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紧张有序的夜晚工作

——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例

朱英 孙永健

摘要：因夜晚时域的隐秘性、延展性、可塑性、特殊性，抗战时期的夜晚成为中日博弈、根据地建设、国共互动的重要时空。在敌特匪顽袭扰、军政要务繁重且具有全天候、实时性特征等背景下，夜晚工作已成历史必然。为因应复杂局势，中共高层领导人经常夜间召集会议、约见干部、撰写文书、通讯宣传、建设统一战线、指挥军事。晚宴与晚会也作为夜晚工作的延伸，成为中共夜间建设统一战线、宣传革命理念、争取国际援助、密切干部关系、深化路线认同的“软战场”。夜晚工作既化解了许多历史性的关隘，为国家治理、党政建设提供方略，又深化了中共对敌革命、自我革命、家庭革命的传统，为新中国的创建提供了夜晚革命范式与抗战历史智慧。

夜晚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空场域之一，但长久以来“夜晚史”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学界对其缺乏深入探讨。[1]因夜晚时域的隐秘性、延展性、可塑性、特殊性特征，在抗战时期成为中日博弈、根据地建设、国共合作与摩擦的重要时空，如卢沟桥事变等事件不乏在夜间节点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虽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传记、文集、年谱等材料，但鲜有关注领导人夜间活动的著作。[2]碍于相关史料的缺失，将领导人活动精确到具体时段，显然是极难操作的课题，这也导致后来学者较少关注到领导人的夜晚时空。本文之所以选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既是中共高层的核心领导人物，又能各自体现出党政军工作的复杂面相，诚如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所言，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周恩来是左右手”。[3]是故，笔者拟基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年谱、文集等材料，以其周边人物的日记、回忆录等材料为补充，辅之以台北“国史馆”所存史料及美国“外交文件集”、中共报刊等史料，爬梳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高层领导人夜晚工作的原因、内容及影响，藉以管窥中共“夜晚革命”的生成。

一、中共领导人夜晚连续工作的原因

全面抗战时期，在敌友匪顽复杂态势中，军政要务十分繁忙，况且情报、通讯、宣传等工作具有全天候、时效性特征，加之同在延外国友人国际统一战线建设需要，中共高层领导人夜晚工作在所难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作为中共党政军核心，诸多事务均需有所指示，在战时特定的工作背景、要求与繁重的公务负担下，3人不得不将工作时段延伸到夜间，毛泽东更是继续保持夜晚工作的习惯。

抗战期间，边区在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管辖，因此在很多政策上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全面抗战肇始，日军便派遣战机对武汉、重庆、延安等核心城市进行密集轰炸，1938年11月20日日机轰炸延安，当晚毛泽东的住处由延安市内凤凰山麓迁至城外杨家岭。[4]频繁的轰炸加剧了夜晚工作的复杂性，也凸显出夜晚工作的必要性。国民政府方面，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因日间敌机轰炸，“各机关人员大都无心办公，为免延误公务”，戴笠请呈蒋介石：“军政各机关多利用夜间办公如何?”[5]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便于日记中预定夜间办公事宜，两日后国民政府出台夜间办公法令，规定办公时间调整为：“夜间十时至十二时，或早晨二时至六时之间。”[6]为因应严峻局势，1938年国民政府再下法令：“各党部、各机关、各学校之每日工作及办事时间应一律增加为十小时以上。”[7]十小时的工作量，办公时段难免延长至夜间，然而据陈克文反映，“夜间办公极感不便”。[8]边区虽未出台夜间办公法令，但事到临头便是军政要急，因此夜间办公实难避免。况且延安大多数高级干部经历过长征等游击战争的磨炼，夜间行军、作战、办公对其已是常态，这为夜间办公提供了历史依据。再者，在办公条件上延安远逊于重庆，纵使日间办公，也是在物资相对匮乏、组织高度凝练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现实依据将陈克文口中的“不便”最小化。因此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依据，延安夜间办公都是历史的应然与必然。

在中共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下，政治上夜间办公有效地保障了战时夜间军事体系的运转。中共军事发展势头虽然迅猛，然而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与其作正面对抗优势不大。是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深入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构想，发挥夜袭在游击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夜袭之所以备受重视，从其本身来看便具备天然优势，毛泽东称：“一则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二则夜暗冲锋，可以减少自己的损伤，并可扩大自己的声势，增加敌人的恐慌;三则邻近敌人夜间增援不易。”[9]从抗战大背景出发，因战时中日装备差异，林彪称：“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作用。”[10]朱德所言则更为深入：“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在夜间就丧失或大大减低了作用;如果夜间被袭击时，其作用反而不及短兵器，不但无法使用而且反成累赘。”[11]基于此，夜袭逐渐发展为游击作战中的主要作战模式，甚至连忻口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大规模战役，中共夜袭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夜间不得不指挥战斗，毛泽东主要在延安运筹帷幄，朱德有时则需奔赴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战争是政治、军事、情报、宣传等层面的综合博弈，情报、通讯、宣传具有全天候的特征，这也赋予领导人夜间处理情报、紧急通讯、组织宣传的使命。战时局势瞬息万变，情报、通讯、宣传又具有时效性特征，因此夜间不乏各种请示电报、宣传文件，相关领导人连夜紧急处理情报、通讯、宣传事宜并不罕见。以国统区宣传为例，国民党的宣传管制十分严格，《新华日报》等中共刊物受到严格监管。1943年7月6日晚，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12]夜晚作为特殊的时空场域，为国民党许多专制性政策与黑暗系手段提供了隐蔽的时空。正因如此，夜晚军政、通讯的复杂性加剧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工作负担，也为其夜晚工作提供历史必然。

在同国际人士夜间统一战线的建设过程中，因其特殊的文化传统与作息规律，中共高层领导人夜间应酬在所难免，这种应酬可以理解为领导人夜间统战工作的延伸。通过组织晚宴、晚会等方式，中共密切同在延外国友人的关系，晚宴、晚会成为中共革命文化与价值观念输出的“软战场”。“软战场”的存在意义非凡，因国民党长久的正统性建构以及共产主义在国际上被污名化，不少国际人士对中共误解颇深。乃至关涉国共冲突、摩擦之事，在其先入为主的中共负面形象影响下，中共往往处于不利位置。甚至时至1939年，根据地的国共摩擦仍被美国传教士理解为“中共对国民政府军事、民事权力的漠视”，[13]所谓破坏统一战线、阻滞抗战的罪名被强加于中共。为扭转中共在国际上不利的舆论地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必须利用夜间时段的特殊性，广泛地吸引、凝聚、团结大量在华、在延外国友人。

上述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夜晚工作的宏观背景，从微观出发，不同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工作习惯。如毛泽东夜间办公便是习惯所致。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其间询问毛泽东：“何不改日间工作，身体或可健康。”毛泽东回复道：“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14]这种习惯的养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长期游击战争作战习惯的影响，这种习惯“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15]其二，战时高强度的公务要求，诚如毛泽东所言：“不是我喜欢晚睡，也不是我爱夜晚工作，是形势所驱，事实所迫，不得不如此的。”[16]战时军政繁忙，加之请示电报多于夜间汇报，待到军政要务处理完毕已接近凌晨，长此以往索性直接夜晚工作。其三，夜间特殊的安宁时域，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应酬，这使得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因其特殊的作息规律，中共许多会议、干部约谈选择在夜间进行，这不免使其夜间办公的习惯影响到其他干部。

抗战时期中共很多高层领导人都饱受失眠困扰，相关失眠记载在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并不罕见。陈应谦为中共领导人检查身体后称，刘少奇、王稼祥等干部在延安时期都患有失眠。[17]长久的失眠困扰致使部分干部将病理的精神折磨转换为革命的工作热情，谢觉哉便因经常失眠，索性不睡，凌晨投身革命。除失眠外，也有精力旺盛者本身就不需要很多睡眠，朱德便是鲜明例证。据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描述，朱德“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18]体旺于用，多余的精力便投身到夜晚工作中。

总之，夜晚工作延长了革命事业的工作时段，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因为敌特匪顽包夹、侵扰，军政要务十分繁重，况且情报、通讯、宣传具有全天候、时效性特征，加之国际统一战线建设需要，中共高层领导人不得不夜晚工作。夜晚工作既有宏观背景下的历史应然性与必然性，也受微观层面个人习惯的影响。在长久的夜间办公过程中，中共高层领导人夜晚革命的习惯逐渐生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其他干部及群体。

二、中共领导人夜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中共高层领导人夜晚工作涵盖的面相十分多元。宏观来看，夜晚工作关涉政治、军事、外交、宣传等多个层面。具体而言，包括召集会议、约见干部、通信文书、文化路线、宣传通告、统一战线、军事指挥等。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夜晚工作有所区别，毛泽东常驻延安，夜间多以政治工作为主，当然这种政治工作的范畴也包含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层面;周恩来长期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为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朱德长期活动于前线，更多地参与基层建设、军事指挥等工作。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晚工作以政治工作为主，因而中共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在夜间时段得到提议、商洽与落实。如1937年8月30日晚毛泽东复电叶剑英，拒绝康泽所提出的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19]政治当然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对于高层领导人而言，很多基层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的实践指导，也可以理解为政治工作的延伸。以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例，1941年7月朱德视察南泥湾，夜宿八路军总炮兵团并下达指示：“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因此提出了“耕二余一”的奋斗目标。[20]时至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仍以朱德晚上露宿茅棚的案例来敦促生产。[21]由此也可以看出，高层领导人夜晚工作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抗战局势瞬息万变，夜间会议便能实时地解决相关问题。据陈云秘书称：“中央书记处经常是在晚上开会，一般都是后半夜才散会，有时甚至要开到天亮。”[22]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提出12条解决办法，因国民党不同意，中共遂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为解决相关问题，中共书记处夜间召开会议，毛泽东复信周恩来“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夜间会议的范围并不只局限于中央书记处。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2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23]抗战作为一场世界战争，中共于夹缝中生存的面相有两个维度：一是国内日伪的侵犯与国民党的敌视，二是国际对共产主义的排斥、苏联对中共的摇摆态度。通过官方即时的夜间会议，既不影响日间的革命进程，又可实时地解决相关问题。所以，抗战期间延安高层夜间会议的频率极高，这极大程度地保障了根据地的平稳建设与抗战进展。

因日间公务繁重，领导人大多把接见、访问、采访、会谈安排在夜间进行。国共要想在摩擦中寻求合作，沟通与交流不可或缺，然而双方领导人日间都极难抽身，因此夜间成为国共高层会晤的重要时段。武汉沦陷之际，为磋商此后抗战事宜，周恩来、朱德夜见蒋介石。蒋介石于日记中记载：“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业。”[24]朱德亦劝谏蒋介石：“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25]并于当晚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26]会谈虽不及会议正规化、法制化、程序化，但因为相对私密，更具有弹性与张力，也为国共合作提供了更大的交流尺度与试错空间。为宣传中共良好形象，很多外国记者的采访也被安排在夜间进行。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现状最感兴趣之处，无非国共合作与摩擦、中共同苏联之干系、根据地实态、中共抗日实态等方面。这些问题虽不敏感，但也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要想周延、圆满地回应此类问题，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国际视野，这点恰是周恩来的强项。共产国际解散时，周恩来夜间答复外国记者：“(一)共产国际解散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自然发展，并非意外’;(二)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对本国问题一向自主决定，并自己解决本身问题’;(三)中共中央将发表决定。”

相较于周恩来与朱德，毛泽东夜间会谈的对象最为多元，涵盖党内、国民政府、知识分子、各方记者、国际友人等诸多群体，并且频率也最高。对党内而言，夜间会谈主要探讨中共未来的政策走向。1939年萧子璋回国，4月29日晚毛泽东与邓小平、萧子璋共用晚餐，其后与萧进行了谈话。5月5日傍晚，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见萧子璋，之后二人共同出席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1周年的晚会。12日傍晚，二人再次会面商洽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事宜。可以说，鲁迅艺术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与夜间会谈密不可分。为使中共走出延安，毛泽东常常夜间接受记者采访。1938年，舒湮作为《抗战》特邀通讯员访问延安。毛泽东夜谈舒湮等五位记者，回答了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国防工业、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游击战等问题。3月，毛泽东会见记者邓静溪，回答抗战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现状等问题，称八路军装备都是由日本“义务运输队”提供的，已有一师装备近乎日本军队，邓静溪称毛泽东讲话“隽永有味”。[27]为突破日伪、国民政府、国际等反共势力对于延安的舆论封锁，毛泽东在与延安以外记者的交流过程中，尽可能地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全面展示根据地的建设成果与新生政治面貌，以扭转中共不利的舆论形象。

因毛泽东特殊的作息规律，其许多通知、文稿、书信都是在夜间撰写、修订、竣稿的，其中多以政策性文件为主。1941年6月13日，毛泽东与林伯渠、谢觉哉交谈。当夜，毛泽东给林伯渠写信，指出日间所谈“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完并未立即发出，而是在15日再度补充边币总量、商品流通等四点内容。在此后的数月内，毛泽东还多次约见、致信谢觉哉。7月24日，毛主席与谢觉哉谈话至深夜，26日，谢觉哉复信毛泽东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晚二人继续长谈，至凌晨1点才结束。在谢觉哉复信毛主席的过程中也常出现夜间写作的场景，有时甚至凌晨两点仍在“缮信”。[28]由此可见，中共干部夜晚工作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毛泽东书信的对象也十分多元，其中不乏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1944年1月9日晚，毛泽东观看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致信编导：“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并称此举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建议“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29]表面看来，这只是普通的书信与提议，但相关书信由毛泽东发出，实际上也代表着中共文化政策的路线与方向，这种文化路线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延安时期中共向党内、党外输出的革命文化与价值观念，都以此文化路线为导向。

相比于延安，国统区的夜晚工作十分艰难。以宣传工作为例，1941年1月11日，周恩来出席《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晚会，“会间，接到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急电，即在会上宣布皖南事变”。18日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拒绝刊发污蔑新四军之通电，在得悉《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新闻检察官扣押后，立即手题“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将诗词手迹刊发于《新华日报》原版位置，连夜加紧编排、印发。[30]毛泽东收悉后夜间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31]这只是国统区中共能动性受限的一个缩影，相比于宣传工作，国统区中共的秘密政治工作进展更是举步维艰。

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共高层领导人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周恩来为此频繁往返于重庆与延安，其间连夜奔波、赴会，同时开展秘密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朱德夜间乘坐汽车由太原前往代县会见阎锡山，商洽共同抗战事宜。[32]国民党极为忌惮中共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加之先前国共分裂的嫌隙，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成立后，便对部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行踪严密监视。1939年6月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时，为提防周恩来渗透国民党力量，且鉴于“共党非法行动”甚多，中统对其进行了秘密监视。18日深夜周恩来为保密行踪，“应付宪警车站之检查，均不用本人名字”。21日周恩来晚间“晋谒程潜主任，略作寒暄即出”。[33]中统调查极为细致，且尤为注重周恩来之夜间行踪，可见在国统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间秘密政治工作早已受到国民党重视。而最令中共感到掣肘的并非国民党的监控，而是日伪的封锁与盘查。1940年5月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为呼吁团结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前往前线动员国民政府军事将领，由于在日军封锁线遭遇炮击，不得不改为夜间出行以作躲避。[34]9日朱德一行返程，为躲避炮击，火车傍晚出发，后因风陵渡铁路被破坏，只能乘坐牲口夜间赶路。[35]抗战时期跨区交通面临着极大的阻碍，为躲避日军也只能选择夜间行动。1942年刘少奇由苏北返回延安，足足突破日军100余道封锁线，其间基本都是星夜赶路。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夜晚工作略有区别。就夜间外出活动来看，毛泽东常驻延安，夜间多于延安会见干部、访客。周恩来长期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也不乏在成都、西安等城市活动，主要以国民政府、国际高级政要为考察、动员对象。朱德长期活动于前线，夜间在基层做了大量工作，有时也奔赴前线指挥作战。不过，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但重要战役发生时也参与战役指挥，其中同样不乏夜间指挥作战。如在平型关战役中，9月23日晚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汇报平型关战事，并计划组织兵力侧击平型关之敌。25日晚平型关战事大捷，林彪、聂荣臻来电报捷：“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被我包围之敌均被打死。”为响应毛泽东发动游击战争的号召，朱德夜间会见并指示垣曲县委书记：“在黄河渡口附近和山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至于夜间作战，除组织夜袭外，朱德因长期活动于前线，常与日军发生火力交锋，很多战役一连数天，连夜指挥作战已是常态。1938年2月毛泽东下午三电朱德全面歼灭袭占临汾之敌，日军得知古县驻扎了朱德警卫通讯部队后出动十几架飞机轰炸，当晚古县失陷，朱德率总部迁移至刘垣村，待得增援部队赶到方退却日军。[36]7月6日徐海东部在阳城北义城村一带与日军夜间激战，朱德遂“抵阳城附近指挥作战”。[37]在夜间军事活动方面，毛泽东多运筹帷幄，把握大的战争脉络，朱德因身在前线，很多战事均需亲力亲为。

综上所述，中共夜间会议应时地化解了抗战中许多历史性的关隘，领导人的夜间会谈虽不及夜间会议正规化、制度化、程序化，但因更私密，更具弹性与张力，为国共合作、中共与国际交流、中共形象宣传等工作提供了更大的交流尺度。通过领导人的夜间通信、文书，也可以折射出中共政治、文化等路线的萌芽、发展与贯彻。在国统区，中共高层领导人工作虽备受掣肘，但依旧通过夜晚时段做了大量的突破性工作。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夜晚工作，可以窥见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党政军工作面相，三者既有各自的范畴，又相互联系。为粉碎日伪、国民政府、国际等反共势力对边区的封锁，并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共高层领导人通过夜晚时段发动夜袭、夜间宣传、跨区动员，以突破地域壁垒，巩固根据地建设成果。

三、中共领导人夜晚工作内容的延伸

不同于日间工作，夜晚工作通常有着较强的特殊性，除各方面工作的处理，有时也兼具休闲化、娱乐化特征。中共高层领导人不仅将夜晚时段革命化，同时也将生活、娱乐场域革命化。在此背景下，应酬、晚会被赋予工作的性质，餐桌、礼堂也成为工作的场域。严格意义上讲，晚宴、晚会很难笼统地归入工作的范畴，但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晚宴、晚会很难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单纯看作一种娱乐与消遣，反而更多是以党员的身份，持续地在时间与身体成本上为党付出。[38]事实表明，经由中共高层领导人长久建设，晚宴、晚会也成为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援助、形象宣传的“软战场”。

有学者关注过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饭局，认为饭局既是以“地缘、学缘、业缘、趣缘”为主强化“群体身份认同”的时空，更是国民党“政治亚文化”下“政治结构、权力运作与利益分配”的“公共空间”。[39]相比国民党的政治性饭局，中共晚宴的革命化元素尤为明显，这一点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3人晚宴中反映得非常突出。晚宴有时也会成为外交场域，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26日晚，毛泽东出席晚宴。席间向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之所以作此考量，“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40]相较于国民党急于剿灭中共，中共更愿意双方达成合作，共同建设民主执政的新中国，而美国便是其中关键的媒介。

不只是身在延安的高层领导人需要通过夜间应酬促进革命，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周恩来常辗转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形象，其间夜间应酬也在所难免。1940年5月国共摩擦加剧，朱德前往第一战区，晚上卫立煌为朱德一行设宴洗尘。晚宴一开始，卫立煌便向康克清敬酒，为表郑重，称之为“朱太太”。康克清在朱德提醒下方解其意，随后说道：“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称呼。”晚宴结束后，康克清对朱德说“朱太太”称呼“别扭极了”。朱德称：“干革命不当官太太，当官太太不革命。”这也不失为中共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念输出，同国民政府高层的晚宴可以理解为中共统一战线、争取援助、形象宣传的“软战场”。康克清对此虽略有抵触情绪，但诚如朱德所言：“这是任务，也是革命工作。”晚宴结束后还有欢迎晚会，演出河南梆子《涤耻血》，演出队伍系由中共扶持建立。[41]

其实早在1938年4月，卫立煌便来过延安，当时毛泽东陪同其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晚会并致辞。[42]中共通过晚会文艺作品输出革命观是延安时期的伟大创举。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不乏各团体前来考察、观摩，中共便借此机会通过晚会输出革命文化与价值观念。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等参政员访问延安，中共为其举办隆重的欢迎、送别晚会，其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级政要皆有陪同。抵延数日内，黄炎培夜夜均有公事、应酬，在观看《兄妹垦荒》等文艺作品后，他不由称赞“尤精彩”。[43]《兄妹垦荒》以大生产运动为背景，有学者将其视为“新秧歌运动”之开场帷幕，[44]可见晚会演出内容大多取材革命和边区。通过晚会，中共既展现革命传统之历史沉淀，又传达革命文化之价值输出。有趣的是，重庆侦查电台时刻关注延安夜晚动态，并将晚会情形致电蒋介石，其中记载黄炎培晚会发言：赴延一天半内，不见一片荒地、一游手好闲之人，百姓安居乐业，政府踏实刻苦，[45]以致冷遹称：“黄炎培则因中共方面之捧吹，专作逢迎之阿谀，而忘却赴延之使命。”[46]

经由中共长久的探索与建设，晚会性质、类型极为多元。按照性质来看，可分为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等;按照类型来看，可分为内部、外部晚会，欢迎、饯别晚会。中共晚会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传统，通过中共历年元旦新年晚会，便可管窥中共晚会模式发展的历史脉络。

由表1可见，从1943年开始，元旦晚会作为中共新年干部晚会已经形成传统。这种传统的生成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从历史背景出发，这与抗战形势的走向密切相关，1943年后抗战形势愈发乐观，中方逐渐占据主动，这为新年晚会的召开提供良好的氛围与平和的环境。[47]从晚会本身出发，晚会作为中共延安时期的重要创举，其本身也处在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元旦晚会一开始作为普通晚会，只承载欢迎晚会、开学典礼的单一职能。自1943年起，元旦晚会开始具备欢迎晚会与庆祝新年的复合职能，并在此后成为中共干部的内部晚会，元旦成为新年晚会召开的固定节点。应该指出，元旦晚会虽然是中共干部的内部晚会，但由于战时政治身份的多元、双面、隐藏与复杂性，晚会也会邀请很多“非党内人士”参加。1941年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赴延安疗养，12月23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48]1947年续范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中共晚会模式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1940年12月26日，重庆电影制片厂邀请周恩来参加音乐晚会。[49]这种音乐晚会的形式后来被引进延安，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为祝贺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朱德举行音乐晚会，并邀请周恩来、贺龙等人作陪。[50]11月，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访问延安调解国共矛盾，毛泽东称：“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为表隆重，毛泽东建议：“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51]音乐晚会虽说并非中共的创举，但自其被引入延安以后，极大程度地促进了中共与国际团体的交往互动。

中共的党内晚会以欢迎晚会为主，其面向主体主要是返延干部，如长期驻守八路军总部的朱德、留守重庆的周恩来、在华中工作的刘少奇等。通过中共内部欢迎晚会，既密切在延干部与其他干部的关系，又互通彼此工作经验、各地情形，通过返延干部的报告与发言，也可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战凝聚力与必胜信心，深化干部对党中央抗战路线的认同。1940年5月，朱德返回延安，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朱德介绍八路军抗日民族政权建设、群众动员、军事作战成果等情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决心。[52]1943年8月2日，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当晚举行欢迎周恩来等重庆干部归来晚会。周恩来在晚会上阐述3年来的国际形势，并批评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想法，阐明“廿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53]之所以要发表这样一段讲话，是因为墨索里尼刚刚倒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高潮，这标志着在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共抗战决策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段讲话的背景与此时“延安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共产国际解散、日本诱降蒋介石、国民党陈兵边区等复杂的历史革命情境也密不可分。在此背景下，深化路线认同、强调民主集中制等党的优良传统极有必要。晚会作为娱乐场域，其政治化情境相对宽松，在“非政治化”场域发表政治性话语，不仅诠释了中共革命的深刻性，也预示着中共内部的团结。

党外欢迎晚会旨在密切中共同国民政府、抗战团体、民主人士、国际社会的关系。1939年9月，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政府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与苏联朋友等，晚宴后共同出席晚会，毛泽东发言：“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54]1943年6月5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召开的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冈野进(野坂参三)晚会并致辞：“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冈野进同志来到这里，将使我们对日本军阀内部情况能有更深入的了解。”[55]不同于党内欢迎晚会抗日救国、抵制国民党独裁、党的建设等复杂主题，党外欢迎晚会的主旨只有一个，那便是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晚会通常选择纪念日、节日等时间节点召开，纪念日、节日作为特殊时间节点，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政治符号、社会记忆与历史价值。1939年12月9日，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召开，毛泽东强调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的重要性，并称：“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通过纪念日晚会，能够在层累的记忆基础上，为党的政策、路线、行动赋予新的时代性内涵。晚会也是中共回首来路、展望未来，总结经验、持续前进的重要场域。1943年7月1日，中共召开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干部晚会，毛泽东指出“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如今，“世界的战争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更要“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抗战胜利后要“继续合作，共同建国”。在纪念日召开晚会，既强调中共不忘历史传统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释放政治信号的重要途径。11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26周年举行干部晚会，毛泽东回顾一年来之国际形势：“苏联红军的胜利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56]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中国国情、国际形势密不可分，因此中共对于国际形势高度关注，从纪念日晚会到毛泽东之发言，均可印证中共革命源自国际、扎根中国的面相。

综上不难看出，中共晚宴不仅革命化元素突出，而且有时也是外交场域，演变成为中共向国际释放政治信号、表达外交诉求的重要途径，是中共统一战线、争取援助、形象宣传的“软战场”。中共晚会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且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长期的摸索、尝试、建设下，晚会性质多元、形式丰富，连晚会作品都取材革命和边区。晚会作为娱乐场域，其“非政治化”场域为政治性表达赋予更多的弹性与张力。通过在纪念日、节日举行的带有特殊政治符号、社会记忆与历史价值的晚会，中共赓续传统、“托古言今”，为当时的政策、路线赋予新的时代性内涵，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释放政治信号、凝聚政治认同。通过内部晚会，中共密切在延干部与其他干部关系，互通彼此工作经验、各地情形，加强抗战凝聚力与必胜信心，并深化党员对党中央抗战路线的认同。通过外部晚会，中共结交抗战同盟、凝聚反日共识，既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又输出了中共革命文化与价值理念。

四、中共领导人夜晚工作的影响

夜晚不只是革命的时空，也是家庭、生活、私人的时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晚工作，将夜晚时空革命化的同时，也代表着家庭、生活、身体等层面个人时空的流失。这种革命的小我牺牲锻造出更大的革命成果，通过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晚革命，中共办成了许多历史性的大事，创造出许多先进性的方案，也留下了指导性的延安智慧。通过夜间会议、夜间会谈、夜间统一战线建设、夜间军事斗争、夜间晚宴、夜间晚会等夜晚革命方案，中共高层领导人凝聚了抗战共识、加强了统一战线、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输出了中共形象，并为未来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夜晚革命范式与延安方案。

抗战期间很多影响未来走向的大事，都是通过夜间会议的方式得以解决。1944年11月，赫尔利前往延安调停国共矛盾。8日，赫尔利还认为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不可能达成一致协议。[57]9日，在同赫尔利三次会谈后中共决定准备文件，并于翌日签字。当晚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指出本次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周恩来认为，赫尔利后来之所以笃定蒋介石会签订协定，是因为他将“(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二者混而为一”。[58]其实蒋介石根本不愿签订协定，早在1938年美国驻汉口总领事便已上陈国务卿“国民政府担心共产党会作为特洛伊木马上台”，[59]使“溶共”政策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溶国(国民党)”。这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国际上对于中国革命概念、实践的体认程度。正如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致电罗斯福所言之“统一、民主之中国”，[60]个中概念或可理解，但具体实践在中国此前的历史上并没有先例，也难以完全照搬欧美苏的政治模式，这正是后来国共分野的重要原因。

诚如前文提及，夜间会谈因其私密、弹性与张力，提供了更大的交流尺度。当党内出现分歧时，如果夜间会谈未能调和争议，便会以更公开、更规范、更法制的会议方式解决。1941年10月7日晚，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同王明谈话，王明认为当下形势严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王明作长篇发言，发言与前夜谈话一致，毛泽东随后发言：“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61]这反映出夜间会谈的形式是初步的、内部的、商洽式的，很多党内的意见与分歧可以通过夜间会谈的方式解决，而夜间会议作为夜间会谈的进一步规范与提升，能够更大范围、更加民主、更加规范、更加程序化地解决争议。

夜间会谈不仅为国家治理、政党发展提供方略，也提升了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知识储备。抗战时期中共很多创举、毛泽东的很多观点与想法，都诞生于夜间会谈。如1938年3月毛泽东与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曾有一次长谈，二人谈话至凌晨两点，白求恩提议创建战地医疗队，如此可救治前线百分之七八十重伤员，毛泽东对此高度关注。此外，会谈不只是强党建国的空间，也是领导人了解国际形势、丰富自身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5月5日毛泽东夜间会见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交谈至翌日凌晨，“谈话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毛泽东的会谈有着鲜明的引导式特点，他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同与谈人的知识长处共鸣，引导与谈人提供更多、更准确的相关信息。6月14日晚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诸述初，话题从平民教育延伸至政治，毛泽东指出农民具有双面性格：即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的黑暗面，与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的光明面，“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62]通过与不同国家、领域的专业人士沟通，毛泽东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经验，这使其原本的政治哲学思考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并成为指导中国未来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

为统战知识分子，使其更好地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夜间做了大量工作。知识分子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特点，萧军自称“喜欢说一些言过其实的话”。1941年7月毛泽东听闻萧军想要离开延安，18日二人见面长谈，萧军反映了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8月2日毛泽东致信萧军：“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63]并在信中约萧军再次会面。11日晚毛泽东复信萧军，相约见面。翌日晚二人再次会面，此次会面还有艾青、白朗等知识分子参与，两夜均相谈至十二点半。毛泽东称“自己不喜欢运动”，但“不经过锻炼人底纯洁不可靠，社会条件决定一切”。此后毛泽东在萧军日记中出现百余次，二人仍不时相约长谈，在与毛泽东长时间的交流中，萧军世界观也慢慢发生着改变：“将以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等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形成我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以贯穿我一生。”在第三次读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后，萧军甚至萌生宏愿：“要把鲁迅的精神和毛泽东政治理想在中国普及和完成。”[64]与毛泽东不同，朱德则在延安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武汉沦陷之际，朱德奔赴重庆，当晚夜宿郭沫若家，次日二人互相赋诗赠别。茅盾与朱德夜谈后也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65]

相比于夜间在政治、统战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军事上的战绩更加具体、实际，可以量化。以夜袭为例，朱德致电蒋介石：“(敌)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敌人白天已不敢运输，改由夜间行动。我各支队应采取夜间伏击袭击手段，连日以来每日夜均有小战，每战必有少数缴获，斩杀小部敌人。”[66]夜袭阳明堡作为中共战史中的经典战役，阎锡山称之为“奇胜”，并致电蒋介石“恳请从优奖励”。[67]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发展下，夜袭与游击战术紧密结合。贺龙曾指挥骑兵营进行夜袭，以“骑兵营密切地配合着各支队日夜袭扰困守宁武之敌”。[68]为进一步提升骑兵作战效果，使骑兵能够在夜晚摆脱局限、出奇制胜，陈赓建议“夜袭时马穿草鞋，使之不响”。[69]此外，夜袭更与群众动员相结合，且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大牛堡战役中，群众更是“在火线上帮我们送饭及抬伤员”。[70]夜袭取得诸多战果的背后，离不开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建构，更离不开他们的夜间指挥。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间外交”也取得了良好的反馈。为向国际输出中共真实形象，中共通过外国文化节日与历史传统，表达对在延外国友人的重视。1944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毛泽东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之后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71]据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记载，在圣诞节，朱德同其参谋前来祝贺。朱德独唱故乡民歌，左权舞剑助兴，卡尔逊不由感喟“四海之内皆兄弟”。[72]通过同外国友人的夜间交流互动，既拉近了其同中共的距离，又展现出中共开放、包容、多元的政党、文化特征。

陈嘉庚作为战时爱国华侨领袖，以其访问延安为视角，可以窥见战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夜晚工作、国共关系、中日情报博弈等诸多影响。1940年6月陈嘉庚访问延安，延安各界为其举办欢迎晚会，朱德出席晚会并致辞：“我们过去已经为团结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73]相关言论很快被日方知悉：“中共方面欢宴陈氏时，朱德致辞谓常以国内发生摩擦事件为忧。”[74]此时正值国共摩擦之际，陈嘉庚访延之前蒋介石便百般阻挠，不仅以各种谣言妖魔化延安为“无人道”“不伦”之地，还“令查陈嘉庚行程”。当时陈“疑信兼半，所以必要亲往”。待到访延结束后，其对国共两党实际情况已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蒋介石便又“恳切告诫其对共党之欺伪与假抗战，及不爱国之实情”，然而事实终究胜于雄辩，蒋所谓之“爱国”乃在于爱“党国”，“爱党(国民党)”乃是“爱国”之逻辑前提，陈自重庆而来，对国民党之腐败、内斗早有见闻，自然不为所动，蒋只能哀叹：“陈嘉庚被共党包围，中毒已深矣。”[75]陈嘉庚对中共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认知转向，除中共以实际行动粉碎外界虚假宣传外，还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延安同其频繁夜间交往密切相关。仅以毛泽东与陈嘉庚的交往看，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毛泽东与陈共用晚宴，宴后陪陈出席延安各界的文艺晚会，4日再度探望陈，并与其交谈到夜间十点。[76]陈嘉庚称赞毛泽东：“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77]朱德亦是常陪同陈嘉庚出席各种宴席与晚会。通过高层领导人的夜间动员、工作，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输出了中共真实形象，粉碎了敌伪、国民党对中共的“妖魔化”，同时为抗战结束的新中国建设准备了民意与人心。

从时空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密不可分，单从时间角度来看，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夜晚革命对日间时段的补充，这一点在中共高层领导人身上尤其明显。然而长久的高强度的工作也为领导人带来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负荷，这种负荷甚至不单体现在个人身上，就连领导人的家人、同事都受到影响。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同其相谈8次，其中2次“通宵达旦”。二人就抗战前途、政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梁漱溟称毛泽东“逸群绝伦”，不过夜间不睡，“不免使人替他担心”。[78]这种夜晚工作的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干部群体之中，以至于中共1945年在工作作风问题中，有言论指出：“人是血肉做的，不能不分昼夜地熬。”[79]

革命并非温情柔和、面面兼顾的完美主义，很多时候其成功都是建立在家庭牺牲的基础之上。诚如朱德复信陈玉珍所言“我担负革命昼夜奔忙”，“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中感想(情)较薄亦是常情”。其实倒不是所谓薄情，而是战时身如飘絮，救国便难以再图其他，这在中共高层领导人身上更甚，也便是朱德之感喟“革命办法非此不可”。[80]这种夜晚革命的精神甚至体现在文艺作品之中，如朱德赋诗曰：“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偻贼。”[81]革命的残酷性不仅体现在要时刻面对流血、牺牲，更要时刻准备与历史传统割裂、为光明前途献身。中共革命的深刻性、彻底性不仅体现在对敌层面，在自我革命、家庭革命层面，通过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晚工作亦可窥见一斑。

总之，中共高层领导人通过夜间会议敲定许多历史性的大事，夜间会谈作为更具弹性、张力的初步、内部商洽空间，不仅为国家治理、党政建设提供了方略，也深化了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知识储备。通过夜间统一战线建设，中共重塑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使其更好地为人民、为国家服务，同时凝聚了抗日共识，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了民意与人心。中共夜袭既阻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进程，又粉碎了敌伪炮制的中共“游而不击”的一系列谣言。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夜晚外交”既拉近了外国友人同中共的距离，又展现了中共开放、包容、多元的政党、文化特征。然而，革命始终伴随着牺牲，夜晚工作也加重了领导人的家庭、生活、身体的负担，体现出中共对敌革命、自我革命、家庭革命的彻底性与深刻性，得益于此，夜晚工作为新中国的创建提供了夜晚革命范式与抗战历史智慧。

注释：

[1]外国学者从巫术、信仰、生活等角度关注到古代夜晚的实态，中国学者则从政治角度观察了古代夜晚秩序的维稳。近代以降，随着电的发明及科技、文化、娱乐的高速迭代，夜晚时空的活动与内涵得到极大丰富。参见[意]卡洛·金茨堡：《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朱歌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美]南希· 贡琳、[美]阿普里尔·诺埃尔编：《古人之夜：古代世界的夜间生活考》，郭峥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葛兆光：《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关于白天与夜晚观念的思想史分析》，《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

[2]新中国史领域有学者从政治哲学角度提出“时间革命”的概念，但作为物理意义的夜晚时空的“夜晚革命”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参见孟强伟、杜照钦：《时间革命：福建农村扫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194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3][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28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5]《戴笠致蒋中正电》(1937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88-007。

[6]《蒋中正函文官处》(1937年8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1-051600-00003-001。

[7]《蒋中正函文官处》(1938年4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1-051600-00003-003。

[8]《陈克文日记》(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9]《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938年1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10]《平型关战斗的经验》(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87页。

[11]《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35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450页。

[13]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Lockh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 March 28, 1940, The Far East, Volume IV(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 345.

[1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78页。

[15]梁漱溟：《访问延安》，任文主编：《第三只眼看延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16]《毛主席为何夜晚工作，白天睡觉?其实完全是工作所迫!》，https://www.sohu.com/a/287433240_239401，2024年9月19日。

[17]任文主编：《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169页。

[1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14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7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71-1072页。

[21]《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第1版。

[2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279、441-442页。

[2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83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33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21-124、51、59页。

[28]《谢觉哉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307、313、490-491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下)，第495、498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266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671页。

[33]《周恩来、秦邦宪等之行踪》(1939年6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20-030。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960页。

[35]《康克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672-673、822、755页。

[37]《萧御寰致蒋中正电》(1938年7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46-103。

[38]有学者将“私性时间的公性化”视作“时间革命”的表征。参见孟强伟、杜照钦：《时间革命：福建农村扫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时间政治(1949—196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39]李有福：《食为媒：全面抗战时期陈克文的饭局》，《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531页。

[41]《康克清回忆录》，第278、279、287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64页。

[43]《黄炎培日记》第9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56-58页。

[44]郭玉琼：《发现秧歌：狂欢与规训——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45]《中共欢迎褚黄等晚会之情形》(1945年7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301-063。

[46]《冷遹对于延安商谈情形之表示与观感》(1945年7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400-00003-051。

[47]有学者认为1943年是中共战略调整的重要时间节点。参见姚江鸿：《抗战后期日军战略调整与中共的应对》，《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4期。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347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下)，第492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1164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555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967-968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下)，第572-573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40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1133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47、447-448、479页。

[57]Memorandum by Major General Patrick J. Hurley, FRUS, November 8, 1944, China, Volume VI, p. 489.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557-558页。

[59]The Consul General at Hankow(Jossely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October 9, 1938,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p. 299.

[60]Mr. Mao Tse-tung to President Roosevelt, FRUS, November 10, 1944, China, Volume VI, p. 493.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330-331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60、66、77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315-316页。

[64]萧军：《延安日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3、260、514、369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837、966页。

[66]《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5-00002-176。

[67]《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5-00003-486。

[68]《晋西北抗战经过概述》(1938年)，《贺龙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69]《沁源围困战调查及意见》(1943年3月—7月)，《陈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70]《朱德致蒋中正电》(1938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31-016。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526页。

[72][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972页。

[74]《倭注意陈嘉庚在延安与中共谈话之情形》(1940年6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50-110。

[75]《蒋介石日记》，1940年5月20日、7月27日、7月28日。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第192页。

[7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84、187页。

[78]梁漱溟：《访问延安》，任文主编：《第三只眼看延安》，第15-17页。

[79]《谢觉哉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提纲》(1945年7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中)，第678、709页。

[81]《朱德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作者：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永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