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军统改组的保密局分崩离析。作为保密局核心站的北平站是影响和平解放的关键变量。当蒋介石妄图以特务系统钳制傅作义、破坏和平时，站长徐宗尧却在看清国民党腐败本质后，毅然选择起义。这场成建制起义，不仅让北平免遭战火与屠杀，更完整移交了特务据点、武器电台与潜伏名单，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一笔。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前夕，由军统局改头换面的保密局也开始分崩离析：一部分人请长假脱离军统组织，逃之夭夭，跑到港台;还有一部分人看到大势已去，决心脱离国民党阵营，参加各地军队将领的起义。而起义者也分若干种情况：一类是随所在地军政大员起义，如保密局湖南站张严佛;一类是被迫参加，如云南站沈醉，被卢汉拘禁后被迫列名通电，交出了组织人员名单、电台等;也有主动投诚的，如余乐醒、邓葆光，及“十人团”之一的黄雍、郑锡麟等人;还有在唐生明与中共的主动策划下，欲集结交警总队准备起义的周伟龙，不幸事泄被毛人凤杀害;或已宣布起义的如刘人爵等，被保密局特务暗杀。其中，主动联系中共地下组织，成建制起义的，当有北平站徐宗尧。

弓弦胡同里的保密局北平站

按保密局成立时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定编制，外勤站编制为3种，北平、上海、南京等为甲种站，编制160人，历来受到从戴笠到毛人凤的重视。北平站是保密局一级站，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书记、助理书记、司书、情报编审、助编、译电员、人事、总务、会计、交通、学运指导员、工运指导员、情报员等工作人员。还有局电讯处单配的电讯支台，下设组台，与保密局总台直接联系，不受站长领导，由此可见甲级站的庞大。

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之前有特务处和华北区北平站，规模很小)，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后，原马汉三筹备的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组建成北平站，办公地点原在板厂胡同，后搬至东城弓弦胡同，在一个由几个四合院组成的大院里。历任站长皆为资历很老的军统骨干，如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等，设6科、近10个组、站，还有电讯支台、潜伏组、特别站、交通支台等下属单位。这些站、组、台长，为保密起见大多住在胡同里，一般特务并不知道站长住址。国共合作时，军统北平站曾一度撤销，站长马汉三转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

1948年冬，平津战役基本结束。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协定签字。蒋介石在之前为稳定、拉拢傅作义，保华北、北平，想尽了各种办法，特别是利用保密局控制傅作义。傅的副总司令兼警备司令陈继承是资历很老的军统特务，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被戴笠奉为“恩师”，深受蒋介石信任。他实际掌握华北“剿总”，掌握军事、人事、警务、舆论大权，并控制嫡系部队、北平行辕、保警总队、华北“剿总”等。傅作义名义上掌控华北“剿总”60万军队，实际上除了陈继承可以调动，根本调动不了黄埔系部队。傅作义数次与陈继承发生冲突，并向蒋介石告状。为安抚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将中统和保密局控制的社会局局长温崇信、民政局局长马汉三调离。同时密令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副局长郑介民来北平，监视、督促傅作义固守平津，在东单、天坛监督修建机场，以运送兵员和物资。同时布置北平站实施暗杀计划，以威慑奔走和平的爱国人士。

保密局在北平所属公开单位是军队系统的调查统计室，能动用的单位还有保定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北平市警察局、“绥靖总队”等。集团军(战区)、军一级皆有保密局派出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参谋处、师联络参谋，军以下还有谍报、政工人员。秘密单位保密局北平站，负责领导公开单位活动。这是符合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原则。秘密单位如北平站等地址不公开，也多隐藏于北平各胡同内。只有门牌，无任何标识，便于遮人耳目。

1948年春，毛人凤召集二处处长叶翔之及北平、山东、天津、南京特务头目20多人在南京开会，主要目的是巩固华北治安，督促向解放区推进，刺探情报。保密局当时无法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很希望将情报触角深入解放区。徐宗尧等10人受到蒋介石接见，蒋鼓励他们深入解放区，并吸收解放区亲友参加保密局的工作。

徐宗尧

1948年3月15日，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成立，站址设在北平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站设人事、情报、会计、总务4个股，下设冀西组(河北涿县)，并派人潜入涞水县解放区。后又成立冀东组(唐山)，拟推进到遵化解放区及津南组(天津市)、察北组(察哈尔张北县)、平津组(天津市)5个组。特别站活动9个月，仅搜集到几百件不可靠的情报，电台也未进入解放区。解放军发动辽西战役，徐宗尧丧失信心，向毛人凤建议后，不得不撤销特别站。12月14日，即撤销后第二天，毛人凤任命徐宗尧任北平站站长，布置5个潜伏组。督察王蒲臣(戴笠同学，也是毛人凤的表兄弟、同乡、同学)是原站长，除负责监视北平站工作外，还派特务段云鹏炸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目的是威慑北平和谈的进步人士。

华北“剿总”爆破大队长杜长城是北平特别站站长，他在北平近郊布雷，试图阻挡解放北平，并策划准备爆破、毁灭城市。这个机构十分庞大，但都隐蔽在东城的一些胡同里。北平解放前后，保密局系统一片混乱，濒临覆亡被包围，特务们恐怕被瓮中捉鳖。在大势已去、风声鹤唳的形势下，保密局给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新吸收的人员发放两个月薪饷遣散。

1949年1月20日，王蒲臣以督察命令将弓弦胡同北平站1945年起的所有重要档案(包括人事档案)销毁。

怀仁堂和缎库胡同的关键会议

中南海内的怀仁堂，是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办公所在地。

傅作义

1月21日，傅作义决定起义后，召集华北“剿总”机关人员及军长以上将领在怀仁堂召开会议，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方案开出城外听候改编，通知包括保密局公开身份在部队的人员，战区调查室、集团军调查室或情报处、副长官部二处、方面军外事处、军调查室或情报处、师联络参谋、部队各级谍报参谋政工人员，可自由离去。当场有黄埔系将领痛哭流涕，表示不愿参加起义。按傅作义的要求，离去听便，但不得携走部队。因而，保密局在部队的人员随黄埔系将领走了一批，也有的在接受改编后登记领路费回家乡。

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又在怀仁堂召集保密局等公开和秘密身份人员开会，宣布上午10时，和平协定签字，希望保密局各单位停止活动，保证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愿回南京可订机票……会议很短，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慌乱。

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徐宗尧、警察局局长杨清植、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锡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保密局督察室督察王蒲臣等共10余人。

当时，王蒲臣将已拟定的人员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而他早就知道和平协定要签字，但其他人并无心理准备。杨清植问过徐宗尧“有无办法”，看到大势不好，还决定第二天飞南京，并通知公开单位的特务约100人当晚集合，第二天早起一同飞南京。

23日，北平的保密局各公开机构头目基本南逃，北平站下属各单位人员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气氛凄凉紧张。

24日下午1时，聚集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北平支台的保密局人员争论到底何去何从，互相争辩，几乎动武。北平交通支台台长跑到北平支台，大叫：“你们投降共产党了!”支台长阎守仁打电话叫徐宗尧赶来讲话，大意是蒋介石、毛人凤不关心大家安全，至今未派飞机运送人员和电台，如继续等就是死路一条。

大部分报务员，包括交通支台台长全体高呼：“拥护徐先生的说法!”在22日会后，徐宗尧曾问支台台长阎守仁：“你为何接支台台长职?”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他：“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后，徐宗尧才宣布北平站起义，命令所有人员放下武器、交出电台。

隐蔽在胡同里的武器、据点、财物彻底移交

北平站的起义功劳，概括有如下几点：

(一)使北平和平解放未受影响，社会基本安定。

(二)未如其他城市对政治犯进行屠杀。1月20日，北平看守所所长、法官，签请释放100多名政治犯，徐宗尧予以批准，但不批准呈报的枪决三人。北平看守所是归保密局管理的秘密监狱，地址位于今东城炮局胡同，是羁押中共地下人员的初审之处。

(三)交出大批武器、电台、密码本及100多人的人员登记名册。隐蔽在南池子缎库胡同的军统局华北武器补给站，站长由徐宗尧兼任，其任务是向北平市各特务单位补给武器弹药。同时该处为保密局北平支台收报台，发报台位于东单裱褙胡同观象台。

(四)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保密局的调查室少将代主任冯贤年(秘密身份是北平站外勤联络专员)，协助侦破王蒲臣布置的5个潜伏组。

(五)上交军统、保密局在北平历年来购置建立的多处秘密据点和房产，包括属于北平站管辖或直属保密局领导的秘密据点，如王佐胡同、朝阳门内大街的北平电讯工作队办公处、府学胡同的“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部、石驸马大街的“冀中策反组”及设在大茶叶胡同、月牙胡同、铁狮子胡同等多处地点的华北“剿总”技术总队等。

(六)上交活动经费和马汉三贪污的大量珠宝、古玩文物。

保密局北平站的起义，徐宗尧起到了关键作用。徐宗尧是贫农出身，木厂学徒，后参加东北军郭松龄部，前后17年，升到少将旅长、第一战区河北游击司令部少将高参，曾策反白凤翔伪军。白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捉蒋，受伤投日，白已与军统有联系，有两个秘密电台，联系人冯贤年。冯贤年介绍徐参加军统，是以徐曾与军统有过合作相威胁，称如不参加必引来杀身之祸，徐只好参加。可见当时徐宗尧参加军统也并非心甘情愿。

白凤翔后被日伪毒死，冯上报蒋介石，蒋命徐宗尧去重庆予以接见，后戴笠在西安又约见徐宗尧，任命他为军统秘密单位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负责敌后工作计划，后成立后方平津特别组。1945年徐任河北省警察局局长。

戴笠信笺

抗战胜利后，徐宗尧看到国民党内种种腐败现象，令他产生忧虑、气愤与迷茫。他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主要是5个现象使他开始思索：(一)国民党包括军统局的接收大员劫收日伪财产窃为己有，“五子登科”(指票子、条子、车子、房子、婊子)乌烟瘴气。(二)在敌后工作时期已认识到中共在敌后的抗战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却奉行“曲线救国”的方针。(三)东北沦陷，国民党的不抵抗一直铭刻在心。(四)嫡系与杂牌，待遇不一样，造成人心涣散。(五)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更给予极大震动，从此对内战“反共”消极。

徐宗尧在军统有7年的外勤资历，对其内部派系的倾轧和钩心斗角非常了解。毛人凤在此关头请他出任站长，心里是有抵触和不满的，因为这无疑是让他当替死鬼。他开始寻求出路，经多年好友池峰城(西北军将领，三十军军长，参加徐州会战、台儿庄会战，曾痛歼板垣师团，后任保定警备司令，华北“剿总”中将参议)开始联系中共。池峰城与中共有长期联系，他的勤务兵小李即中共所派。军统人员多数飞扬跋扈，徐宗尧却恰恰沉稳，所以池峰城对他有好感，于是介绍城工部刘仁的代表王博生与他建立联系。王告诫徐不要暴露身份，同时发展冯贤年、热察边区特别站站长李英(少将，与徐是东北军老同事)。冯贤年与北方军统人员皆有往来，消息灵通，徐宗尧第一步即让冯密查王蒲臣布置的潜伏组名单。

在弓弦胡同和东板桥胡同上交北平站清册

1949年2月1日，在弓弦胡同4号，徐宗尧见到解放军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冯基平，交出了保密局北平站清册。2月6日，北平市公安局命令徐宗尧在东板桥14号徐的住处成立“军统人员登记处”，至22日已登记100多人。由徐召集后带往西城后马厂胡同10号开会，当日将起义人员送往清河训练大队。

这次登记工作由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讯科长任元具体指导，中间联系人是中共党员李士贵。徐宗尧率领保密局北平站起义，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毫无疑问提前进行了大量缜密工作，其中必然有若干无名英雄作出了艰巨、复杂的指导、配合。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英雄的事迹没有被系统完整地留存。今天，我们仅知道还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郑熙也参与了北平站起义的联系工作。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仁在了解徐宗尧的状况后，派地下党员王甦联系徐，表示只要靠拢党，即便是保密局高级头目，也既往不咎。徐宗尧表示要坚决走向光明，这与中共地下党和北平市公安局的全盘领导，以及早有准备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这在保密局的一些区站起义中是唯一一例。

保密局北平站起义，徐宗尧的管辖范围只是他所领导的保密局北平站特务。其他如中统等特务机构并不能干预。故此，当时第二区、第四区公安分局据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北平市国民党特务分子登记实施办法》，设立特务分子登记处，开始对特务予以登记。至1949年年底，第二分局登记特务、党团骨干(国民党党团由中统控制)275人，第四分局登记652人，对前来登记人员实行控制、教育、改造和利用，对不肯登记继续搞破坏的特务则予以坚决镇压。需要指出的是，徐宗尧北平站起义对其他特务系统的人员无疑起到了较大的影响。2月15日，北平市公安局逮捕国民党中将张荫梧，破获他所组织的“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暴动阴谋，于四存中学据点起获电台、各类武器弹药。21日，第二区分局侦破“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潜伏案”(二厅是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捕获特务4人。

北平站起义人员的结局不一，起义的100多人并非全部自愿参加劳动和学习改造。在当时混乱情况下，和平解放以后，各种人的心理开始产生变化，进入改造学校后，表现并不相同。如徐宗尧是认真学习，真心向善，毫无保留，后被安排适当工作，从1962年起任北京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而有的本身投诚就是有条件的，如潜伏组韩北辰，2月3日向北平市公安局交出电台、密码本前，谈条件要职务，受到徐宗尧斥责后不得已才交出。再如冯贤年，最早受徐策动，积极参加起义，对侦破潜伏组贡献很大(军统无横的关系，如无冯贤年则很难获取潜伏名单)。他是老资格，上下皆熟，人脉很广，在清河训练大队劳动改造时，听闻朝鲜战争爆发，却动摇起来，后悔起义。因他在华北地区特务系统中关系多，社会关系也广，开始阴谋串联改造中的旧部下暴动，计划劫夺看守警卫的武器，冲出去上太行山打游击。他的行径很快被侦破，于1951年被镇压。这虽然很令人惋惜，同时也说明保密局人员的改造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原题：《保密局北平站整建制起义始末》)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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