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良

01

一件大衣的温度

黄华穿过的滩羊皮大衣

这件皮大衣是朱总司令送给黄华的，用很珍贵的滩羊皮做成。滩羊皮是宁夏“五宝”之“白宝”。它底绒少，绒根清晰、不粘连，具有波浪形花弯，俗称“九道弯”;毛长，柔软、灵活、光润;毛色多为纯白色。大衣的面子是灰色棉布做的，1949年后曾换过。我的父亲何思敬曾用过一两次，后来母亲王艾英交由我保存至今。

滩羊皮大衣是晋绥军区首长托人专门特制的。1946年秋，晋绥军区的同志送给朱总司令两件，当时黄华是他的政治秘书，朱总司令即分了一件给他。黄华曾披用过几次。1947年3月，黄华随中央工作委员会撤离延安去晋察冀根据地时，路上随身携带。4月24日，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一行行至五台县境内快到松岩口村时，来到清水河旁，河上有座小小的木桥。走到桥上，不知为什么，刘澜涛(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骑的马突然停止不前并向后退，致使紧随其后的少奇同志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亏桥低水浅，人马都没伤着，只是衣服都湿了，黄华马上拿出朱总司令送他的滩羊皮大衣给少奇同志穿上，然后继续前行。

我记得黄华是在1939年返回延安的，参与了延安青年干部学校的筹备工作。1940年5月，朱总司令从前线回到延安。他曾在国外多年，德语很好，当时我党已经有了一些对外交流的活动，需要配一名懂外语的秘书。黄华是1936年的老党员，德语、英语都很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朱总司令就看上了他，1941年7月将他从青年干部学校调到自己身边，任政治秘书。

02

从延安到西柏坡

延安时期，王家坪是中共中央军委总部驻地。我们和朱总司令住的是同一个山包包挖的窑洞。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住在有五个窑洞的院子里，朝南的三个是他们的书房、会客室和卧室;我们和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潘开文住在西侧的窑洞里。大家关系处得非常好，其乐融融。

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3月9日，我们随外事组成员离开延安。全队约40人，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担任副队长。3月19日，我们的队伍渡过黄河，来到晋西北军区总部兴县。4月中旬，黄华便接到命令，由他担任朱总司令的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军区。于是我们告别了联防司令部司令贺龙和外事组的同志，马上起程。

我们这一行人由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率领，成员有康克清大姐、徐冰(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的秘书)、张晓梅(徐冰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黄华、米里尼科夫(苏联内科医生)、朱总司令的卫士长齐明臣和我(担任米里尼科夫的翻译)。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其他同志也配有驮着内装被子衣物的马褡子的牲口。我们有时骑马，有时步行。

1944年6月，黄华接待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团，左三为黄华，左四为马海德

我们沿着山西北部山区向东行进，走过吕梁山、五台山、太行山，经过岢岚、五寨、宁武、崞县、五台，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前后共走了20天。

在我们去河北的途中，米里尼科夫调回地处三交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我自然也就不用当翻译了。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会后他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交给我来誊清。

到达城南庄以后，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先后和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等同志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少奇同志就来到建屏县(后改为平山县)的西柏坡村。6月间，黄华作为朱总司令的秘书，随同他前往冀中军分区解放战争前线去视察备战情况。朱总司令先后到河间、白洋淀等地，同军分区的孙毅等同志策划和组织保定以北的战役和青县、沧县战役。

7月上旬，我们随同朱总司令来到西柏坡。刚到西柏坡时，由于住房紧张，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住一个院里，我们和朱总司令住在一起。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到达西柏坡后，我们便搬到了东柏坡的一个老乡家里去住。

后来，米里尼科夫又跟着后委的叶剑英同志回到西柏坡，我继续为他当翻译，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有一件事记忆非常深刻：当时任弼时得了很严重的糖尿病，于是中央派我到石家庄采购胰岛素，去时让我带了100万边币，那时我根本没见过这么多钱。到了石家庄，我发现这种药特别贵，没买就返了回来，因此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说不管多贵的药都得买，钱不能省着，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从中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跟随中共中央宣传部坐着敞篷卡车离开西柏坡，在石家庄住了一夜，后来到达香山。

03

朱总司令和康大姐为我们做媒

我和黄华走到一起，还得归功于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可以说是他们撮合我们在一起的。

1939年冬，我随母亲从香港到达延安。我首先到边区师范学校学习，不久转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我只读了几个月，抗大三分校就搬迁了，俄文大队也随之解散。不久，我又转到中央军委底下的俄文学校。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培养一批俄文干部，以备苏联向日本宣战时当翻译。我在俄文学校4年，但实际上学习时间并不长，中间两年主要搞整风和审干。

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学习时，我和朱总司令的姨侄女贺高洁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到朱总司令的院子找她玩，这样就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熟悉了，同时认识了黄华。刚开始，我对黄华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大学生，懂英文，还在学法文，是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

俄文学校距离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我们俄文学校学员总去听，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大姐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还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而我们家恰恰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母听说康克清大姐向我介绍黄华一事后，通过多方了解，认为黄华上过大学，知识层次比较高，懂外语，党性强，也比较满意。

1944年11月，黄华、何理良夫妇合影

当时，黄华很用心待我，也很关心我，知道我正在学习俄文文法，就托人在外地买了一本延安买不到的文法书送给我。我比较喜欢吃甜食，他就请我吃枣子。就这样，我们慢慢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秋，我们决定结婚。当时，胡耀邦同志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批准了我和黄华的结婚报告。办喜事那天，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特地从南泥湾带来鸡、猪肉和大米等，弄了一桌美味佳肴;朱总司令和康大姐为我们祝福，还出面邀请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俄文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了王家坪的桃园，请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就这样，我们俩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从此风雨同舟66年。

04

朱总司令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

朱总司令不论从功绩还是为人，都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同志曾说他“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我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长征路上，朱总司令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中央，态度非常坚决。他坚守自己的底线，经过艰苦努力，硬是将红四方面军拉到保安，避免了四万红军被国民党消灭的危险。

朱总司令每天批阅文电、出席会议和各种活动，有空时到他开垦的小菜园去浇水除虫，还用自己每月五元边币的津贴买鸡苗和小猪崽儿，送给饲养班。

1949年夏天 , 朱德与康克清在北京香山

朱总司令非常平易近人。他喜欢打扑克，前方同志就给他买了一副塑料扑克。一年中秋节，晚饭后，朱总司令正在院子里的石头桌旁打扑克，司务长送来一块月饼，朱总司令让警卫员把它切成八块。这样，连打扑克的牌友带观战的“军师”们都能分享到一小块甜甜的月饼。大家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朱总司令很爱护下属，但他非常注重纪律。他曾说过，德国人很守纪律，路边的果子熟了也不摘，只等主人摘，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康克清大姐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有一次，康大姐和我们正在吃饭，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靠在门口，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们，希望我们能给她一点剩饭。警卫员要她走开，她不走。原来她是被斗地主家的孩子，家里的大人跑光了，没有饭吃了，所以来要饭。康克清大姐是农民的女儿，是从井冈山和长征时期过来的老革命，她认为小孩子没有罪，不应该因为成分而挨饿，当时就给了她米饭和菜。

本文选自《纵横》2018年第9期，何理良口述，王彦红采访整理，文字有删改。采访整理者系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馆员，图片由采访整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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