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而让世界为之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长征的队伍中，除了中国本土的红军官兵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参与其中，他们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活跃在战斗一线，与他们的中国战友一起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还有在长征途中为红军做过有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更有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洋顾问”李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红军被迫长征，李德要负很大的责任。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国共产党。他本是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遣，来上海营救当时苏联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的。因其有战斗经验，加上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所以很得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推崇。1933年9月，李德以军事顾问的身份进入中央苏区。

李德

此时，苏区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巨大压力。之前领导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已被剥夺指挥权，处于领导地位的博古没有军事斗争经验，李德到来后，他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将军事问题全盘托付给李德。“顾问”事实上成了红军的总指挥。与之前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不同，李德主张与敌人硬扛。他的口号是“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在敌我兵力、武器均存在巨大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作战连连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最后被迫长征。这种错误指挥一直延续到湘江战役后。遵义会议上，李德被解除了职务。

李德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主观上是想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以在紧要关头，他还是体现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和立场。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此时已经赋闲的李德判断，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就要来临。后来，张国焘果然企图分裂红军。一日凌晨，红军大学的师生们集合起来准备北上，被赶来的教育长李特阻止，他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求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为防止李特激化矛盾，反复向其强调，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当时在场的彭德怀后来赞扬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李德曾接受过斯诺的采访。他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行得通，中国同志比他们更了解在中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因此，他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教员时，常常引用毛泽东等人打胜仗的战例。1939年8月，李德返回莫斯科述职。晚年，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书中虽对当年的一些事实进行了歪曲，但对长征是肯定的。他认为，长征是中国红军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神炮手”武亭

武亭，原名金武亭，朝鲜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后，为寻求民族解放，18岁的武亭来到中国从事反日斗争。1924年，他进入北方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最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中任职。

武亭

1930年7月，彭德怀率军攻打湖南岳阳，武亭也参加了此次战斗。据《彭德怀自述》记载：“我们隐蔽地架好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他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现在可以找到的关于武亭在红军中作战经历的最早记载。

红军长征时，武亭担任中革军委直属炮兵营营长。作为红军部队中为数不多的重火力，炮兵营成为各支部队的“救火队”。在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娄山关和腊子口等战斗中，武亭率领炮兵有力地阻击了敌军，完成了掩护和支援作战的任务。

武亭不仅火炮技术高超，对党也相当忠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收缴了军委和各军团联系的密码本，启用新密码，以推行自己的南下计划。紧急关头，彭德怀派武亭率警卫班，带上电台和密码本连夜送往先头部队红一军团。武亭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终于将密码本交到了林彪和聂荣臻手上。聂荣臻后来多次说：要不是武亭同志及时送来密码，我们根本无法和中央及三军团联系，更不知道听谁的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亭受命组建炮兵团。他亲自抓炮手的技术训练。炮兵团组建不久，就配合一一五师在汾离公路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赫赫战果。关家垴战斗中，武亭亲自指挥，协助炮手摧毁了百米内敌人的机枪阵地，配合特务团打垮了冈崎大队的反扑，保护了彭德怀的前沿指挥所。彭德怀曾说：我之所以敢把总部指挥所设在距敌军这么近的地方，就是仗着武亭同志运用自如、百发百中的炮术。

在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心尽力的同时，武亭也没忘记朝鲜的独立斗争。1942年，他将散居在华北的朝鲜义勇队整合起来，组建朝鲜义勇军，自任司令，并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朝鲜义勇军成为朝鲜华北抗日活动的一面旗帜。朝鲜战争爆发后，武亭率军参战，因种种原因，后来被革掉职务，晚年生活很是落魄，1952年10月病逝。

毕士悌，原名金勋，也是参加红军长征的朝鲜人。他的事迹在《炎黄春秋》2023年第9期《血洒中国大地的朝鲜籍红军高级将领》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宣传员”洪水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越南人。1925年，应时任共产国际专家鲍罗廷秘书胡志明邀请，到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他听到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把共产党和红军称为“洪水猛兽”，为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势不两立，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洪水”。

洪水

1932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后，洪水担任红军学校的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创办了红军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不久又与毕士悌一起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因博古等人对剧社章程的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开除党籍。带着这样的帽子，洪水踏上了长征路。

为保护洪水，朱德、刘伯承将其编入红军干部团直属队。洪水也没有受不公待遇的影响，途中将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遵义会议期间，他在街头演说，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教唱红军新歌，极大地振奋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中央纵队党委为此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并恢复了他的党籍。后来他因公开批评张国焘的南下错误主张，再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还被列入“捕杀计划”。1935年底，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只身一人靠讨饭、给人放牧，一路北上，到达陕北时，骨瘦如柴、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在延安，中共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给他的罪名，再次宣布恢复他的党籍。

1945年，洪水回国参加抗法斗争，194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当时越南的最高军衔。之后，他再次来到中国，并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成为少有的“两国将军”。

“传教士”薄复礼

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瑞士人。1922年，他受教会派遣，前往中国传教。

1934年10月，正在贵州镇远一带传教的薄复礼与萧克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红六军团相遇。据他后来回忆：那天，他们参加了一次传教士聚会活动后，归来时决定沿小路前行，他和妻子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小山包，还没等下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持枪者，拦住了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的艰苦行程……”

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不好，就把他们当间谍给抓了起来。红六军团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告诉他们，红军的行动需要保密，你们暂时不能离开红军。转机的出现是因为一张地图。当时红军在黄平的一所教堂缴获了一张法文版地图，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但当时部队里没有懂法文的人，这时人们想到了薄复礼。昏暗的烛光下，薄复礼把地图上的重要山脉、村镇、河流等用中文一一标记出来。多年后，萧克将军对此事仍念念不忘：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全是靠这张地图。

一同行军的日子里，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作风，给薄复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军虽然自己生活困难，但还是尽量照顾薄复礼。他得了疟疾，红军送来当时稀缺的药品;为了不让他掉队，让他骑马;晚上宿营，看守人员为他生火取暖……薄复礼深受感动，通过教会途径，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在昆明附近，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军团领导决定让薄复礼离开部队。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他饯行。临行前，萧克还为他备了一匹马，并发给他足够的路费。

几个月后，薄复礼将这段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由伦敦一家公司出版发行。这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的，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3年第10期)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