正常进程。

更重要的是，美帝的战略意图是遏制中华民族的崛起，所以一定会把“TW牌”打到底，而且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其“和平抵抗”的场景，可能有“三阻止一引导”：

场景一，在城镇组织“D派”军民静坐、游行、示威等，以阻止政权更迭。

场景二，在军事基地、枢纽，组织“D派”军民“和平占领”，以阻止军事接管。

场景三，在交通枢纽，组织“D派”军民“和平静坐”，以阻止我军登岛后的开进。

场景四，引导上述“和平抵抗”向暴乱发展，以争取舆论支持，幻想美帝干预。

由此，迫使我军由作战状态直接转入“平乱接管”。

这类战局，我曾认为是很麻烦的，但经过近两年的思考，我又静悟到：“未打即乱”有可能带来峰回路转的重大战略机遇，应对好了，非常有利于TW的长治久安。对此，我将在下一讲和大家交流我的预判。

鉴于我的学识和视野有限，本系列讲座着眼于抛砖引玉，期待长江后浪推前浪。

预告“敌工经验之借鉴”第八讲：《收T避战的“四须”思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