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关心党史国史工作

王宝山 陈建新

1986年8月15日，王震在芜湖王稼祥铜像揭幕典礼上讲话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震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在推动党史国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心指导党史、军史、革命人物传记及回忆录的编纂和出版

在晚年，王震不顾年事已高，积极领导我军战史的编纂工作，亲自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3部战史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王震与萧克、廖汉生、余秋里、张平化等红二方面军老战友在北京欢聚一堂，共同回忆过去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商讨如何把红二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写出来。王震说：“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有自己光荣的历史，但过去写二方面军历史的文章不多，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如实写出，留给后代，可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几次批示，解决红二方面军战史在编纂和出版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对其他两部战史的编纂工作，王震也非常关心，曾经亲自主持召开编辑委员会，制订编写方案，讨论重点篇章文稿。王震去世前后，这3部战史均得以出版发行。

王震对革命先烈的传记编写工作一直非常关心。有一次，他到广东视察工作，对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及几位记者说：“研究革命前辈、革命先烈的历史，出版他们的文集和史料，撰写他们的传记，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的建议，经党中央批准，成立《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着手编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28年间牺牲的1000位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烈士传记。王震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积极支持编委会的工作。1984年5月，王震接见了编委会成员，就党史研究和革命烈士传的编写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说：“撰写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着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写传，也要照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没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立传的分工问题，王震说：“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由中央来写传;在本省、本县有影响，就由省、县写。现在各省、市、县都要来搞这项工作，这是很必要的。”他再三强调，要发挥革命史料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在谈到立传烈士的人数问题时，王震说：“中国革命残酷，牺牲的烈士不可能都立传，有不少同志牺牲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无名英雄。有些烈士也不一定单独立传，可以在写某个烈士时附带写上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这样既可以不受人数限制，也可避免只(写)一个人的毛病。

当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汇报烈士传编辑组的经费不足时，王震说：“经费不够可以在中组部党费中解决一部分，党费可以做这个事情。”在王震和许多同志的关心支持下，《革命烈士传》全部书稿于1988年完成，自1985—1991年全十卷交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齐。

1991年3月，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这是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以及教育、宣传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负责筹办此事的邓力群和一批专家学者恳请王震出任国史学会名誉会长。王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是新兴学科，是刚刚开发的宝藏。正确总结和吸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任务艰巨，意义十分重大。恭敬不如从命，我愿为研究国史尽一点微薄之力。”

1992年12月8日，国史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王震发来了热情的贺信，信中说：“国史学会要广泛团结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广泛团结热爱祖国、拥护‘一国两制’、赞成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国史学会要承担起吸引、培养一代又一代年轻研究者的庄严职责。”1993年春节前夕，就在去世前一个多月，王震在和邓力群谈话时，还十分关切地询问国史学会和国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谆谆嘱咐：“治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毛泽东检阅南下支队

极力促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的编写与出版

对于陈毅元帅，王震十分尊敬，也曾热情地推动并且参与陈毅传记的编写工作。文学传记《霜重色愈浓——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者铁竹伟在该书代后记中生动地描绘了王震同自己畅谈陈毅革命事迹的情景：

这是1983年12月26日晚上。

……

这一夜，我始终无法安睡。打开录音机，王老款款而谈，从井冈山与陈毅元帅相识，到延安窑洞中好友重逢;从建国之初赴任前的话别，到“文化大革命”中亲携小孙女为陈毅元帅哭灵送行……话语敦厚朴质，感情真挚动人，听着听着，我眼前浮现出王老银白的头发、理疗垫上略显浮肿的双脚。我大滴的泪水涌出眼眶，流入嘴中。我品出泪水包容着丰收的喜悦：王老提供的珍贵史料和细节，帮我向“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元帅又靠近了一步。

……

当我写完《霜重色愈浓——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后，1985年送请王老审阅，王老审阅后欣然为此书作序推荐。

王震深情地在《霜重色愈浓》序言中写道：“在中国革命的多次危急关头和转折时期，陈毅同志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与敌人战斗，这是很不容易的。而在十年内乱中，陈毅同志又一次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忠诚地、英勇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捍卫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大家铭记和学习。”

王震对叶剑英元帅一向敬重。叶剑英病逝以后，王震非常关心《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多次向传记编写组忆述叶剑英的革命事迹。他在为纪实文学《叶剑英在1976》写的序言中，详细回忆了自己与叶剑英的多年交往，激情阐述了叶剑英在漫长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上，在复杂斗争的转折关头，无私无畏的非凡革命胆略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由于王震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得以及早出版。

1982年11月28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王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关于编辑出版任弼时著作、年谱、传记的座谈会。会议建议并经中央批准设立了任弼时文集编辑组，负责任弼时文集、年谱及传记的编纂写作。《任弼时选集》《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分别在1987年9月、1993年12月及1994年4月出版。1984年4月28日，纪念任弼时诞辰8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王震在会上高度评价了任弼时的革命功绩和他的革命思想、品德和作风，号召大家发扬他崇高的革命精神，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1983年9月，王震先后接见了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和《林伯渠传》编写组的同志，希望他们抓紧时间写作，争取在1986年3月林伯渠诞辰100周年前夕将《林伯渠传》出版，他还逐章审阅了全书文稿。该书后记中说：“《林伯渠传》，是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100周年(198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王震、蒋南翔同志领导下，由《林伯渠传》编写组的同志集体撰写，最后由王震同志审定的。”

王震以《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为题，为该书写了序言。他写道：“在林伯渠的一生中，他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党的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此外，王震还先后给中央写报告，建议责成有关部门陆续成立《李富春传》《张闻天传》《王稼祥传》《廖承志传》等编写组，促成了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传记的问世。

亲自带头撰写回忆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

王震在积极鼓励他人撰写革命人物的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同时，自己也带头撰写了大量回忆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

1983年，在毛泽东90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说：“我要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就写1944年毛主席组织我们三五九旅南下前跟我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反映了毛主席当时重大的战略部署。把这一史实留下来，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一定意义。”文章写成后，12月18日，由新华社以《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忆毛泽东同志在组织南下支队前的一次谈话》为题播发。在文章结尾，王震充满深情地写道：“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三五九旅南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回顾这一段历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许多看到这篇文章的同志说：“过去，都知道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艰苦卓绝，曾被誉为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但对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知之甚少。读了王老的文章，对毛主席作为伟大战略家、军事家一面的感受更加直接和深刻了。”

1992年10月，中央文献研究室致函王震，希望他在毛泽东百年诞辰时，写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王震欣然应允，准备写一篇关于1931年和1934年两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回忆文章。但不幸的是，此后不久他就重病不起。在病榻上，他仍念念不忘撰写文章之事，有时还强忍病痛向身边的同志谈到当时的经历，可惜最终未能完成心愿。

王震晚年，还先后撰写过深情缅怀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王稼祥、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的文章。老战友吴德峰、谭家述、徐立清、王赤军、欧阳钦、曹力如、曾山等病逝以后，他也都写了悼念文章，寄托哀思。

重视发挥革命纪念场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晚年的王震，常常不顾年老体弱、工作繁忙，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先辈的斗争事迹，激励青年一代继承党的光荣传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因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都深有感触地评价王震：“胡子叔叔”是个心底清亮的无事不管的老头儿，他从不夸耀自己，但总是十分热心地为别人“做嫁衣”。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王震十分重视发挥革命纪念场馆的引领示范作用。

1986年8月，王震不顾酷暑，亲赴安徽芜湖，出席王稼祥铜像揭幕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王稼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绝不诿过喧功”的高尚品德。王震深情回顾道，王稼祥同志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却从不居功自傲，反而经常主动检讨自身不足;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职务能上能下，处之泰然。王震号召大家学习和继承王稼祥这些宝贵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

对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爱国人士，王震也十分敬重，通过各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事业成就，以教育激励后人。

1982年4月，王震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今年9月1日，是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10周年。……我认为廖仲恺、何香凝的牺牲精神和高风亮节，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堪称一代楷模。我们把这些精神财富整理出来，对教育后代，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大有益处。”报告中还提出召开纪念大会、去南京扫墓、在广州举行纪念馆揭幕、组织编辑文集年谱等建议。党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后，8月29日，王震专程赶往广州，为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剪彩并讲话。

1983年12月6日，在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诞辰90周年之际，王震受中共中央委托赶到西安，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开馆仪式剪彩，并为纪念馆题词：“杨虎城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1983年1月，年近九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撰写的30余万字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完成后，王震欣然为之作序。王震在序言中说：“包尔汉同志为维护祖国统一，争取新疆的繁荣和进步，以及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包尔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改革，拥护屯垦戍边，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疆，竭尽全力，努力工作。我同包尔汉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党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无比珍视和竭诚拥护。”1989年8月27日，包尔汉去世，王震又特意写了纪念他的文章。此外，王震还积极筹划和参加纪念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诞辰90周年的活动。

在纪念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的活动中，王震多次强调，学习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便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但目前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有的地区包括一些革命老区还相当贫困，纪念活动应不事铺张。

贵州省毕节县是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路过的地方。1936年初，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直属机关进驻毕节县城，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同时他还亲自组建了贵州人民抗日救国军。1985年，毕节县委给王震来函，说贵州省有关部门已拨出专款，将对“贵州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按原样修复，请王震题签旧址名称。王震在来函上批示：“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有感各地纪念馆太多，花费太大，群众意见不少，要严格控制建造。”

1936年2月，王震率红六军团解放贵州毕节，图为王震和欢迎红军的少数民族同胞合影

不久，江西省永新县委、县政府来函，请求王震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拨出100万元，将湘赣革命根据地陈列室扩建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王震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永新县的代表抱着很大希望而来，但王震却对他们说：“湘赣根据地是毛主席、朱老总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侧翼和组成部分，在井冈山根据地纪念馆陈列湘赣根据地的内容即可。也可用这笔钱，办一所以任弼时同志的名字命名的中学，在中学中有个湘赣根据地的史料陈列室亦可。”同时，王震在来函上批示：“不要花钱搞馆，办一所中学即可。”1996年7月，任弼时中学第一任校长郭乃光对来访者说：“王老不让扩建根据地纪念馆，把钱用在办教育上，这是革命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老区人民更加怀念、永远铭记王震首长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

1987年1月，王震的三叔王贵龙因病住院。1月10日，王震写信给王贵龙，说：“您老因病住院，我和季青(指王震的夫人王季青)甚为忧念。”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王贵龙为革命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最后写道：“有一件事恕我直言相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做移风易俗的模范。您老能否现在嘱告家里和区乡领导，您身后事开个追悼会，火化即可，也不作墓，以免占用农田和浪费财物，是否建议区乡委、政府出面立个碑，把北盛区每个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党员、老同志的英名刻上为妥。北盛区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同志不计其数，无法一一纪念，用这一形式表达我们的怀念，表彰他们的业绩，以激励后来者的斗志为好。将来，这块石碑上，若能刻上一个共产党员——王震的名字，我也足以欣慰了。”王震在信的最后写道：“我死后，绝不要什么纪念馆，什么家什么家，都不要。只要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足够了。”这封信的内容一经传开，大家都深为王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所感动。

以史鉴今，才能开创未来。今天，重温王震关心支持党史国史工作的故事，对我们更好地学习党史、学好党史，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本文原载《党史纵览》2025年第5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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