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县试验”并未终局

仝志辉

                 
近日有报载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关闭的消息，终于让去年4月12日学院就停止运作的消息大白于天下，只是《经济观察报》文章的疑问《乡建学院关闭，新“定县实验”终局？》让我有话要说。我曾经有三次作为志愿者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农民授课，算是所谓新“定县实验”的一名参与者。温铁军先生创立学院和作民间乡村建设试验的做法是否就此终局了呢？
新“定县实验”的“实验”，按温铁军一贯的叫法，应该叫做“试验”。在那座条件并不优越的学院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志愿者、想改变家乡面貌的农民曾经在白天夜晚在一起热烈讨论、切磋，讨论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创办文化、公益、经济等各类合作组织。一些从未下过田的青年志愿者也在学院实验田里进行有机农业试验。
学院还力所能及地给到家乡搞合作社的农民以经济上的扶持，以便使农民看到希望，点燃组织起来的信心，增强克服初期组织成本的能力。
如历史上扎根定县的晏阳初用实验回应当年农村凋敝问题一样，新“定县试验”对于诸多“三农”困境都在尝试给予解答。农民精英多外出打工为城市打工奉献，新农村需要新农民，定县试验首重的就是培训。学院曾抓住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障碍，即缺乏合作意识，传授通过文化和公益活动凝聚人心、发现骨干，逐步搞经济合作的办法，为的是使新农村有建设的主体。
农民经济合作的关键是金融合作，定县培训的重要内容是在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并展现了资金互助和商业银行接轨的制度前景。目前，资金互助社等合作金融组织已经得到国家政策支持，正如雨后春笋涌现。有的就是学院学员所办。
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和中国快速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汲取，学院又极具前瞻性地进行有机农业试验，进行生态建筑的示范。
对如何结合政府主导力量和农民主体力量，以培训为机缘，学院促成了多个地方试验区的建立，使得农民精英和地方政府进行合作，而有些农民原来就是带头上访的农民维权分子，经过学院培训，成为发展经济、建设和谐乡村的骨干。
从定县开始的新探索概括成一点，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综合福利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而报章不断披露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刷白墙、盖新房等片面做法，正是由于不能贯彻上述试验体现的合理方针。而新“定县试验”正是要指出这些方向，提供建设性思路。
碰巧在《经济观察报》报道刊出的同一天，在2005年12月在乡建学院接受过培训的河南太康县青年农民李之群到我的办公室，说是当地政府想谋求学院对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帮助。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没有通过任何官方行动，自告奋勇，做起了不领薪水的乡镇党委书记助理和村支部书记助理。他在村里搞起治安巡逻队，组建了文艺演出队，组织评选“十佳儿媳”，建立老年人养老基金，组织农民节能灶推广。他想在农村探索一个让农民在呆得住、有尊严的农村“活法”。虽然还没有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当地治安好了，风气正了。为了做事，他3年来自己贴进去1万多元。市里开始重视他，省报也报道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干劲？原来，学院培训时传授的组建文化组织、解决养老问题的办法在他那里得到了实践，让他看到了希望；学院传授的“做家乡主人、建设新乡村”的理念激励他不断试验、探索。像李之群这样的农民就是学院播下的的种子，四年来，这样的种子有600多人。他们能影响周围的农民，他们就是当地的乡建学院。这就是新“定县试验”之功。
在送李之群去北京西站的出租车上，司机是已经落户北京的安徽农民，他听到李的事情，对李大加鼓励，说自己早就想干，并互留电话。那天的经历让我看到民间蕴藏的乡建动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试验相信积跬步可至千里，从“新”一人开始可以“化”农民。试验就是不由政府垄断对农村发展的制度创制权、农民发动权，试验就是看中民间的力量，看中民间同政府的互补。由定县启动或助推的新农村建设试验，对于推动和配合政府更有效地作为，具有重要意义。
乡建学院关了，但翟城的合作社不是已经注册了吗？历经四年还没有解散，就是希望所在。只要农民有了合作起来的愿望和动力，具体的发展合作经济的办法就会从干中生长起来。学院关了。乡建学院关了，但在全国其它地方，类似的农民教育机构更多地在开办，有几个就是定县学员办的。
新“定县试验”没有终局，它正在更深的层面开始。在注定了要长达数十年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它触及的生态农业、农村文化建设、农民金融合作等深层次问题将在更大范围要求人们更彻底的答案。它将通过它撒播出去的种子深入农村，引发更多探索。中国之大，农村问题之复杂，需要更多如定县那样的求索。中国知识分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求索一定会平和而坚定地走下去，这是在转型时代里他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责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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