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百年来农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贫穷，不再是一种耻辱，而成了斗争的理由和资本。穷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无德、风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财主榨取了穷人的血汗。将诉苦引向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逻辑是：穷人苦是因为富人恶;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愤怒和斗争;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帮助穷人翻身，故要爱戴和支持。本文作者李里峰，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研究，著有《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中国考试通史(民国卷)》等。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活动。借助种种动员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组织、引导：启发群众“翻心”

就党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得苦，斗争越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使翻了身亦不能翻心”。土改期间，许多村庄专门成立诉苦委员会、诉苦指挥部、翻身委员会等临时机构，担负宣传和组织之责。土改工作队员必须“真心实意把自己当作受苦的群众，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促使农民诉苦。冀南三地委归纳出“点苦”、“引苦”、“劝苦”、“攀苦”四种方法，以此来帮助、刺激落后分子诉苦。培养积极分子、树立诉苦典型，是运动初期打开局面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积极分子的“以苦引苦”，便可有效地“打通落后分子”，使诉苦队伍进一步扩大。邯郸蒹庄在诉苦中设立了“彻底翻身英雄队”，作为诉苦积极分子的临时组织，新出现的积极分子随时可以参加。诉苦必须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公开进行，所以开会是最基本的诉苦形式，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中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乃至乡(区)农民大会，开会“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而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对于谨慎而从众的个体农民来说，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足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促使其“走向行动”。

在县、区的领导上，一般先以基点村为单位，召开贫农诉苦大会，并大量发现和培养新积极分子，使之成为领导诉苦运动的骨干，回村后即开展家庭诉苦、会员诉苦运动的教育。乐陵县就是这样层层推开，在绝大部分村庄开展了算账诉苦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将苦主个人的苦和对地主恶霸个人的恨，转换为整个贫农阶级的苦和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恨，将斗争从有具体对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转变为抽象的“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

情绪、氛围：认识自己“辈辈苦、胎里苦”

血缘关系和孝亲意识是传统乡村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诉苦中也成为调动农民情绪的有力武器。当农民“感觉本身无苦或有苦说出来不悲痛”时，解决办法就是扩大诉苦范围，由诉自身苦转向“诉老辈苦”，使他们认识自己是“辈辈苦、胎里苦”。邯郸蒹庄诉苦的经验之一就是，“小组诉苦如诉不好或不知道，可到家里问爹娘，开家庭会找苦”。

农民情绪被激发起来的重要表现就是“哭”。在乐陵县，“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在蒹庄，“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哭，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地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在黄骅、津南，“城关镇诉苦大会才诉了一个人，全场即放声痛哭，会后有的回到家去，合家又痛苦(哭)。贾象区群众大哭，王某当场哭挺一个干部，扣村区哭挺了五个群众，其他各区、村大概如此”。据统计，仅黄骅县4个区，全年诉苦人数即达5184人，其中“痛哭流涕”的4551人，“哭挺了的”12人，“哭病了的”195人。

根据邯郸蒹庄的经验，“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另一份文件也指出，诉苦会场必须严肃，“不受外界影响，使全场农民精神都集中于诉苦的身上”。

倾吐、问卷：“算苦中账，诉账中苦”

倾吐苦水之后，通过算账看看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也正是“挖苦根”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许多地区，诉苦尚未结束，算账已接踵而至。乐陵县各村的贫农与中农都在诉苦的基础上开展算账运动，“大会算，小会算，家庭算，会员算，从诉苦中算账，从算账中诉苦，算苦中账，诉账中苦，求得真正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黄骅县“有些群众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找土块、找木棍、找算盘，在沉痛地算自己(的)账。”算账“不是单纯的要东西，而主要是政治目的”，必须“防止单纯的经济观点”。算账虽是晓之以理，却又不能局限于理，而同样必须借助情感的力量：“算账要向苦处算，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诉”，要“从农民实际苦事上算，从实际苦事上找出穷人怎么穷的，财主富就是穷人苦”。由诉苦所形成的群体氛围，正是算账的极佳场合：“在算账中充满了骂声、哭声，有的算了睡不(着)觉，有的算了饭不吃。”

一份土改文件详细罗列了引导农民诉苦的具体内容，达到27条之多。稍加分析，可将其大致分为五类：一是述苦情，如“在灾荒的时候，谁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推翻统累税，改变负担办法，隐瞒黑地，不实行合理负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二是引苦感，如“还记得饿得四肢无力，妻子儿女和年老的父母死离活散的悲痛情形吧?”“汉奸恶霸地主走狗，他们对穷人说话和气吗?他是否拿你当人看?他们凶恶的面目，你看惯了吗?”三是讲苦理，如“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耕田人没饭吃?盖房的人没有屋住?世界上享福的人应该是不种地不做工的人吗?”“地主汉奸恶霸离开穷人就不能生活，穷人离开他们就会好过，这个道理对吗?到底是谁依靠谁呢?”四是挖苦根，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们遭到什么悲惨的命运?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子子孙孙不是都做了日本的奴隶吗?”五是去苦蔽，如“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有时候小恩小惠，有时候嫁祸于人，你上过他们的当吗?他真的和你亲善吗?”“你害怕有用吗?你应当如何奋斗呢?”

算账、挖根：“穷人翻身就是换蒋介石的天下”

关于追挖苦根的重要性，一份文件说得很透彻：“如果只是诉出苦，而不能认识苦的来源，诉苦便失去其意义。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因此挖苦根实是诉运(即诉苦运动——引者)的中心环节。”在诉苦算账中及诉苦算账后，农民的情绪大大的高涨，认识了咱们的穷就是财主的富，穷人的挨饿受罪，卖老婆卖孩子，就是财主们所享的福，财主们的福就是穷人们的血汗肉泪，在城关北基点的诉苦中认识到这些苦都是蒋介石的天下给的，蒋介石的天下不换，穷人的苦就没有完，穷人翻身就是换蒋介石的天下。(见1947年1月15日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出共产党经由诉苦在农民思想中常来的伦理观念及其推演逻辑。千百年来农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贫穷，不再是一种耻辱，而成了斗争的理由和资本。穷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无德、风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财主榨取了穷人的血汗。将诉苦引向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逻辑是：穷人苦是因为富人恶;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愤怒和斗争;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帮助穷人翻身，故要爱戴和支持。根据黄骅县4个区关于诉苦内容的统计，诉“饿死苦”的323人，诉“要饭苦”的546人，诉“卖儿卖女苦”的115人，诉“全家失散不能团圆苦”的42人，诉“叫土匪打死苦”的116人。其中“诉穷苦”与“诉匪苦”占了绝大多数。其实，“诉苦”的字面含义只是将过去所受的苦诉说出来而已，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正是农民对这个词的真实理解。而通过逻辑推演、追挖苦根的策略，将农民的苦难与地主阶级及其代理者国民党联系起来，进而从表达(诉苦)走向行动(斗争)，则是诉苦领导者、发动者的职责所在。

结论

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必须经过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诉苦领导者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营造了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了斗争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

在共产党精心而高效的动员下，千百万农民群众一改谨小慎微、消极保守的传统形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巨浪。由此，共产党得以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革命，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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