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如虹：革命者的宣战书

朱旭东

姓名本是个体的身份标识，姓氏承载着血缘宗族的传承，名与字区分着行辈与性别，别号、化名则往往寄寓着本人的志向与际遇。在风雷激荡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数革命者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出入于刀光剑影之中，他们或为明志，或为隐蔽身份开展斗争，或为控诉反动统治暴行，常以化名投身革命洪流。这些化名不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革命者勇往直前的宣战书，是刻入信仰的座右铭，更是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不朽芳名。

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后，修水作为湘鄂赣边最早发起工农暴动的县域之一，“红白”拉锯的斗争态势异常尖锐。为适应秘密斗争需要，湘鄂赣边修水县各级党组织早在1928年苏区创建初期，便将代号与化名作为必须遵守的斗争纪律：支部名称以代号掩护，如黄荆坑一支部代号“赵公明”、靖林二支部代号“钱万显”、台庄三支部代号“吴支裕”、东港四支部代号“孙重义”;县、区委及基层支部负责人普遍使用化名开展工作，如县委负责人甘特吾化名“张武”、樊策安化名“黄仁”，五区区委书记平应奎化名“朱直”，三区五乡支部书记化名“祝之平”……即便后续部分地区革命转入公开阶段，不少同志仍沿用化名，将这一战斗印记贯穿革命生涯始终。

一、以名明志：信仰的郑重宣言

不少革命者的化名，本身就是一份直抒胸臆的信仰告白，是他们向旧世界发出的第一声挑战。

陈秋光：“留泥”为诺，扎根工农守初心

陈秋光(1905—1934)，字若候，出生于修水县东港乡靖林村，是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修水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很早就把“永远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作为毕生追求。1922年秋，他考入南昌法政学校，因目睹校董勾结官僚坑害百姓，愤然在校门上写下“冬风主事”四个大字，讽刺校方“冷酷无情，陷人民于啼饥号寒”，随即愤而退学。1923年，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陈秋光考入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在校期间逐步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思想深受启发，于1926年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秋光烈士遗照

1927年2月，陈秋光经党组织选送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系统掌握了农民革命运动理论，更坚定了“为穷苦农民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信念，决心终生与工农“泥腿子”同呼吸共命运，特意为自己取化名“留泥”，寓意自己永远是普通工农的一员，要扎根泥土和群众打成一片。

从农讲所结业后，陈秋光返回修水领导农运，此后历任中共修水临时县委组织部部长、红五军第一大队党代表、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湘北特委书记等职，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以“留泥”署名撰写的文章通俗直白，贴合群众诉求;以“留泥”之名发表的演说总是深入浅出，说到工农心坎里，这个化名也成了赣西北修水、湘北苏区群众最熟悉的“自己人”的符号。

陈秋光在武昌农讲所学习时使用过的篾箱

1934年1月25日，陈秋光随湘鄂赣省级机关从万载向铜鼓幽居转移时，在铜鼓县石鼓山铁树坳遭敌军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9岁，把“留泥”的誓言永远镌刻在了他深爱的苏区土地上。

徐光华：“光华”为誓，矢志救亡复中华

徐光华(1892—1929)，字最春，号心斋，原名徐盈诵，曾用名黄正，出生于修水县渣津镇东堰村一个木匠家庭。1923年，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丁健亚假期返乡时，常以徐家为据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徐光华因此接触到革命思想，看到了救亡图存的曙光，遂改名“光华”，立志以“光复中华”为己任投身革命。他是中共修水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修水县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等职，毕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9年5月徐光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32年5月，为表彰他的革命功绩，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将他的家乡渣津(第四区)更名为“光华区”。

吴天骥：“天骥”为名，甘为革命“马前卒”

吴天骥(1903—1933)，原名余垂成，出生于修水县全丰镇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受丁健亚传播的新思想影响，他在校发起成立“西平学生联合会”，宣传反帝反封建道理;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后，又受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影响，如饥似渴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认定“中国革命必走苏俄之路”。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后，他表示愿做党一辈子的革命“马前卒”，遂改名“吴天骥”，寓意如天马奔腾于广阔天地，彻底投身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此后他以“吴天骥”之名历任修水县暴动委员会主任、修水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肃反委员会主任等职。吴天骥不仅是红十六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而且是湘鄂赣苏区一位威震敌胆的指挥员。1933年10月，被诬陷为“托陈取消派”不幸被错杀，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平反昭雪。

朱志鹄：“志鹄”为向，心存鸿鹄赴革命

朱志鹄(1905—1933)，原名朱霆生，出生于修水县水源乡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彰显“志在鸿鹄”的革命抱负，他改名“朱志鹄”。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在仁乡一带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2月，经中共修水党组织选送，他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此后历任修水县地方政治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修铜宜奉边工委筹委会主任等职，是修水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导人、苏区教育事业开拓者之一。1933年11月，他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樊益升：“济穷”为号，誓救劳苦出深渊

樊益升(1906—1935)，出生于修水县大桥镇一个农民家庭，曾任中共修水县第七区区委书记、红十六军师部文书、经邦区委书记等职，1934年秋任中共修通县委书记。他化名“余济穷”，直白昭示了自己的革命追求：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为穷人谋解放。1935年5月，樊益升率领游击队在湖北省崇阳县大沙坪与敌作战时英勇牺牲。

郑波平：“宗石”为喻，信仰如磐不动摇

郑波平(?—1934)，出生年月待考，修水县东港乡人，曾任中共修水县委秘书、修水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修水第一列宁高级小学校长等职。因笃信马克思主义、革命信念坚如磐石，他化名“马宗石”，取“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意志如磐石般坚定”之意，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1934年7月，他率领游击队反击进犯台庄苏区的敌人时，壮烈牺牲。

二、以名护身：秘密斗争的隐形盾牌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化名是革命者隐蔽身份、摆脱敌人追捕的重要屏障，帮助无数革命战士在险境中周旋，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于暗夜里坚持开展斗争。

丁健亚：易名潜行，孤守暗线阵地

丁健亚(1900—1929)，原名丁潜，又名丁来泉，别号肖溟、笑明，修水县路口乡人，是江西早期党、团组织与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他18岁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不久结识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鄱阳湖社”创办者、江西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袁玉冰等人，成为研究会骨干成员，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与袁玉冰、胡越一等一同被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江西首批留苏的党员干部。从苏联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南昌(江西)团地委书记、中共南昌特支代理书记、九江团地委书记等职，是江西大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者之一。

1926年10月，时任九江团地委书记的丁健亚，与党组织派往九江协助工作的江西海员工会主席冯任共同策划炸毁北洋军阀运载军械的“江永”轮，有力打击了北洋军阀的运输补给线，为北伐军攻克九江扫清了重要障碍，也标志着九江国民革命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江西党团联席会议决定，丁健亚以省农民特派员身份回到修水组织农民运动，参与领导了“二打曹家”“杨祠暴动”等农运斗争，推动修水农民运动快速发展。当时国民党修水地方当局悬赏重金缉拿“丁健亚”，但这个名字是他在省立师范求学时为参加进步活动改用的化名，当地群众只知晓他“丁来泉”“丁笑明”的原名与别号，加之他始终秘密开展工作，因此多次避开敌人的搜捕，化险为夷，为修水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1929年9月，丁健亚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甘卓吾(左)、甘特吾(右)烈士遗照

甘卓吾、甘特吾：化名守责，双烈书记以命践诺

甘卓吾、甘特吾是两位铁骨铮铮的“兄弟县委书记”，出生于修水县马坳镇峡口村一个书香门第。二人先后投身革命，都以化名为盾在隐蔽战线坚持斗争。

兄长甘卓吾(1897—1940)，字思明，又名甘礼视、甘近仁，化名“章文”。土地革命时期，他历任修水苏区第六区(马坳区)军事部长、县苏维埃消费合作社主任、县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为苏区武装建设、物资保障和金融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全面抗战时期，他先后任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统战部部长、修水中心县委书记、湘鄂赣特委委员，常以风水先生身份为掩护，化名“章文”秘密开展活动，领导修水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牵头建立全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5月，他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暗害。

甘卓吾烈士证明书

弟弟甘特吾(1899—1934)，是中共修水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修水临时县委书记、修水县委书记、赣北特委(后改为赣北分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职。在湘鄂赣苏区开展工作期间，他曾以“张武”“治武”等为化名，周旋于敌占区，多次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还曾在给妻子的家书中立下誓言：“不畏敌人凶，怕死不革命，献出全家血，换取全国红。”1934年9月，甘特吾不幸被捕，慷慨就义。

张仕昌、张伯琴：埋名假死，叔侄并肩隐蔽冲锋

张仕昌(1902—1931)、张伯琴(1906—1933)是房下叔侄，同为修水县渣津镇石门村碗厂人。二人年龄相近，一同在武汉读书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毕业回乡后立即投入工农运动。1927年，他们策动县警队集体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红五军进驻修水时，他俩与共产党员陈秋光等人作为内应配合红军攻克县城，因此成了国民党当局的重点搜捕对象。国民党重兵进驻修水后，反动民团多次到石门追查两人下落，张家不得已谎称二人已死，甚至请来道士做道场才搪塞过去。实际上两人早已改名换姓：张仕昌化名“冯亚飞”，张伯琴化名“王路”，隐姓埋名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王路后任红五军某大队长，1933年牺牲于靖林三溪坳战场;冯亚飞任红十六军第八师四团政委，1931年4月被“恋爱研究社”一案株连错杀，新中国成立后，二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樊策安开展革命宣传演说地——仁义学校

樊策安：化名“黄仁”，掀起苏区革命浪潮

樊策安(1901—1935)，号明治，又名樊庆隆，出生于修水县大桥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是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1923年他考入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在校期间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到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是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修水县委书记兼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以“黄仁”为化名隐蔽身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他先后组织领导修水“三一八”武装大示威、“红色五月”大暴动，带领群众建立了7个区、63个乡苏维埃政权，为修水苏区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场苏区建设高潮在当地史称“庚午年大红”。1935年5月，樊策安不幸被捕，慷慨就义。他生前留下的“站在工作立场来说话大胆说话，检视过去错误而斗争加紧斗争”的对联，至今仍映照出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吴海贤：化名“伍子金”，勇担阻敌重任

吴海贤(1894—1934)，又名吴凯旋，出生于修水县大桥镇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朱溪农会会长，1928年带领千余名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参加红五军攻打修水县城的战斗。他化名“伍子金”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湘鄂赣边苏区流传着“伍子金，好大胆，三根破枪就造反”的民谣，敌人对这个名字恨之入骨，却始终不知道“伍子金”就是吴海贤。他曾任修水县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六军第七师一团政委、修水独立团政委等职。1934年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件”后，已转任中共路口区委书记的吴海贤毅然动员红军老兵归队，率部在武宁杨柳尖一带断后阻击敌军，全力掩护湘鄂赣省委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最终壮烈牺牲。

吴春满：化名“杨克勤”，游击战场显威名

吴春满(?—1936)，出生年月待考，修水县大桥镇人，是修水苏区著名的游击指挥员。曾任修水县游击第一大队队长、修水县苏维埃赤卫委员会主席、修水独立团政委、平修铜县游击队队长等职。他常以化名“杨克勤”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斗争，作战勇猛，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多次悬赏缉拿“杨克勤”，却始终摸不清他的真实身份。1936年6月，吴春满在对敌作战中壮烈牺牲。

三、以名聚力：唤醒群众的战斗号角

不少革命者将革命纲领与斗争目标融入化名，每一次使用化名，都是一次面向群众的宣传动员，让党的主张跟着这些鲜活的名字传遍苏区的山山水水，把散落在各地的群众拧成了一股斗争的合力。

曹碧荔：化名传信念，唤醒妇女齐革命

曹碧荔(1896—1931)，修水县全丰镇人，修水早期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化名“曹醒”“甘赤平”，两个名字分别寄寓着她的革命追求：“曹醒”取“觉醒奋起”之意，寄寓启迪民众、挣脱封建压迫的志向;“甘赤平”意为“甘愿为红色平等事业奋斗”，彰显着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

曹碧荔烈士遗照

曹碧荔出身于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七人多数投身革命。她自幼受家庭进步思想熏陶，虽嫁入殷实人家，却始终不满封建礼教束缚，毅然劝说丈夫纳妾后，离家走上革命道路。她找到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的胞兄曹静华(烈士)取得联系，加入南昌青年会参加进步活动，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曹碧荔致学妹的一封信

1929年，她以“曹醒”为化名给表妹曹木花(烈士)写信，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激励青年：“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敌人怎样包围，都要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壮志，从密密的网罗中冲锋出去。莫被环境支配，莫被敌人威逼……我并相信现在束缚的摧残，就是将来解放时代的背景。”曹木花正是在她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后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牺牲。

同期，她还面向受压迫最深的妇女群体公开呼吁：“我们女子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平等，剪发放脚、读书识字，壮大妇女力量，增长妇女知识，赶快起来革命，创造新社会同享幸福!”这些话通过书信、口耳相传在修水青年和妇女中广为流传，成了当时最有力的革命动员口号。

曹碧荔致妇女们的一封信

同年，她以“甘赤平”为化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到修水工作，历任修水县苏维埃执委、湘鄂赣妇联代表、修水县第一届妇女协会主任，其间还曾调入红十六军，在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把革命主张传递到前线官兵和驻地群众中。1931年4月，曹碧荔遭人诬陷，被卷入修水苏区“恋爱研究社”冤案，不幸错杀。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为她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铁猛：化名明初心，凝聚苏区共拓业

王铁猛(1900—1930)，字季升，出生于修水县水源乡王家大屋一个小康之家，是修水县苏维埃政权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受五四运动新思潮洗礼，他不愿困守田园，立志做为民排忧的“铁汉猛士”。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黄埔军校，为表达“扫除北洋军阀，做王师劲旅坚强战士”的决心，改名“王师劲”，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他历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宣传队支队长，在一线开展革命宣传。

王铁猛烈士遗照和他使用的黄埔军校笔记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很快波及北伐军，已暴露身份的王铁猛被党组织派回修水工作。他很快就与修水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在仁乡一带秘密发动农民运动。1928年9月，在红五军黄公略部的支持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重建，王铁猛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隐蔽身份、同时向群众传递革命必胜信念，他化名“汪必达”，取“革命事业必定发达”之意。

当时，县苏维埃政府的成员都不约而同使用了有革命寓意的化名开展工作：裁判兼肃反委员朱再尧化名“平权”，意为追求人人平等;宣传委员陈秋光化名“留泥”，寓意扎根工农群众;秘书长樊惠吉化名“樊废级”“刘平”，直指推翻阶级压迫、实现天下太平;肃反队长卢贵才化名“胡彪”，取“猛虎冲锋在前”之意。这些朗朗上口、直白有力的化名，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活名片”，群众一听就懂，一传就开，很快就打消了顾虑，积极参与到苏区建设中来。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也成为湘鄂赣边继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早期政权建设的重要成果。

第一届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驻地——圣峰山新寺(水月院)

1929年夏，国民党军对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省会剿”，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7月间，王铁猛奉命前往洪湖地区寻找党的组织，临行前再次化名“余永丹”，以表“红心向党、永不叛党”之志。他辗转多地风餐露宿，不幸罹患急性肠胃炎，于1930年1月病逝，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以上记录的，只是修水革命先辈化名群像中的冰山一角：还有无数革命者的化名，或因秘密斗争的档案散佚无从考证，或随烈士的牺牲永远尘封在历史深处;更有不少无名烈士甚至没留下真实姓名，仅以代号或化名的形式，存留在老同志的口述回忆与苏区群众的口耳相传中。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些化名如同划破暗夜的星火，挺立在革命浪潮的风口浪尖，见证着革命者不惧牺牲的斗争历程。如今，这些名字早已超越了符号本身的意义，它们镌刻在修水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熔铸进苏区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成为永远闪耀在赣西北大地上的红色坐标，指引着后人不忘来路、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