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在经济市场化下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金宝瑜教授与晓东先生，一用论述，一用调查研究，分别扼要分析了1950年代迄今大陆农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了解大陆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极有帮助。【编者】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

■金宝瑜

4月30日夏潮联合会和人间学社合办了一场论坛，讲题是「从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谈两岸农业问题」，作为两岸思潮系列的第一次讲座。主讲人是对台湾农业有研究的詹澈。詹澈是一位文学家，现任台东文化局专员。讲评人是中时晚报总主笔杨渡。詹澈首先肯定《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两位作者陈桂棣与春桃的贡献，他表示对书中所报告的几桩农村干部对农民的残暴行为表示痛心，接着詹澈对这本书作了很详尽的报导，也讨论了陈桂棣与春桃提出的解决当前中国农民困境的建议方案。詹澈接着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并分析了今后两岸在农业合作的可能。杨渡报告了与农业有关的农民工在广州的悲惨遭遇和中国近年来粮食的进口数据。

去年《批判与再造》杂志的总编辑杜继平就提出来要探讨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杂志的第8期（2004年6月号）刊登了李昌平所著的「防止三农问题转化为革命问题」和老田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书评」这两篇有关中国农业的文章。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在大陆上不再续印，但是在地摊上可以买得到。据说这本书在台湾的销路不错，这表示台湾一些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关心。随着中国农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对于中国农业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但是对台湾的年轻朋友（和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因为他们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比较不熟悉，所以若只靠这场有关农业的论坛和《批判与再造》的两篇文章，想要了解中国农业问题会有困难，要对一些中国农业上的重要议题作分析则更不容易。这篇文章我就尝试着对中国农业发展和问题作一些解说和分析，或许可以对年轻朋友有所帮助。

一、从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

土地改革

在1949年之前解放地区已进行土地改革，革命成功后，从1949 年到1952年间，中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结束了数千年来地主用高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及农村恶霸对农民人身的侵害。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的下中农、贫农与雇农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勤奋的工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1949年到1952年间粮食和棉花都大量增产。

但是到了1953年时，粮食停止增产棉化的产量反而大幅下降。（注一）原因是在1949年前中国的农村是极为贫困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断断续续经历了一百年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中国的农村自然环境和中国的农民带来无终止的浩劫。在封建制度下，地主不将每年所收的地租投入土地，对地主来说他宁可用钱去买更多的地出租，或是将钱用高利贷给农民，都会比把钱投入土地的收益率要来得高。因此在土地改革后，即使农民再有积极性，贫瘠的土地上的种植也不可能一直增产。另外，多数的农民家庭没有什么农具，有时甚致连最简单的犁或锄都缺无，因此除非土地和生产工具可以得到改善，生产就不能继续增加。土地改革后大多数农民在平时也只能很勉强的渡日。若是遇到天灾收获减少，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1953年和1954年的水旱灾影响了好多个农村。除了自然灾害外，农民家里若不幸有人生病或早故，就必须得要借债，债借多了归还不了就只好用地来抵债。在进行农业集体化之前，农民卖地、农民借债和雇农都开始增加。（注二）因此小农制度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

农业集体化

1953年集体化开始时只是小规模的互助组的组织，在互助组中几家农家在互相交换中彼此帮助。有「人工换牛工」一类的交换。互助组在生产和分配上还是以农户为单位。互助组使得人力、家畜和其它生产工具得到较充份的利用，对增加生产有帮助。但是互助组的规模还是太小，所以许多生产上的合作还是有问题，因此农业集体化需要进一步提高，发展到初级合作社。

初级合作社的农家数目要比互助组要多，在初级社中入社的农户将土地合在一起，农地的面积扩大有利于规化和经营，生产起来像耕地、撒种、插秧、施肥、收割都比较节省人力和畜力，符合经济效用。初级合作社中各别农户出劳动力，和（或）生产工具参加生产。在分配时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一起加入分配，有点像拥有生产工具的农户将工具租给合作社用，到分配时拿一笔租金一样。

当初级合作社生产越来越多时，每年可以有一些盈余来购买属于合作社自己的生产工具，合作社就向有农具的农户将农具买了过来，农具被收买后作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就是高级合作社，在高级社中生产工具不再参加分配。中国农业专家韩丁根据他在山西省张庄的调察写了《深翻》这本书。他对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经过有这样的解释：他说社员们看出他们社的增产越来越来自大家的劳动，因此认为农具继续参加分配不公平，而且到底有农具的农户应该分多少不时会引起争论，不利于社员的团结，因此决定合作社将这些农具一次买断（Hinton，150）。到了高级社后，农具不再参加分配，在合作社的范围内，实行了按劳报酬，也就是根据每农户所出的劳动力的多少来分配劳动的成果。按劳报酬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改革将人民公社解体为止。

另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有少数的农户既没有农具也没有劳动力，这些家庭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些是被国民党拉去当兵死去的家人，还有些家庭因为壮丁病故只剩下了老小。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的生活必须要有所安排，但是当时国家却没有能照顾到他们，因此毛认为每个合作社可以负担起几个没有能力生活的家庭。

有一些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常常会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来美化像合作社这样的组织，他们从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合作社应该是一群完全出于自愿的人联合在一起，在这样的联合中，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而且在合作社中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要完全由这一群人自己用民主方式来决定。这样的想法就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工人的组织应该是完全的自由联合体一样。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阶级斗争。中国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有些人像贫农、下中农和过去的雇农是受益者，这些农家一贫如洗，除了刚分到的一小块土地以外一无所有。贫农、下中农和雇农占农民中的大多数，约占70%。而上中农和富农在合作化中则是有损失的，因为他们有较大的土地和较多的农具。如果没有合作化，他们可以雇些人来耕地，因此每年会有盈余，他们可以用盈余可以买更多的农具和雇更多的农工，进一步扩大生产。前面说过贫困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维持不下去时只好将土地出卖，在这时有盈余的富农就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生产。因此如果没有集体化，农村就会产生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人富起来，而大多数农民则还是得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

因此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贫农和下中农和之前的雇农是最坚定的，但是他们也不是从集体化一开始就完全赞成和支持的。中国农民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这几千年中他们没有任何的合作经验，土地改革后也只有短暂的互助组的经验。而且在互助组中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土地，这时要他们放弃刚分到的土地来组合作社他们一定会有所顾虑的。在农业集体化中他们的支持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共产党深得农民的信任，因此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支持是表示他们对共产党政策的信心。

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台湾或其它地方的土地改革不一样，中国的土地改革不是将土地分掉就了事了。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群众运动，在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中，新的意识型态开始在农民之间萌芽。这个新的意识型态彻底的批判了过去数千年来「剥削有理」的旧的、腐朽了的意识型态。这种对过去的批判和深信要推翻所有的压迫和剥削的不公平制度给了农民无比的决心，是农业集体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集体化的过程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贫农与中下农首先得证明合作化可以增产，而且他们必须要在遇到困难和阻碍时不动摇。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以依靠贫农与下中农来团结中农。中农的参加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他们有较多的土地和农具。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也就会持观望的态度，他们要看到底加入合作社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因此贫农和下中农在组成合作社之后必须可以增产，这样才会鼓励中农参加，等大部分中农入社后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到了这时上中农和富农既使不甘心也只有加入，因为这些农户的土地大无法只靠自己耕种，必须要靠雇工，但是其它的农家都入了社，上中农和富农就雇不到人了（注三），所以他们虽然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但是他们对合作社或多或少是抵制的，因此一有机会他们还会进行破坏。因此对农村大多数人来说集体化带来农业增产，生活比较富裕和有保障，但是对少数人来说，集体化却断了他们个人发财致富之路。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困难与挫折

到了1956年中国各地在不同程度都成立了许多高级社，但是在这过渡时期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这年的秋天有不少地方发生了退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的规模太大在管理上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有不少合作社办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使社员们误认他们可以敞开来吃饭的日子已经到来。以那时生产的情况来说，粮食不可能够大家尽量的吃。这样的管理显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在错误中也学到了经验。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作了调整，最后达成了1961年 3月 29日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经过修改 1962 年9 月28日正式通过。（孙津，97-104）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另一挫折是在「大跃进」的运动中犯了一些操之过急的错误。「大跃进」是一场发动群众大搞经济建设的运动，其中包括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农村工业化的建设。在「大跃进」中群众的绩极性高涨，这时中共中央也就作出了超出实际能力的一些庞大计划，像在兴修水利方面，就包括了大规模扩大灌溉面积、改变土质、植树造林的超过当时实际能力的计划。在农村工业化中也搞了「土法炼钢」。但是虽然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够，所以很多的庞大计划无法完成，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后来人民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办企业来实现农村工业化却都是「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之后中国就经历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时对粮食生产过于乐观的估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粮食减产。这三年困难时期是对中国农业集体化最大的考验。「大跃进」在近些年来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许多人把这三年的灾难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特别将矛头对准毛泽东。许多「学者」更大力宣传「大跃进」所造成了的灾害，因此死了多少人。他们所公布的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估计所根据的资料的可信性是非常另人怀疑的。这些人估计在1959-61年间有因饥荒而饿死了3,000万人到 5,000万人。这个数字是怎样得来的呢？根据Mobo C.F. Gao（高默波）的分析，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来推算出来的。这些作估计的人说如果按照这一段日子的「正常的人口增加率」来计算，1961 年少了3,000万人。但是高默波认为1957年人口数字的准确性很成问题，因为1957年的人口数字是由1953年的人口调查推算出来的。但是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数字并不可靠，高默波说有好几个人口专家对这次普查的结果都提出质疑，他们之中有人（Wertheim, Chen Da）认为这次的调查是根据地区的抽样所的到的结果，因此正确性有问题。另外一位中国人口专家（Ping-ti Ho）认为根据1953年的人口调查，中国的人口从1947年的4.5亿增加到1953年的6亿（也就是增加了30%），他认为1953年的6亿人的估计与是过高了，因为这些年包括了国共内战的几年。因此由1953年推算出来的1959年的人口也就不正确。将1961年与1959年比较所得出的3,000万人到 5,000万人饿死的人数也不可能正确。（Gao，126-128）

在高的分析中他提出另一点来质疑对3,000万人到 5,000万人饿死这样夸大数字，那就是人口「正常增加率」的假设。50 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约30% ，但是1960 年出生率仅20.86%，到1961年更降至18.02%，因此在这两年的人口就没有按人口「正常的增加率」来增长。低的出生率当然和粮食供给不够有关，但是从来没出生的人口跟饥荒饿死的人口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学者」若把两者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Gao，126-128）

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的确供给不足，很多人吃不饱都是事实，也有人饿死。但是3,000万人到 5,000万人的数字绝对是夸大的，是不真实的。我的朋友寒春（韩丁的妹妹）和阳早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对我说：「就是因为农村和城市都有了组织，全国的粮食有很好的分配，尽全力支持灾区，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他们对认为这样夸大的饿死人数是用来否定农业集体化的成果。他们说：「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饿死，那么人民公社肯定就垮台了。」

二、人民公社的组织、成绩与问题

在4月30日的这场论坛中詹澈提出了中国农业所面对的一些特别的困难，那就是中国的耕地相对于人口来说极为不足。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但是要养活占世界上23%的人口。就是因为这样受土地不足的限制，要达成粮食上的自给自足，不受世界产粮大国的控制，农民要承担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有尽一切力量来提高亩产。再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多，因此能作到多产还不够，必须要使产量能稳定。中国农民面对旱、涝、风、虫、雹各种自然灾害，农业只有对自然灾害有防御的能力才能发展。

在农业集体化的二十年里，中国农民的努力给农业奠下很好的基础。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加倍，粮食生产持续的增加，从1958年的2亿吨增加到1980年的3.5亿吨，增加了73%，高出同一时期的人口56%的增加。（孙津，106）除了粮食之外中国并发展了水果、蔬菜和渔、林各业。这样的成积得来不易，除了农民的血汗外，就是在社会主义下的农业政策，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制度。

农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

经过调整后，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62年时定了下来，建立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每个生产队有十几到三十几家农户（1962年每个生产队平均 24.9户），每户除了保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和一小块自留地外（注四），土地和一般农具由生产队所有，生产的调配和产品的分配都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长不脱产，也就是说他不是个全职的行政管理人员。生产队长要管理一切有关农业的生产、分配和队员之间的各种问题。到70年代初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后，生产队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

在生产队之上有生产大队，大队的规模相当一个村的大小，由几个到十几个生产队组成（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7.9个生产队）。较大的生产工具像60年代后逐渐多起来的农业机械和一些灌溉系统由大队所有，可供所有生产队使用。在60年代后农村工业化的速度加快（见下面的讨论），大队也有各种工业。大队有自己的医疗站和学校。

大队再高一层的行政单位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乡的规模，由约几个到十几个生产大队组成（1962年一个人民公社平均9.4个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从1958年到1983年间是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掌管工、农、商、学、兵（即民兵）各事宜。1962年全国共有两万多个人民公社。

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科学研发与高产稳产田

在人民公社下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公社下最大的成果之一。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在初期还没有机器时农民靠着锄头挖土，靠着双肩挑土，把一座座小土丘铲平，把一条条小水沟填平。他们搬石头在山上造梯田再挑土把梯田填满。农民们为防御旱灾和水灾作准备，他们挖了灌溉渠和地下井，也建了排水的渠道。除此之外，中国农民用大量的劳动来改变酸碱土地的土质，用大量的有机肥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并将泥沼地改变成肥沃的农田。中国农民花了大量劳力来改变自然环境是他们人力能胜天的信念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有：在安徽省的一个大队的田有90%都是盐碱田，当地的农民从1964年开始了改变土质的工作，经过六年的努力他们用了十万人工日的劳动力将1,585亩盐碱地改变成1,000亩肥沃的农田。在甘肃省的一个县，那里的农民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树木和用挖运河来引进附近高山的水，他们用大量的劳动力抵制了农地的沙漠化，保护了他们的农田。在1974年时，黑龙江动员了1百万人来创造新耕地，他们一共搬运了1亿平方公米的土和石头。这省的农民也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改善5百万亩的农地的土质。（Orleans ，1975，127-128）

只有在集体所有制土地能集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作这么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人民公社可以组织和动员大批农民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但是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是靠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深信他们当下辛苦和努力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未来。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利用冬季农闲的日子完成的，因为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力展开，农民一年的劳动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天到70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Raski ，7-8）。在1970年开始的「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中国全国的公社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注五）。我参观过江苏无锡县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民公社，在农业学大寨的八年中（1970-1978）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超出前20年的5倍。因此说农民「大锅饭养懒汉」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是对农民极大的侮辱。甚致用农民累了来作改革的借口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农民做这么多大量消耗体力的工当然会累，但农民不是到了70年代末时才特别累。事实上到了70年代末相当大一部分的公社（三分之一以上）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只剩下每年的维修的工作。另外一些公社也完成部分的农田基本建设，它们和一些在农田基本建设比较落后的公社都看到先进公社的成积，因此也急着赶追。

在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后才有条件进行机械化。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到70年代末改革开始时农业机械化的成积。机器灌溉、拖拉机、收割机都减少了农民的劳动量和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在集体化下农民经历了二十年辛劳的工作之后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国有40%的土地达到高产稳产的标准。如果人民公社没有在1983年解散，那么再有二十年，也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耕地绝大多部分都可以达成高产稳产田，中国也就不会有所谓「三农」的问题了。

农业现代化除了机械化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研发。科技研究发展分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各阶层，这些科技研究站进行品种改良、优化土壤、预防病虫害等项的实验。根据Thomas B. Wiens的调察报告，一般品种改良从种子交配到新种子稳定要8到10年的功夫。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全国的科技研究站的合作，新种子在1年内就可以在北方、中原和南方完成三代的试种。因此他说新种的栽培可以省去好几年的时间。（注六）Wiens说中国对新种子的培育的成绩是非常惊人的。（Wiens，680）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工业化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工业化从五小工业开始，这些五小工业主要都是支农的工业，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农村对一些工业产品的需要增加了。在「大跃进」时不能完成的农村工业化到了60年代时许多工业都建了起来。其中包括小钢铁、小机械、水泥、化肥和各种农业所需的工具，也包括碾米机和磨粉机。工业是属大队或公社所有，工业的收入也属大队或公社所有。每个生产队的社员都有机会轮流去工厂工作。

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也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加速进行。到了70年代许多农村都不存在失业的问题，我参观过的江苏省南汇县的一个公社在农田收割时工场一律停工，工人下田一起收割。这表示了这个公社已经不存在剩余的劳动力。

人民公社的分配——工分、公积金与公益金

人民公社的分配是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的工分制。生产队从每年的生产中留下种子和来年的生产费用后，先交税（用粮食）给国家，之后留下口粮（注七），再把很大一部分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副产品卖给国家拿到现金。在现金的收入中要留一部分（约10%）作为公积金，作为生产队的投资用（像购买农机），再留一部分（也大约10%）作为公益金，公益金是作为社员的福利用（医疗、教育、娱乐），其中保括对农村中无依无靠的五保户（老、弱、孤、寡、残）的协助。剩下的现金除以生产队全年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在一年内所累积的工分的总合来得出每个工分的所值。每个人每日出工最多可得十个工分，在结算时每个人按着他／她一年的工分总合取得报酬。有工业的公社中它们从工业来的收入相当的多，工业的收入在除去成本后有一部分用来支农，其余再投回工业来扩大再生产。

农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使得农村有集体积累，集体积累使得农业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进行农业现代化。在这个分配制度下能够给社员一定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之前一些富有的公社已经能够给所有社员提供养老金，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养儿防老」的观念，使得人口控制变为可能。

教育与福利制度

在人民公社时代为了提高农村的教育，教育的经费是由国家来支付。所以不会因为一个公社较贫穷就无法设置学校或支付教师的薪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更为提高。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大队渐渐普及了小学和初中，公社则设有高中。在文化大革命时大专学校恢复上课之后，大专学校中给农村设置了特别保护名额。许多农村中学毕业的学生第一次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的健康医疗制度中最突出的就是把重点放在预防，在预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从根除各种传染病的到计划生育，都是用发动群众来完成。文革期间，大批的医护人员下乡来训练赤脚医生。在改革之前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脱产，他们跟生产队中其它社员一起工作。赤脚医生有基本的医药知识，可以变别病情的严重性，若是小病他／她可以处理，严重则送医院。

人民公社的成绩与问题

从人民公社成立直到邓小平的农业改革开始，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的路线是坚持集体制，毛主张用发动群众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来达成农业现代化，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奠下长期发展的基础，而且在发展中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并提高农村的教育与文化，以达成逐渐消减城乡差别。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路线是要从扩大私有到完全私有化，他们认为中国太穷，不可能在集体所有制下完成农业现代化。他们扩大私有的办法就是「三自一包」，「三自」就是要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每个农户自付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也就是由每个农户承包土地，在承包时期要完成一定的产量。刘少奇的政策就是由邓小平在「农村改革」中所执行的。所以改革后的农业政策绝对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多年来刘、邓想要但是没有机会实行的政策。

人民公社的确也是有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人民公社因为是集体所有，所以无法使中国农村更进一步均衡的发展。在三级所有的集体制下，只能在公社之内有比较均衡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公社之内，也存在着较富有的大队和较贫穷的大队。这个现像特别是在农村发展了工业之后，有的大队有工业就会较富，有的大队没有工业，就会较穷。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像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本来农业就发展的好，因此积累就多。再加上离工业城市近，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发展工业比较容易发展。工业积累要比农业快很多。因此在集体所有化下，富的越富和穷的越穷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是在逐渐在扩大的。

毛泽东一直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在生产力尚未进一步提高时，这个问题并无法澈底解决。如果把人民公社中的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则会引起较富的生产队的不满，如果提高到公社为核算单位，则会引起较富的大队不满，也就是会产生「一平二调」和「平均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不是不能解决。像大寨就是靠了意识形态的力量来达成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另外在全国经济更富裕起来的时候，国家可以对较贫穷的队和社加以援助。比起人民公社的成积它的问题是很小的是可以解决的。

三、农业集体化与工农联盟

集体所有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讨论中国农业时常常会出现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被剥削了。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任何的经济发展都必须要有积累，有了积累才能够扩大再生产。而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工业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靠工业来积累，因此剩余只有来自农业。对剩余必须来自农业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样，但是剩余如何自农业抽取和由谁来负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剩余从农业抽取的方式是除了农业税之外，农村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像农民将生产的粮食、棉花、油类、肉类和蔬果卖给国家，再向国家买工业产品，像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工业品和农民生活上所需要的消费品。但是在农工产品的交换价格上不是等价交换。譬如米与手表的比价是100斤米换一只手表，而生产100斤米所需要的工时要比生产一只手表要多。这就是所谓农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不等价交换中，农民的剩余价值被抽走到工业部门。

但是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中，工业对农业的剥削在1958年到1978年间越来越减轻。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在工农产品交换的价格中对农业越来越有利，比例的指数从1957年的130.4升到1978年的188.8。另外在国家的税收上从农业来的比例减少，在支出上对农业的支出增加。另外重要的是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投资总比例增加。国家的投资多用在大型的农田灌溉系统的修建，这样的大的费用人民公社无法承担。另外国家投资到农需工业（像农机、化肥等工业）在重工业总投资的比例在这期间也从3% 增加到11.1%。而结果是从表二中看到的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大幅的提高了各项现代化的指标。

表一和表二中的数据显示了在农业集体化中的政策奠定了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在中国革命时，中国工业发展落后因此工人的数目和力量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的策略就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就是在工人领导下与农民结成联盟。这样团结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策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坚持工农联盟，因此除了农业集体化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农村的建设外，只有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施行「工农联盟」。在「工农联盟」下才有力量同资产阶级斗争，来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胜利。人民公社解散后，「工农联盟」也就不存在了。

四、邓小平农村改革与农民公社解体

在詹澈的报告中他对人民公社的解体原因说成是农民累了，上面已经提过农民没有理由到了70年代底就特别累。詹澈还说农民不满来自他们存不下钱，农民存不了钱是事实，但是农民存钱的事还得作进一步探讨和解释。

在人民公社下，积累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上面说过在人民公社下，社员能分到的现金非常有限，但是他们需要用现金的地方也非常有限。除了一些生活上的消费品外，就是孩子上学要买书和文具一类的开销。另外，对农民最重要的就是能盖新房给儿子娶媳妇。在改革前农民盖房子只需要买建材，工不需要钱，都是各家彼此帮忙来盖房。有点像美国早年开拓者的小区，盖房子也是靠彼此之间互相帮忙。

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下，权变不了钱。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公社的干部都有大笔钱出出入入，特别是一些富有的大队和公社，到了60年代后工业发展起来了以后，每年收入、支出和盈余的数目都是相当庞大的，但是这些钱都归公家所有，不是私人的。除了权不能变成钱之外，还有钱不能生钱，换句话来说就是有了钱没有管道可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去赚钱。因此对一些能力强的、有野心的人来说，他们会不满人民公社的这种按劳取酬，富了集体但富不了各人的分配制度。对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不存在着这样的不满，但是在人民公社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小规模的，因此农民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脱离小农思想。但是绝对不能说在农民有了二十年的合作经验后，他们的小农思想完全没有改变。

邓小平的改革从「三自一包」开始，在此同时他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在1979年时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20%，在这之上超额部分再加50%，此后粮食收购价格又提高了好几次。这样的作法是以利诱来获得农民对改革的支持。但是只有几年的功夫，农民生产所需要的化肥、杀虫剂、种子和农机等的价格快速的上涨，相对之下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除此之外，国家大量减少了对农需工业的投资，也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资。在中国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私有化的资本投到收益高的工业、商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就是不投到农业。资本家跟当初的地主一样，私人资本对投向农业是没有积极性的。

在改革初期个人除了承包土地外，个人也承包了以前的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1985年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常好，承包的人（都是跟村或乡有特殊关系的）都发了财，农村出现了万元户，开始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农村走向两极分化。

五、改革后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

这里无法对农业改革作更进一步分析，下面所提到的只是一些报导的现象。在陆学艺所著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这本书中，作者对改革之后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数据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数据可供我们参考，他说（5-6页）（注八）：

农业形势的严峻表现在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

一是耕地逐年减少，1981-1985年每年平均减少700多万亩，1986年减少900多万亩，1987年统计只减少299万亩，实际上减少800万亩。1987 年人均土地只有1.5亩了，全国有9个省人均耕地不到1亩。

二是土壤肥力减退，有机质含量减少。黑龙江省是我国著名的黑土带，有机含量是7%-8%，由于森林过伐等原因，现已降到5%-6%，关内大部份地区的有机含量只有1%-2%。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有1.5亿亩。1987年只有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绿肥722万亩，这也是有机含量减少的一个原因。

三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效灌溉面积一年年在减少。1980年以后就没有修建大的水库，已有的水利设施日益老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六．五」计划以前我国每年新增800-1000万亩灌溉面积，1980年以后不仅没有新增，反而是年年减少。统计资料说1986年比1980年减少100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全国现在约有3亿亩农田因缺水而长年受旱。

四是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原有的农机具普遍老化、不配套，全国机耕面积1986年比1980年减少6800亩，减少11.1%。使耕种普遍变浅导致病虫害增多和农作物不能很好生长。

五是农业的生态环境变坏，由于乱砍滥伐，伐育失调，全国森林面积减少1亿多亩，黑龙江40个林业局，已有8个无林可伐，还有22个局只能再伐十年。⋯⋯草原每年退化2000 万亩，近30年，累积退化约10亿亩。占可利用草场的1/3，而且这种退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正在扩大，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是16亿吨，近几年由于长江上游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流入黄海的泥沙约为5亿吨，约为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三条大河输沙量的总和。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土地沙漠化。⋯⋯ 沙漠化的土地每年以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扩大。⋯⋯

陆学艺所提供的这些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摧毁和破坏的资料是非常惊人的，根据他的资料这些农业发展的恶化都开始于1979年农业改革之后，而且照这些资料看来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是越来越不乐观。从另一方面来看，像第三点的农田的灌溉面积，作者说：「『六．五』计划以前我国每年新增800-1000万亩灌溉面积，1980年以后不仅没有新增，反而是年年减少。」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前农田的灌溉面积在增加，改革之后才减少。另外，他所讲的第四点有关农机老化的问题也是改革之后才发生的，那些老化了的农机是改革之前农村所拥有的农机，留到现今当然就老化了。在现今对农业问题的讨论中，对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很少分析，这当然与中国官方所允许的讨论范围有关。如果那位作者要实事求是地谈人民公社的成绩和分析这些成绩的原因，就必须要对过去二十几年的农业改革提出不仅是表面的批评，而是要提出根本的挑战，那就犯大忌了。

中国农业的生产环境和条件是农业无法发展的原因，这些生产条件在改革后的二十多年后倒退了几十年。怪不得农民之间流传着这句顺口溜：「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个晚上回到解放前。」农业不能发展，农村的工业也在90年代连续的破产，

农田基本建设也都停止了。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使得农民种田困难，再加上所有以前的福利，像医疗和五保户的保障都没有了。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民失去了抵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年轻的人只有离家背井到城市去打工了，这就是今天中国1亿农民工的命运。更有甚者，在农民生活日益困难时，农村的官僚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向农民抽各种苛捐杂税。农民要反抗，他们就对农民作出像《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中所写的残暴恶行。

陈桂棣与春桃揭露了安徽农村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丑恶，这是他们的贡献。但是根据这一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建议——即将农业进一步市场化和作一些税制上的改革，却是完全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问题是个很大的题目，在这篇短文（以《批判与再造》的标准来说已经是长文了）没有办法可以谈清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只能一笔带过。我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将中国农业的发展作深入的讲解和分析，因为中国的经验可以适用于其它发展落后的国家。对世界大多数对日出而作终年辛劳的农民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不是，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是一条可行之路。◎

表一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1957 与1978

                                       1957               1978

农业投资占国家投资百分比             7.8 (a)             12.5 (b)

投资在农需工业占重工业投资百分比          3.0 (a)             11.1 (b)

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百分比               9.6              2.5

国家农业支出占总支出百分比               7.4 (a)             12.6 (c)

农业相对工业的交换比例指数（1950=100) 130.4              188.8

a:1963-1957, b:1976-1978,c:1976-1977

资料来源：Nicholas R.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0-13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445-447

表二 中国农业现代化指标

                            1952          1957          1965          1979

农机耕重面积占总耕种面积(%)  0.1       2.4       15.0          42.4

灌溉农田占总耕种面积(%)         18.5          24.4          31.9          45.2

机器灌溉占总灌溉面积(%)         1.6       4.4       24.5          56.3

每公顷使用化肥量（公斤）  0.7       3.3       18.7          109.2

农村小型水力发电站       98        544                       83,244

发电能量1,000千瓦(KW)     `    8         20                   276.3

农业机械马力（10,000 hp） 25        165           1,494         18,191

大中型拖拉机（1,000）        1.3       14.7          72.6          666.8

手扶拖拉机（1,000）                                  4         1,671

灌溉排水马达（10,000 hp） 12.8          56.4          907.4         7,122.1

联合收割机                     264           1,789         6,704         23,026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pp.186,197; 1981 中国统计年鉴， VI, p.13

注一：见苏新所著：「土地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经济研究，1965 年第7期，24页。

注二：同上。

注三：富农和上中农是指自己的土地过大，必须要租一部分出去或雇农工来替他耕种。贫农与下中农的土地过小得租土地或出劳动力替别人耕种。中农所有的土地可供自家的劳动力耕种。

注四：每个农户有一小块自留地供农民自己种菜和养猪及家禽。

注五：「农业学大寨」是跟「工业学大庆」相配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运动。

注六：譬如时间可以从9年缩短到3年。在Wiens的这篇报导中还包括了更多的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研发的卓越的成就。

注七：生产队中每一成员都得到口粮的分配。口粮分配的多少是根据个人的年龄和劳动量及劳动强度。

注八：陆学艺的这些数据在其它参考书中有相同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