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是近现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鲜为人知的是，黄炎培还是一位高产的诗人，他一生创作的诗词联等作品有3000余首，先后出版过《苞桑集》《天长集》《白桑》《红桑》等四部诗集。

1945年7月1日，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等六人受邀访问延安，为期五天。毛泽东和黄炎培见面握手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心中愕然，他想：“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呀!”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毛泽东微笑着继续说：1920年5月的一天，先生在上海主持欢迎杜威博士的演讲会，演讲内容很精彩。在那一群听众中，就有一个名叫毛泽东的人。黄炎培深感意外，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盛赞毛泽东的好记性，原先见面的陌生感一扫而光。

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了黄炎培等六人。席间，陈毅与黄炎培频频举杯，论古论今，十分默契。

次日，毛泽东又邀请黄炎培等六人到杨家岭参观。当黄炎培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时，他发现会客室有一幅画，画面上画了一瓶茅台酒，旁边放着几只酒杯，还配着他写的一首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转战贵州省遵义、娄山关和茅台镇一带，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声威大震。国民党为了污蔑红军、欺骗群众，大造舆论，说共产党领导人纵容红军官兵在茅台酒池中洗脚、洗澡。黄炎培心想，红军中不乏有识之士，哪有如此糟蹋美酒的道理。正好他的贴身副官是贵州人，他便唤来副官打听有关情况。副官告诉他说：“贵州茅台镇烧酒房有数家，但是装酒用的全是大肚、小口、齐肩高的陶制坛子，从未使用过什么酒池之类的器具。再说，如果要在大酒缸里洗脚，一是没有好用的板凳;二是没有那么长的脚杆，要钻到酒坛子里洗澡更是不可能的事。”黄炎培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便写了这首《茅台诗》，刊登在当时的进步报刊上，直接与国民党的宣传唱反调。

“有客”“天寒”这种看似无心实乃有意的浅俗之言，表达了黄炎培对红军的盛赞和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天寒”的不满。不久，著名画家沈叔羊读到了黄炎培的这首《茅台诗》，他在重庆举办画展，就特意画了这幅画，并请黄炎培将这首《茅台诗》题在了画上。令黄炎培没有想到的是，这幅画竟然被毛泽东收藏了。

黄炎培到访延安之初，与毛泽东在窑洞中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的话题时，以“兴亡周期率”相询，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这便是著名的“窑洞对”。人生乐在心相知。毛泽东与黄炎培长期交往，不仅充满政治色彩，也饱含文化韵味。他们都精通中国历史，都是酷爱古典诗词的政治家兼诗人。二人不但是推心置腹的党外好友，也是诗情相通的密切诗友。

关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成都开“中华复兴十讲”讲座时，他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提出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其中，第六讲便是关于“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的演讲。在黄炎培看来，一个国家要想变强大，一方面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牺牲。同年8月2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将“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的论述进一步归结为“自强不息”。

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了多年来心中的疑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中国历史中，“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能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2日，天刚露出鱼肚白，黄炎培清晨五时即起，他思绪澎湃，写下七律一首《自重庆之延安》。诗中写道：“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泪欲潸。”这是一首感念时事的诗，黄炎培模仿并接续范仲淹的诗作，抒发了自己刚刚来到延安的心情以及感受。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很多人不断询问他在延安的情形。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家国大义，都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公布给世人。离开延安后，黄炎培也写了一篇自己的所感所想，在感想中，黄炎培表示自己非常兴奋，因为在毛主席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身上，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看到了中共未来的发展和兴盛。于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很快就于7月24日脱稿，《延安五日记》也完成三分之二。此两稿连同他访问期间所作的诗两首，取名为《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共回答了十个问题;第二部分是访问延安五天的日记。黄炎培在日记里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人和事，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第三部分是黄炎培写的两首诗《自重庆之延安》和《延安去》。诗中说明他们一行是以什么名义去访问延安的：我们是自愿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嘱托;是超然的，不受任何名义的拘束。我们行动只有勇敢和正直，说话只有坦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以一个中国人主人翁的身份。

在黄炎培的笔下，中国共产党人是那样温文尔雅：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

1945年7月，重庆国讯书店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公开出版发行该书，向全国同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朴素的生活作风、延安的社会风貌，在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2024年，在天津中国人寿金融中心艺术鉴赏中心黄炎培曾孙黄之永先生收藏展上，陈列着一把泛黄的黄炎培使用过的折扇扇面。黄之永说，这是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使用过的一把折扇。扇面上有黄炎培用毛笔写下《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两首诗。

1956年9月，黄炎培应邀列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兴奋。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后，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了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的诗歌四首，来祝贺党的八大。第四首曰：“天安国庆连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黄炎培还经常与毛泽东通信，并互赠撰写的诗词。据《黄炎培》一书作者尚丁记载：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对黄炎培是又一次好的教育。会后，黄炎培给毛主席写了信，报告了民建的近况。毛主席立刻回信表彰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信末，毛主席又附笔：“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主席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首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长沙》。

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

(节选自《炎黄春秋》2025年第12期《黄炎培的诗词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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