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9岁的朱德用“朱建德”的名字参加科举考试

“总司令”是朱德元帅的代称，他也一直被誉为“红军之父”。朱德的一生，是为民族复兴而苦苦思索和不懈奋斗的一生。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把朱德的革命历史看作“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初心在苦难中萌芽——20岁，“书生便应气如虹”

1886年12月1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今马鞍镇)琳琅寨脚下李家塆一个佃农的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当时的人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位居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

朱德祖籍广东韶关，其祖上在“湖广填川”时迁至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1882年，朱德的祖父朱邦俊租佃了地主丁邱川家的田地，从此全家成为佃农。朱家每年都要用50石粮食交租，以致终年不得温饱。一旦遇到灾年，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即便如此，地主仍会对勤劳本分的朱家加以刁难和压榨。

1895年，当地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朱德家已经没有能力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朱德家，恶狠狠地说：我们老爷交代了，你家欠下的租，新账老账一起算，连本带利，分文不能少，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

全家人商量到半夜，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决定只能向别人借钱赎回祖屋，把大家庭拆分为两处，各自谋生。于是，朱德的父母带着一家人迁居陈家塆，朱德则跟随伯父母和两个叔叔迁回朱家大塆，在老祖屋附近租佃土地。朱德跟随伯父移居朱家大塆后，颇有远见的伯父把他送进距大塆4公里的一家私塾继续读书。在这里，朱德断断续续读了8年书。

这个私塾的先生席聘三，是一位有见地也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向学生讲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外国侵略者的贪得无厌，谭嗣同等英勇献身的事迹，使朱德萌发了关心国家民族存亡、立志报国的志向。席先生从“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这一事实出发，“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学，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席先生对少年朱德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朱德确立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席先生给朱德取字“玉阶”，以此激励朱德，要他用功读书。

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在少年朱德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和指引下，知道了大山以外的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内心萌发出了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强烈爱国意识。此时的朱德，正像一支拉满弓的箭，蓄势待发，随时要飞出这个小山村，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拼搏。

1905年，朱德到仪陇县参加县试，接着又往顺庆府(今四川省南充市)参加府试，两次均顺利通过。1905年9月，清政府宣布取消科举考试，代之的是在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1906年，朱德先后考取了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和顺庆府官立中学堂。

1906年，20岁的朱德在离别顺庆府中学堂时，赠予同窗好友戴与龄一首诗：“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至此，朱德的初心已经萌芽而出。此后，他坚守这份初心，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70个春秋。

初心在探索中成长——23岁，“誓拼铁血铸中华”

1907年朱德毕业后，刘寿川鼓励他到成都求学。

朱德孤身一人，带着借来的四五十块银圆，徒步来到成都。先是考入武备学堂的弁目队，因其是培养新军军士的学堂，家里不让读，于是又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入学后，让朱德感到最新鲜的是，教师都没有留辫子，而是在帽子后面缝了一条假辫子。学堂内已有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声音。在这里，他读到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从这时起，他产生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思想。

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时，刘寿川已从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回到仪陇县任视学。他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在学校，一年多的教师生涯使朱德看到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新旧思想斗争的尖锐。严峻的现实让朱德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决心重新选择救国之道。

经过深思熟虑，朱德下定了决心去云南。1909年4月，23岁的朱德经过70多天的艰苦跋涉，徒步走到了昆明。他作诗言志：“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在不停地追求与探索中，朱德已是一名胸怀大志的爱国青年，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09年，朱德考取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讲武堂的教学大都是仿照日本军事学校的模式安排的，每天上课6小时，下操2小时，功课繁重，训练严格。学生所学的国文，大多选择能激发革命思想的文章，平日教官采取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朱德进一步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入学几个月后，他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在这里，朱德不仅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更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朱德确信自己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更加认真学习军事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习成绩很快名列前茅。

1910年7月，因成绩优异，朱德被选拔进特别班。

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授少尉军衔，被分配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蔡锷任协统，相当于旅长)第七十四标(相当于团)第二营左队(相当于连)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

朱德到第二营后，就严格按照同盟会的指示到步兵标开展工作。朱德在步兵标经常向士兵们宣传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讲述清政府无能卖国的罪行及统治者残酷欺压穷苦百姓的事实，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朱德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工作，为后来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30日，昆明的革命党人举旗响应，发动起义，因这天是农历九月九日，因此又称为“重九起义”。朱德是这次起义中的一名先锋战士，由于表现出色，英勇善战，蔡锷当面嘉奖他“才华出众，智勇双全，军政兼通”。11月10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任云南军都督。当月，云南军政府派军支援四川的起义军。朱德在援川军中任排长，后升上尉连长。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成立。5月，援川军撤离四川，回到昆明。朱德因身先士卒，战绩卓著，被擢升为少校，并被授予“援川”“复兴”两枚勋章。

5月，回云南后，朱德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两个月，后被调任讲武堂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8月，中国同盟会转为中国国民党，朱德成为国民党员。

1913年夏，朱德调回云南陆军第1师第3旅步兵第2团，升任第1营营长。第二年初，陆军第1师被派往滇越铁路沿线及边境的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朱德率1营负责镇守蒙自、个旧、建水一带。其间，他多次击溃掠夺、侵害群众的地方土匪，滇南地区匪患日减，民众得以安居乐业，朱德因功先后升为副团长、团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这一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军官积极酝酿起兵讨袁。在滇南驻防的朱德到昆明后，被任命为护国军第1军第3梯团第6支队(相当于团)支队长。1916年1月14日，蔡锷率队由昆明出发，朱德支队也于28日离昆。

得知云南独立的消息，袁世凯立即布置三路兵力“围剿”护国军，他把四川作为主攻方向，派张敬尧率北洋军主力先入重庆再从泸州突破云南。蔡锷针锋相对，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于是，一场激战在泸州纳溪一带展开。朱德支队奉命以每天50多公里的行军速度赶往泸州，给袁军以重创，为护国战争的全局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次战斗中，朱德充分发挥其军事指挥才能，率领的支队受到总司令部的嘉奖，他个人因战功晋升为少将旅长。在蔡锷属下，从少尉晋升到少将，朱德只用了5年时间。

1917年7月，孙中山联合陆荣廷、唐继尧，举起“护法”旗帜。唐继尧任护法军政府元帅，在云南组织靖国军征讨北洋军阀，并电令在川滇军先平川乱，再行北伐，任命驻防南溪一带的朱德为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旅长。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朱德再次投身到战火硝烟中。3月，朱德奉命移防泸州，仍任旅长兼城防司令。

正当朱德与北洋军阀溃留的残匪交战时，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排挤孙中山，护法运动夭折。之后，直皖战争爆发，南方又发生了粤桂战争和西南各派军阀之间无休无止的混战。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希望在何方?朱德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执着追求。“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此时的朱德已成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5年，任护国军支队长时的朱德

初心在追求中形成——36岁，“从此天涯寻正道”

正当朱德陷入救国无路可走、报国无门可投的彷徨境遇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继而是北京的五四运动。当时，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进入泸州，朱德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从中看到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产制度的光明社会图景。这些见闻让朱德从苦闷和彷徨中挣脱出来，把他带到了一个探求中国出路和自己前途的新天地。

就在这时，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孙炳文是同盟会会员，比朱德大一岁，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他们一起探讨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会屡遭挫折，共同讨论关于中国命运的问题，尤其是联系俄国十月革命的实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朱德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他们是怎样维持独立的。

1920年5月，唐继尧不顾朱德等滇军将领劝阻，以“阻挠北伐”的罪名，向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起“倒熊”战争。熊克武利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号召，联合川军各部共同对付滇军。9月中旬，滇军大败。1921年2月6日，朱德等将领密谋倒戈反唐，逼迫唐继尧逃离云南。

1922年3月，唐继尧卷土重来，纠集滇军旧部和土匪，趁滇军北伐之际，向昆明发动突然袭击，重掌云南军政大权。3月27日，唐继尧对朱德等发出通缉令，朱德被迫逃离昆明。6月，在上海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与共产党联系的想法，未果。7月初，他来到北京与久未见面的孙炳文会合。

在北京，孙炳文谈到中国共产党，朱德立即要求孙炳文介绍他与共产党领导人会面，可是领导人都不在。随后，他们立即动身赶到上海。在上海，朱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这是朱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见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正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重建共和政府，他希望朱德重返滇军助他一臂之力，并表示可以先付10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朱德对孙中山的信任深为感动，但不愿再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潭中，孙中山知道劝说无用，只好作罢。

在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后，朱德深切体会到，以前所走的路都不能救国救民，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只有寄托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身上。于是，他和孙炳文决定去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8月下旬，朱德终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郑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然而陈独秀却因朱德是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以入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10多年后，朱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这个打击并没有动摇朱德对信仰的追求，他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去欧洲，探寻解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出路。

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等搭乘“安吉尔斯”号邮轮从上海启程，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洋，踏上了“寻正道”之旅。一个多月后抵达法国巴黎。朱德和孙炳文很快打听到巴黎有一个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之一是个叫周恩来的年轻人。于是，他们去巴黎南部戈德费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找周恩来，可周恩来这时去了德国。

10月22日，他们又来到德国柏林。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很快，谈话转入正题。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股脑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

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是张申府。张申府是中国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五四运动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共事，参与了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

张申府和朱德的相识及会面，中间人是周恩来。张申府晚年回忆：“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到欧洲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去了。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朱德回忆：“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朱德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为了工作需要，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1923年5月4日，朱德由柏林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他的房东曾是德皇军队的将军，他常请这位退役将军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还坚持自学，阅读了许多德文的军事图书。除此之外，朱德把大多数时间花在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上。中共留德支部经常组织读书讨论会，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朱德学习认真，记了不少笔记。他读的书，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及对德国的深入考察，朱德确立了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他在中共留德支部的讨论会上说：“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1925年1月3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同月，他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时值共产国际从旅欧的中国同志中选人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朱德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就想去莫斯科学习军事理论，可因为是旧军官而没能得到批准。时隔5个月，他前往苏联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到苏联不久，中共旅莫支部很快同意朱德的请求，让他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那里属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6年7月12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到上海。他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在这里得知国共两党正在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于是立即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报到。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陈独秀对朱德的工作安排是去四川，或者去广东。朱德选择了去四川杨森的军队中开展工作。

1927年1月，朱德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南昌，被朱培德委任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朱德是领导人之一。自此，朱德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

初心融入井冈山——42岁，“集中力量更坚强”

1927年10月初，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在三河坝同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三昼夜，于10月6日撤出三河坝，转移到潮州东部饶平以北的茂芝地区。在这里，他们遇到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汕退下来的南昌起义军官兵200多人，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已失守。此时，部队由4000多人锐减至2000多人，许多人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在此危难时刻，部队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朱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0月7日上午，朱德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部队此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同时对客观形势作出了清醒的判断。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当时，这2000多人的部队刚从各方面汇合起来，领导起来有相当的困难;加上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部队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相当混乱。朱德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出发，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领导这支濒临溃散的队伍的责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茂芝会议对战略转移方向的确立，使起义部队得以初步稳定下来，为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也为此后的改编及整顿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前进的重要转折点。

然而，一连串失利引起的悲观情绪，仍像迷雾一样笼罩着部队。鼓舞广大官兵的革命斗志，成为部队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即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

10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天心圩后，朱德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在大家情绪极度低落、灰心丧气的时候，朱德的话驱散了广大官兵心头的阴影，大家在迷茫中认清了方向，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

10月底，部队到达大余县时，状况已经十分令人担忧。因此，朱德决定部队在大余进行整编，将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一个团，下辖第1、2、3营，以第25师第73团(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编为第1营，第74团编为第2营，第9军军官教育团编为第3营，第20军第3师教导队和革命委员会警卫排编为教导队，组成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总共9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大余整编时，还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党对基层连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

11月初，起义军到达江西崇义县的上堡。当时，湘、粤军阀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一次对部队进行了整训。

经过“赣南三整”，特别是起义军在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等地经过20多天的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加强了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提高了军政素质，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纪律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一支濒临溃散的部队转变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

1927年11月，朱德在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赣南三整”之后，同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取得联系，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1928年初，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领导人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中，于是下令范石生解除起义军余部的武装，逮捕朱德。情况万分紧急，朱德遂率部于1928年1月3日晚离开韶关犁铺头。在杨家寨，朱德同陈毅、王尔琢等研究决定，实现汝城会议决议，发动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朱德吸取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教训，坚决主张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和湘南起义的武装力量，避敌锋芒，主动转移，毅然率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

井冈山，更是朱德向往的地方。由于毛泽东1927年10月底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这里，创立了第一块根据地，这里成了革命志士心目中的一座灯塔，也成了朱德心中的一面旗帜。

1928年4月24日前后，风和日丽，砻市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的两支革命队伍，在这里胜利会师。

与毛泽东在龙江书院会见之后，朱德立即扑到紧张的两部合编的工作中。4月底的一天，朱德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协商两军合编及有关人选的具体事宜。朱德出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

会议结束后，朱德又同毛泽东召开了第4军党的代表大会，研究全军的党务工作。不久，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由此开始，朱德的名字和井冈山的斗争风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井冈山会师后，红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军加紧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进剿”和“会剿”。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朱德更加注重探索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朱德提出了“对湖南敌人取守势，对江西敌人取攻势”的对敌策略，在经历多次战斗后，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井冈山斗争时期一系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成为红军在井冈山以弱胜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从此之后，在毛泽东树起的井冈山红旗指引下，朱毛共图发展，共创革命伟业。

1937年，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的采访

初心永不可违——49岁，“临大节而不辱”

从1934年10月开始，朱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从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走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朱德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会议上，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第三个发言。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朱德虽身处逆境，却“临大节而不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5年1月22日，刚刚结束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红四方面军，电令“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长征之路。后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当时，无论是从服装、装备、给养、军容，还是从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中央红军都不如红四方面军。

庆祝会师大会后，张国焘首先找到了周恩来。一番寒暄之后，张国焘问：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周恩来对张国焘此问有所警惕，没有直接回答。张国焘又去找朱德，朱德以实相告：“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听到朱德的回答，张国焘顿时脸色都变了。

两河口会师后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当地一座庙宇里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参加会议。这也是他从苏联回国4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

矛盾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出现了。张国焘和中央的进军计划存在着严重分歧。

周恩来先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则鼓吹其南下的主张，即“川甘康计划”。毛泽东听后马上反驳，“川甘康计划”将使红一、红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

3个多小时讨论下来，与会者大都支持北进计划。张国焘表面上服从了多数，内心却盘算着自己的主张。会师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中央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可是，张国焘的胃口远不是一个“中革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

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理番，转脸就变卦。第二天他致电中央，提出相反计划。

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并下达作战计划，张国焘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导致功亏一篑。

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主动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在松潘贻误战机，致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得以再次集中兵力，薛岳部也已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红军腹背受敌。

党中央当机立断，取消了原来的部署，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9、31、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32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然而，这时张国焘却对确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之不理，驻守在阿坝，大部队按兵不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在包座焦急等待，就是不见左路军的动静。

9月1日，毛泽东与徐向前、陈昌浩三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催促其速过草地。考虑到过草地困难重重，徐向前主动请缨，准备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此后一周，函电频催，羽书交驰，张国焘不仅不为所动，还频频回电要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措辞激烈，没有回旋余地。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大吃一惊。

原来，前晚，叶剑英找到徐向前汇报说，要组织军委直属队去筹粮。得到同意后，叶剑英赶紧联系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负责人，说明真实情况，约定凌晨两点集体动身。

就在党中央率红1、3军团紧急脱离右路军的那天夜里，张国焘久等陈昌浩、徐向前的回电不至，决定抢先动手，确保左路军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

9月15日，张国焘召开左路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

在会议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个别亲信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党中央的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尽管朱德、刘伯承立场明确，态度坚决，但张国焘在左路军一手遮天，会议最终通过了他的“决议”：南下。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自封为“主席”。

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没有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红四方面军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尽力周旋。

眼见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现，朱德再一次担当起了维护大局的“定海神针”。他耐心地对刘伯承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终于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6月底到7月初，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2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朱德在红2、6军团与主要领导人一一谈了话，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与此同时，张浩(林育英)不停地做工作，申明“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再加上朱德耐心地调解工作，以及红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大部队踏上北上征途。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朱德受了委屈，付出了心血!后来，毛泽东赞誉朱德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初心在抗日烽火中燃烧——52岁，“壮志坚持北伐心”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14日，朱德代表红军将士写下抗日誓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山河，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朱德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日作战，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朱德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副书记)。会议还作出将红军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决定，以朱德为总指挥，担负起指挥八路军抗日的重任。

1937年9月，120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随之东进，奔向晋北战场。在积极协助友军在山西抗击日军的同时，朱德抓紧做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道路。

平型关战役后，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新的部署，迅速将部队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115师活动于晋东北，控制五台山、恒山，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20师活动于晋西北，并分兵一部到冀西沦陷区，控制管涔山。129师先遣队在刘伯承师长的率领下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按计划先进入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朱德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仍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八路军对各师进行的作战部署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11月太原失守，标志着“山西正规战争已开始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从此，八路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朱德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会议上作出部署：115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129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120师仍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

1938年2月中旬，朱德赴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参加第二战区军事会议，会晤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卫立煌等，就蒋介石关于第一、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的命令，共同制定作战计划。东路军所处位置正是日军由平汉路西攻晋南的战略要冲，是作战最紧张的地带。从安全着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朱德年龄较大，都建议由彭德怀在前线负责指挥，他留在后方。但是，晋东局势非朱德不能驾驭，在民族大义面前，朱德毅然担起重任。他致电延安：晋东南局势目前仍十分紧急，“在此危难之际不能不受命”，决心与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

4月，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调集3万多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朱德命令参战部队乘敌分进之机，集中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经过半个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收复了10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人们称赞朱德：“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

1939年7月，日军又纠集5万余兵力同时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线发兵，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这是日军集结重兵对太行山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秋季“扫荡”，企图打通晋冀豫的交通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然后逐步压缩摧毁。

晋东南根据地是八路军总部驻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朱德总结了长期以来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争取主动、趋利避害、机动作战的原则：“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各抗日根据地大体上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940年三四月间，朱德在分析全国抗战局势的基础上，决定在敌后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即百团大战。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事实上这三个目的也达到了：一是“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二是“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三是“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

8月8日，朱德在延安向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下达了百团大战行动命令。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伪军1.8万余人，破坏了敌人大量的铁路和公路，使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处于瘫痪状态。决策百团大战，充分展示出朱德从战略到战术的军事谋略和组织战役、战斗的卓越才能。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顽联手包围封锁及国民党政府断供，加上自然灾害，根据地遇到抗战以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1940年冬，朱德亲自勘察南泥湾，首倡在驻边区部队中实行屯田政策。1941年春，王震率领359旅进驻南泥湾，贯彻朱德“敌人来了就战斗，敌人不来就生产”的指示，迅速掀起了开荒生产热潮。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回延安后，朱德除在后方协助毛泽东继续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外，还协助毛泽东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散布“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关键时刻，为了统一思想，使高级干部认清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朱德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批评了王明全国抗战以后的右倾错误。他指出：抗战以后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已产生了真正领袖，这就是毛主席。”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三次会议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朱德的报告，对全国抗日战争以来中共提出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了科学论述，提出要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要军事思想文献。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彻底解放的历史重任。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岁生日。党中央在延安为朱德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中共中央在祝词中说：“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和社会各界纷纷表示了祝贺。

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各界代表的祝贺，是对朱德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的充分肯定。而对于这些，朱德回应说：“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他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反动派一定失败，我相信可以亲眼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1937年9月，朱德与彭德怀在山西五台山前线

暮年回首初心——90岁，“朴素浑如田舍翁”

朱德一生肩负要职、功勋卓著，却总是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始终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曾经这样评价朱德：“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当年访问过延安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爱泼斯坦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在干完一天艰苦而又令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纽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

朱德把马列主义革命理想和中国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了完美结合。

全国抗战开始后，朱德急切地写信询问自己的两位母亲(生母与养母)是否还健在，同时希望培养自己的子侄辈们上革命前线。他写道：“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不久，他的外甥来到山西，得知生母与养母均健在，但都已80多岁高龄，家中经济非常困难，他只得向好友借贷200元寄到家中，稍尽心意。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党、国家、军队重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他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为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可是，无论政务工作多么繁忙，朱德对晚辈的培养教育却从不忽视。他特别强调，要把子女后辈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要做平凡的普通群众，而不是要接“官”、接“权”，绝不允许子女后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享受特权。

朱德的独生子朱琦早年与他失散，直到1938年才来到延安，回到他身边。父子相聚不久，朱德就把朱琦叫到身边，说：“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就这样，朱琦当了名普通士兵，去了抗日前线。

1974年朱琦辞世后，有关部门准备把朱德的孙子调到北京，方便照顾。朱德知道后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当得知外孙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时，朱德说：“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他还说：“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当官，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朱德的家规是：对信仰追求要有恒心，对党和人民要有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热心，对人民群众要有爱心，忠于职守要有公心。朱德的家风是：立德树人、勤俭持家。朱德的“五心”家规与家风，将个人的小我、小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的大我、大家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保持着简朴的作风。难得的两身较好的外衣，也只是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仍换上旧衣服。他在家里的衣服已经被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打了补丁。有的衣服实在太破，不能再补，朱德还舍不得扔掉，要求两件拼成一件。有人劝他要注意形象，朱德只有一句话：“共产党人的形象，不是穿出来的。”

朱德的日常饮食也非常简单。每顿的饭菜只不过是一碗米饭、三盘小菜、一个汤。三盘菜里，一盘半荤半素的菜、一盘素菜，还有一盘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普通的鸡蛋汤或青菜汤。朱德经常告诫厨师：“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6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朱德不但自己如此，而且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这样，经常教导他们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做到少花钱、多办事。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朱琦、朱敏写了两张同样内容的条幅，要求他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主张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节约，因为“一人浪费一点不得了，一人节约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1977年1月15日，康克清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交上。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

朱德临终前虽没有写下遗言，但他却十分清晰地对家人表达了他的遗愿。“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这是朱德教育子孙常讲的一句话。“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去世前，朱德不止一次对康克清这样嘱托。他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

朱德一生酷爱学习。他强调“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勉励周围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向中央写出的调查报告、建议最多，而且十分宝贵。仅1951年到1966年，朱德就向中央和中央领导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写的或主持起草的。1953年，在人们只关注搞工业化时，他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手工业;1957年初，坐小飞机低空掠过海面登临海南岛，最早提出要开发海南岛;1963年3月，朱德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就说过，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他主持会议时讲，“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是他第三次连任委员长。1976年3月6日，已是90岁高龄的朱德挥毫写下“革命到底”4个苍劲雄浑的大字，作为条幅悬挂在房间，后来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以此铭志。

朱德的初心，无不镌刻着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风起云涌、坎坷前行的沧桑印记，可以领略到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飒爽英姿，感受到他炽热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情怀。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