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从军队调到外交部，在外交战线奋斗了44个春秋。

作为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我亲眼看见了我国外交事业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创建、发展的全过程，亲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和实践。现仅就出任驻外使节的片段回忆记述如下。

开始外交生涯

1949年11月，我接到中央调令，让我速到外交部报到。当时，我在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接到调令后，我和夫人许寒冰同志带领一个警卫排立即动身，于12月赶抵北京。

我到外交部报到后得知，是周总理亲自“点将”调我入部，原拟让我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但是中英建交谈判因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我等了半年多，仍无结果。周总理遂报请毛主席批准，决定让我改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衔使团长(后改称“大使”)。

我自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起，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军、军团及军委各级卫生部长，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领导合影，陈毅(右五)、粟裕(右三)、姬鹏飞(右二)。 图源：网络

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苏中军区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驰骋疆场近20年。新中国刚诞生，我就转到外交战线上来。从此，我结束了戎马岁月，开始外交生涯。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新中国外交队伍是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培育起来的。根据毛主席“另起炉灶”的思想，当时新组建的外交队伍以军队干部为骨干，要求军队干部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及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

周总理形象地比喻，新中国外交队伍好比是一支“文装解放军”。我记得，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是军队兵团级干部。我们这些同志，都是第一次从事外交工作，既不懂外语，更缺乏外交业务知识，但是我们都经过战火的洗礼、立场坚定、纪律严明。

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在外交部参加了外交业务知识培训班。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对我们说：“你们脱了军装，穿上了便衣。外交工作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要好好干、耐心干。你们都是将军，虽然不懂外语，但是派你们出去，我们很放心，因为你们跑不了。”

周总理给我们作报告，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解答了我们心中的许多问题。周总理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中央相信，无论把你们派到哪个国家去，你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的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重视调查研究。”总理勉励我们当好国家代表和友谊的使者。

在我离京赴任前，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我一个多小时。总理说：“吉洛将军(革命战争年代人们对我的称呼)，闻名遐迩。现在名字改过来了，很好。你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要多做友好工作，还要利用东德的有利条件，重视对西欧国家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国际形势。使馆内部要团结，还应该把德语学好。”

总理问我：“请战前在德国待过的人介绍情况没有?了解情况没有?”

总理最后亲切地对我说：“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工作，困难一定很多，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40余年过去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教诲，至今仍深深铭记在我的心中。

出使民主德国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当选总统，副主席奥托·格罗提渥任总理。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同民主德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威廉·皮克 图源：网络

民主德国成立当天，毛主席即致电威廉·皮克总统表示祝贺和承认，并指出：“人民的德国和人民的中国，同处在反对帝国主义伟大斗争的最前线，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毛主席这句话在民主德国人民群众中成为表示两国友谊的中心口号。民主德国热情支持和祝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认为这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对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沉重打击。

10月25日，周恩来外长致电窦丁格外长，表示中国决定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外交代表。窦丁格外长于10月27日复电同意。中国和民主德国遂于1949年10月27日正式建交。

1950年6月，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外交使团团长约翰·柯尼希到任。同年9月，我国政府公布了毛主席任命我为我国首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的决定。

10月3日，我和夫人许寒冰、参赞王雨田、景林以及李遇安、齐怀远、宋之光、许文益等一行12人乘伊尔-14小飞机离京，经苏联赴任，6日到达莫斯科，然后乘火车去柏林，于11日抵达柏林，受到民德方面盛情欢迎。

民德副总理努士克，内政、工农及商供部部长，财贸部秘书长，外交部政治、交际、新闻司司长，工厂、邮局、青年团代表和华侨代表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驻民德使节到车站欢迎。

车站悬挂着中国、民德两国国旗和毛主席、皮克总统的画像。欢迎群众热情洋溢，上前献花，欢迎口号不绝于耳。欢迎仪式结束后，努士克副总理亲自送我上汽车。车上悬挂我国国旗，指挥车在前面开道，两边由摩托车护卫。

政治司和交际司两位司长陪同我至民德政府招待所下榻。到达寓所后，一眼就看到室内陈列的窦丁格外长等赠送的花篮。

当天，民德报纸报道了我到任的消息并刊登照片。稍事休息后，我让王雨田参赞立即前往拜会民德外交部交际司司长图恩，商谈我拜会外长及呈递国书事宜。

第二天(12日)上午10时，我拜访外长窦丁格。12时30分，交际司司长图恩乘总统座车来接我去呈递国书。指挥车在前，警卫车在后，4辆摩托车护卫，进了总统府。总统秘书长在车前迎接，奏两国国歌，然后检阅仪仗队。

13时，登楼至总统办公室外厅，皮克总统已站在那里等候。我向皮克总统递交国书并致颂词，转达毛主席对他的问候。

皮克总统问候毛主席安康，赞扬民德、中国建交的重大意义，最后合影。交际司司长送我回寓所。民德方面对我履任的欢迎是高规格的。

民德舆论亦给予高度重视，《新德意志报》专门发表社论表示欢迎，并特别指出：“中国大使是‘将军大使’，充分体现中国政府对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视，中国和民德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我们就是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开始进行对外交往活动的。

在此，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国任命驻民主德国使节，最初称为“大使衔使团长”而不称“大使”呢?主要原因是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大权仍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苏联驻民主德国使节使用“外交使团团长”称谓。根据双方协议，我国和民主德国互派的使节亦称“外交使团团长”。1953年11月，苏联管制委员会撤销后，民德驻华外交代表机构和我国驻民德外交代表机构遂改称为“大使馆”，两国使团长也随之改称“特命全权大使”。这样，我即作为驻民德特命全权大使再次向威廉·皮克总统递交国书。

在一个任期内两次递交国书，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特殊的、仅有的。

致力发展友谊

中国、民德建交并互派使节以后，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各种交往川流不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

在我任期内，我国访问民德的各种代表团60余个，其中有以陈毅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往参加民德五周年国庆活动并访问，以沈钧儒为首的中国人民代表团，以郭沫若为首的“和大”代表团，还有文工团、杂技团。

1951年，以冯文彬为团长，荣高棠、冯至为团员，包括战斗英雄和文工团在内的数百人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当时的民德还处于战后困难时期，代表团只能住在一所中学里，但民德政府和群众却极为热情，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甚至把我们的团员抬起来欢呼雀跃。

在联欢节上，民主德国少女向中国青年代表团献花。 图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1951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对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报道。 图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最重要的是周总理不仅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往返都经过柏林，而且于1954年7月正式访问民德三天。同时，民主德国访华的代表团也近20个。

代表团的来往和我国访问民德的代表团的活动，事先都由大使馆作出计划和安排，重要的代表团我不仅要陪同，还要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进行活动。

在我任期内，双方还签订了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交流协定。我先后应邀访问了民德许多州、革命纪念地和名胜。这对于我了解民德、广交朋友、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国大力支持民德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德国和平统一的斗争。民德政府和人民也极为重视中德团结友好，认为巩固中德友好是反对分裂德国和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的有力武器。

威廉·皮克总统在祝贺毛主席60寿辰的贺电中说：“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民把伟大和英勇的中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看成自己的光荣，并从这一友谊中吸取力量来进行争取民族统一、独立与和平的斗争。”

格罗提渥总理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而写的文章里说：“加强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永久团结与友谊，是很重要的。德国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民知道，他们可以从中国人民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中国人民勇于牺牲、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战术等。”

为促进德中友好，民主德国于1951年6月6日起举行德中友好月。在友好月中，民德人民热烈祝贺中国人民的胜利，到处可以看到“民德人民向伟大和自由的中国致敬”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岁”等标语。

在柏林和莱比锡分别举办了中国艺术展览会、中国展览会。民德全国阵线印发介绍新中国的小册子25万册、标语10万张、画册100万册。民德报刊、电台大量登载、广播介绍新中国的文章和消息。

以沈钧儒为首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了德中友好月活动，广泛接触了德国人民，50万人听了代表团的报告。我随团访问，真切地感受到民德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代表团所到之处，政府官员和群众团体的代表以及各界群众排列成一里长的队伍来欢迎我们，激动的热泪和亲切的拥抱，以及洒满代表团车辆的鲜花，都表现了民德人民的真挚情感。

1953年我国国庆之际，民德又举办了中国文化周。民主德国对新中国这种热情和友爱表现在各方面，不仅我国访问民德的所有代表团都受到民德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在我参加对外活动，包括外出参观时，民德政府都把接待中国外交代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给予友好隆重的接待。

民德全国各地的报刊经常报道我国的建设成就，访华归国人员更是通过作报告、写文章等方式介绍新中国，有力地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民德党和人民十分尊敬中国党和人民的领袖，认为毛主席的著作“与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起构成了教育群众的基础”，翻译出版了大量毛主席著作。

德中友好月时，民德全国从城市到乡村都悬挂毛主席的画像。毛泽东的名字家喻户晓，有的工厂、农机站、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少年先锋队等还以毛主席的名字命名。

在埃尔福特市，“毛泽东环行路”与“马克思路”“列宁路”并列。民德总统威廉·皮克虽年届高龄，仍多次表示极愿访问中国、会见毛主席。他说，中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可以促进两国人民的幸福并巩固世界和平。

我在大使官邸宴请皮克总统、格罗提渥总理等时，席间宾主频频为毛主席健康干杯，感情融洽犹如一家人。临走，他们都同我亲切拥抱吻别。那热烈动人的场面，难以用文字形容，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是民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1955年12月，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率政府代表团访华。使团抵达北京，周总理亲自接待。 图源：网络

1955年12月，格罗提渥总理得以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亲切会见。遗憾的是，皮克总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访华、会见毛主席的愿望。

在我任期内，两国不但在政治上团结一致，而且在经贸、科技方面密切合作。民德大力援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贸科技上对我国开放，我方人员参观其工厂企业时，对方总是说：“有问题尽管问，我们对你们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民德在我国的援建项目有电子管厂、华北制药厂、保定胶卷厂等。我国也尽力支援民德建设，如民德人造黄油所需大豆80%靠我国供应。我国还参加了历届莱比锡博览会。

1951年，东德莱比锡博览会上的中国展厅。 图源：网络

1953年，民德在我国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展览会，从巨型起重机到精密仪器无所不包。邓小平副总理在开幕式上说：“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具有高度工业水平的民主德国的工业展览会在我国开幕了，这对我国工业建设无疑会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民德对这个展览会极为重视，皮克总统和格罗提渥总理等负责同志都曾十分关切地向我询问展出效果。此外，双方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可以说，两国的友好合作犹如春潮蓬勃发展，日益密切。

周总理访问民主德国

我出使民德期间，最难以忘怀、至今感奋不已的是，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于1954年7月23-26日应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的邀请，对民主德国进行友好访问。那时，张闻天和我以及乔冠华、陈家康是代表团成员。

周总理在民主德国访问期间，受到民德党政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盛情欢迎。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努士克，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大柏林市市长埃伯特，外交部长窦丁格等到机场迎接。

周总理与格罗提渥总理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向格罗提渥通报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双方对两国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并表示将继续努力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为维护亚洲和欧洲以及世界和平进行不懈的斗争。

民德专门在凡尔纳·叟伦并特体育馆举行欢迎周总理的群众大会，格罗提渥总理和周总理先后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周总理参观了李卜克内西变压器厂、马克思展览会等，游览了柏林市容。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在参观李卜克内西变压器厂时，工厂举行工人群众欢迎大会，“德中友好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极其动人。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观少年宫。 图源：《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民德方面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还在柏林洪堡大学举行隆重典礼，授予周总理法学院名誉博士学位。

7月25日，周总理在民德部长会议大楼举行告别招待会，格罗提渥总理和民德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驻民德使团500多人出席。

周总理和格罗提渥总理分别致辞，共祝中德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招待会气氛极其热烈，宾主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客人久久不愿离开，一直到深夜两点才尽兴而去。

周总理对民德的访问，时间虽短，但影响巨大，加深了两国领导人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大大推动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周总理的风度、学识和外交艺术，给民德人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纷纷表示要向周总理学习。

我是第一次亲身参加周总理的访问活动，总理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白天参观、会谈，晚上也进行活动、研究问题。他房间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一连三天总共只睡8个小时，随访的陈家康都顶不住了，可总理依然是那样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使我们深受教育、感动不已，下决心要献身祖国的外交事业。

团结战斗，不辱使命

我出使之初，民德仍处于二战后的困难时期，一处处废墟依然可见；食品匮乏，只能实行配给制，吃的是生芽的土豆和玉米粥。在招待会上，炸面包片也算一道菜。

1951年举行国庆招待会时，国内运去的香蕉、梨等水果，因路途遥远，运到后已有些烂了，但人们照样吃得很香甜。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为搞好使馆工作，我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谆谆教导，要求大家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协调一致的光荣传统，把大使馆建设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当时，我国驻外机构还处于创建时期，我和使馆同志大部分来自部队，外交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个新任务、新课题。所以，我特别重视组织全馆同志学习领会好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方针政策，认清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从而使全馆同志在中央外交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使馆班子整齐，坚持任人唯贤，机构设置合理，内部团结如一。创建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张闻天、黄镇、耿飚等驻外大使都曾来驻民德使馆取经。

我们的经验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严格外事纪律

当时国际斗争尖锐、激烈，整个德国分别处于被美、英、法和苏联占领的状态，柏林也分东西两部分，情况特殊，形势复杂。初创的驻民德使馆能否经受住考验，外交官是否能真正成为“文装解放军”，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坚持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不出大问题，是大家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作为馆长，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坚持原则，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位参赞，未经请示，在圣诞节擅自外出滑雪，这在当时算是一件不小的事，我即函报周总理，国内决定将其调回。

同时，做人的工作要十分慎重、细致。当时规定高级官员不许到西柏林去，可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一名高级干部擅自到西柏林去跳舞，并把笔记本丢了。在这名同志回国时，我同驻苏大使张闻天通电话，介绍情况，请他予以照顾，将其安全送回北京。

2.执行民主集中制

既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又要集中，全馆一盘棋。

3.做好思想工作

我坚持以身作则，对高级外交官严，对下面同志宽。对干部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爱护，批评人时点到为止。我常同大家聊天，在无拘无束地交谈中了解思想状况、听取建议和意见。同时，要体贴关心大家的生活。我常帮厨师查看锅炉门关好没有，询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他们很感动，工作更加出色。

4.注重学习

为适应对外工作需要，使馆人员除学习业务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大力组织大家学习德语，请老师来教授，全馆上下形成努力学习的良好风气。齐怀远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学成才的。

5.广交朋友，深入调研，多做友好工作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提出使馆人员在民德要当朋友，不当客人；要亲热，不要死板。我把友好工作的重点放在民德领导层，请总统、总理等到官邸吃饭、畅谈，同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

我们同苏联使馆交往也很多，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我呈递国书和拜会民德领导人后，随即拜会了驻民德苏军司令崔可夫将军。我曾应邀到苏军总部做报告，到广播电台讲话。

苏联驻民德外交使团团长(大使)普希金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是一位中国通，对我们很友好。他和我经常互请吃饭，一起看电影、打猎，交流对形势的看法。

当时，由于苏联同民德的特殊关系，苏联使馆为我馆开展对外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对民主德国，而且对西德和西欧进行了深入调研，报回了大量调研成品，并向国内提出不少建议。

1955年1月，我奉调回国。我向威廉·皮克总统辞行时，他称赞我是中国政府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并代表民主德国政府授予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荣誉勋章。

回国后，我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港澳办主任等职，在外交战线奋斗了40多个春秋。

姬鹏飞(左二)递交国书后与东德总统皮克(左一)合影。 图源：党史博采

我出使民主德国是我外交生涯的起点，使我学到了许多外交知识和外交艺术，受益匪浅，我至今仍然怀念这段历史。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现在，德国已经统一。我相信，中德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一定能得到正常发展，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永存。

作者简介

姬鹏飞 原名姬宏邠，1910年2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临晋县‌(今临猗县)，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曾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功勋；1949年起调入外交战线，历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任职长达20年，参与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外交活动；1979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3年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参与指导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谈判，并担任全国人大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港澳回归作出杰出贡献；2000年2月10 日，姬鹏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