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并不高，但至今中国城市并无大规模的贫民窟，也没有明显城市二元结构。其中原因，正是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失败的农民还可以返回村庄生活。稳定的有根的村庄熟人社会生活的质量，要远高于不稳定的漂泊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

　　一、

　　读李克强副总理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收获颇多，尤其是其中列举的大量数据十分有参考价值，摘要评论如下：

　　1、关于城市二元结构。

　　摘要：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上在75%~80%甚至更高，城镇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有人说，拉美一些国家城市化率也很高，有的国家甚至达到80%，为什么它们不叫发达国家而只能叫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解决不好产业和就业问题，出现了大量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评论：这段话十分重要。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说，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高，不仅城市化率高，而且城市产业和就业解决都很好，城市中没有严重的贫民窟，也不存在明显的城市二元结构。这样的城市化，可以称为又快又好的城市化。

　　第二句话则是说，只有高城市化率并不一定是现代化，因为有的高城市化率是通过进城农民生活在贫民窟为代价来实现的，农民虽然进城了，却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不能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城市生活，在城市中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这样的以贫民窟为代价的高城市化率，不仅不意谓着实现了现代化，而且意谓着因为城市缺少产业和就业支撑，而使城市难于治理，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与拉美国家相似的是印度等南亚国家，虽然城市化率只有30%多一点，其城市内却存在大量贫民窟，城市二元结构相当严重。

　　这样就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不仅城市化率高，而且城市内无大规模贫民窟，没有明显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城市化的质量很高。在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低，城市化的质量都不高，在城市化的人口中，存在一个就业不充分、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个群体成为城市贫民窟人口。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使城市更难治理，国家更难发展。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率并不高，但至今中国城市并无大规模的贫民窟，也没有明显的城市二元结构。其中原因，正是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失败的农民还可以返回村庄生活。稳定的有根的村庄熟人社会生活的质量，要远高于不稳定的漂泊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

　　2、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些人认为，中国也处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阶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更何况我们要继续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这更是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

　　评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魔咒。二十世纪，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例子极少。就比较大的国家来算，可能只有韩国算得上。其余发达国家在19世纪就已是世界强国。有很多国家比如拉美一些国家，本来发展势头良好，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即陷入止步不前状态，也就是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了。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凭什么和靠什么走出，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且人均资源又很少的国家，如何及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考验，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征途路漫漫啊。

　　3、我国的城镇化率。

　　摘要：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刚过50%，其中包括了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若按城镇户籍人口统计，城镇化率也就在35%左右。这说明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率还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低于一些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评论：中国城镇化率比较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许不是坏事，因为中国的城镇化没有明显的城市二元结构且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其中原因是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返乡的机会。返乡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假若他们认为城市生活维持不下去的话，他们至少还有选择返乡的权利。

　　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4、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浪潮。

　　摘要：最近，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城镇化从现在到2030年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届时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目前我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有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城镇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潜力，在世界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评论：中国能否顺利地又快又好地完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城镇化，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考验。中国快速城镇化中，必须处理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处理好市民、城郊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和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几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尤其要防止出现城郊土地食利阶层。

　　5、城镇化与工业化。

　　摘要：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需要产业发展来充实，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同时城镇化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在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很好地协调了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实现了现代化。相反，在拉美一些国家，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出现反复甚至停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发展没能跟进，企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创业问题解决不好，出现了城市贫民窟等社会问题。我们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

　　评论：没有产业发展，城市化就一定会形成贫民窟，就不可能又快又好地城市化。改革放开30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中的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廉价而又高素质的劳动力，二是中国土地制度及与此相关的良好基础设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工资逐步提升，中国制造的优势逐步减弱。在这个时候，能否实现中国产业升级，能否发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科技为主的“中国创造”，并在“中国创造”可以为中国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提供有力支撑之前，中国制造仍然能为中国产业提供支撑，就成为中国城市化能否保持得良性发展，中国经济能否持续成长，中国是否可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6、服务产业。

　　摘要：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都在70%~80%以上，已经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比如，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美国高达17.6%。我国目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有43%，就业比重只有36%，医疗服务支出比重约5%。

　　评论：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地点是与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相关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工农业仍然是骨头，服务业是肉，肉要依靠骨头支撑，没有骨头，肉是支撑不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讲，人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人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可能造成对工农业的冲击。

　　7、三农问题。

　　摘要：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70%左右，还会有几亿人口在农村生产生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重大问题。

　　评论：这个认识很清醒。如何理解三农问题与中国城镇化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若干环节有待深入清理。城乡二元结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对于深化中国城镇化中独特的三农问题的认识，十分重要。

　　8、引导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适度集中居住。

　　摘要：现在，有些地方从农村人口转移、村庄变化的形势出发，在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引导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适度集中居住。

　　评论：这方面的实践有待进一步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当前这些方面实践的理论认识十分薄弱，实践中不仅存在认识的混乱而且出现了操作上的严重问题。

　　9、农民工人数及城市分布。

　　摘要：目前我国约有1.6亿的外出农民工，其中六成多在地级以上城市，两成多在县级城市，不到一成在小城镇。

　　评论：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分布在什么地域，一直没有找到权威数据。这个数据应是准确统计?

　　10、中国城市化的资源支撑。

　　摘要：当我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将有10亿左右的人口在城市生活。

　　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4%。

　　评论：中国城镇化的资源支撑，是个大问题。

　　二、

　　如何又快又好地推进中国城镇化，是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中国城镇化涉及面广，操作流程复杂，且规模巨大，机制独特。如何理解中国城镇化的复杂性及其内在机制，及如何选择中国城镇化战略，需要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更多深入讨论。

　　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有几点尤其重要：

　　第一，中国如何可以不落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我们要靠什么来保证这一点。中国奇迹的原因是什么?还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奇迹吗?

　　第二，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二元结构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中国城市现在还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为什么?今后仍然能保证不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吗?

　　第三，当前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优势在哪里?在中国产业发展中，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关系是什么。

　　第四，怎样才能做到又快又好的城市化?为什么没有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到又快又好的城市化?城市化质量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还是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结构问题?

　　第五，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是什么关系?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正还是负?是由第一、二产业发展水平决定第三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发展可以促进第一、二产业发展?尤其当我们将生产性第三产业并入到第二产业来思考问题时，我们可以对生活性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进行更加清醒的讨论。

　　第六，三农问题与城镇化是什么关系?农村能否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是极其关键的。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是否适合采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竞争制度，比如当前全国推进的所谓确权确地、还权赋能的政策，是否符合农民利益和有利于保护农村稳定与发展?

　　第七，农民工现在的半进城状态的原因是什么?是户籍制度还是与中国发展阶段有关?是好事还是坏事?保留农民进城失败的权利是对农民基本人权的保护?还是当前中国制度中的缺点?城乡二元结构能否变成保护农民权利的制度?

　　2012年12月1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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