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这个文艺队时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张罗，嘴巴说烂，很少有人理会。我刚去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找一个村子作为小康村的实验，于是记者就给刊登到《开封日报》上去了。那个村的支书，就来找我说，要搞试点就在我们村搞吧。我不知道这个村子基础怎么样，我想既然搞试点，就要找一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的。而且搞也不是我要搞，而是人家要搞。既然人家支书都找来了，是人家要搞，那很好，也省得我跑到人家村子里说我要搞，村民就说这是给领导干的。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既然人家来找我，我没有考察，就说行，既然要搞小康村试点，就先搞个文艺组织，文艺组织搞好了再搞老人协会，老人协会搞好了再搞生态家园规划，然后我们村最好搞个经济联合体、经济协会，为村里的公共品开支提供一些帮助。我说不就是这么些情况吗？我当时就给他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团结合作中的经济发展；绿色生态的生活家园，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群团多元的政治文明"等等。他们听了也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我这钱也没有，啥也没有。
    通过一年的时间，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能敲出超一流的水平，其实他们真正地动起来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说从去年的九月到，十二月三个月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动，他们都在看着我。支书几次来找我说，何县长，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村一没有很热心的人，二没有很有文艺细胞的人，所以说你这个文艺队建不成。他又说他在广播里播了三遍，最后才来了两个妇女，问道，你这个文艺队有没有补助？第一次我去他请我吃饭，他觉得对不起我，说农民素质太低，干点别的什么还行，干这个不行。我就给他举例子，农民跑到你那去，问你搞文艺给不给钱，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素质差。你知道我们有的大学里的老师怎么开会的吗？就是领导许诺开一次会给一百块。你说这谁的素质差？我的意思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做，你再试试看。我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我说蹦蹦跳跳最舒服，最好是搞群体性运动，不管扭得有多丑，大家一起扭就不丑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说你再试试看。他说不成，我也着急，我知道他没招了。当时正好是温铁军老师在宏福集团开一个新乡村建设研讨会，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请一些人来，但是自己掏路费。于是我就带上了支书，还有一个经济能人，一个女的，每年光利税就交两三万，这个村子就两个；另外我还带了其他村子的人去，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说的大李西村的人。我去大李西村考察的时候，村里的文艺队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三四十个妇女，她们跳"扇子舞"，有绣花的动作，有播种子的动作，有割麦子的动作，有晒粮食的动作，还有交公粮的、赶马车的动作，我特别高兴，觉得她们就是在歌唱她们的生活。像我这样从来不割麦子的人，就做的不形象。我觉得文艺就应该是这样和劳动结合。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和这个村的支书，还有经济能人，都带到宏福集团去开会。你想到北京开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会开了两天，很热闹，见了很多象温铁军这样的名人。那两天在会上，那个经济能人站起来，说何县长怎么好怎么好，开展活动都站在雨里淋，我们看了很心疼。我们回去一定把这个事搞好。好了，我说会也开了--尤其是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也叫来--回去就看怎么做了。他们想何慧丽把他们带到北京来转一圈，他们在火车上商量，再不做就真的是对不起何慧丽了。
    于是人家回去就改变了工作方式。这个经济能人，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村子里有一对退休教师，会说，能做工作，而且在毛时代他们都学过一点文艺方面的东西，要先请到这两位。这个刘变（即经济能人）呢，改变了工作方式，挨家挨户去动员，动员了一二十个。支书呢，他也想招--他的招比我多--他把这个在宏福集团开会的资料拿去，到乡里去作汇报，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文艺队，你支持不支持？乡书记说好啊好啊，我给你买个大鼓。很高兴。这是个转折点，他们主动去内应外联。后来这个支书--因为这个村子在城郊，城郊很多有钱的单位占了他们的地皮，所以--就自己花了五百块请他们吃饭，人家都说为啥吃饭哪？先不说先吃。吃完了就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个啥，村里没有钱，你们都帮助帮助，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那些人吃过饭了，反正几百块钱也不算个事，郭支书就这一下"捡"了一千七。那个经济能人不仅主动一家一户做工作，而且自己也捐了500元。有这些钱，大鼓也买了，小鼓也买了，腰鼓也买了，彩带也买了。这是个铺垫。我把这段叫做从外发力量占主导，到某几个关键的内发力量占主导。比如说郭支书们，刘变们，这都是几个关键的内在力量。
    那后来为什么就成了高水平的腰鼓呢？他们在大李西村的教练两天的义务教授下，在本村张老师等人的努力下，简单地学会了几个敲腰鼓的动作。刘变是个企业家，县里有领导来检查她厂子的工作，于是她就自作主张，不管你们敲得好坏，到我厂子门口来捧个场吧。就在门口正敲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中原油田的工程师，63岁，最会打腰鼓，最会当教练，一看敲得不像样，就说你们就这水平还在大街上敲，也不嫌丢人。正好村子里管这事的一位老先生，跟他认识，也不大熟，就说你要能敲的话，你教我们，反正我们没有工资给你。那教就教。衡老师的出现是个关键。因为衡老师有着毛时代的那种人品，就是敬业，干啥事也要干好；另外他是个退休工程师，每月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那么他到村子里去教，风雨无阻，每天下午准时二点半到。一不喝陈寨村的茶，二不吃陈寨村委和村里人的饭，三不要工资。这种精神感动了那些妇女们。大家想想，不管你是专家教授，你试一试把村子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看有多难。农村的妇女很特殊，她们的时间被分割得很零碎，有的不愿意抛头露面，去敲腰鼓，人家都嘲笑她"上班去了？"，回来了都说"下班了？"还有呢，丈夫不愿意，孩子要上学，要养猪要养鸡，还要种地，哪里来的功夫？所以，首先是有衡老师这样的毛时代的人的存在，使她们觉得不敲好就对不起衡老师。我常常想，如果衡老师是何慧丽弄五千块聘的，衡老师有没有敬业精神？打个问号。还有，那些妇女们会不会被衡老师所感动，也打个问号。最后这个腰鼓队的效果怎么样也得打个问号。所以我把这个第二阶段叫做老师和学员心与身的投入。
    从衡老师的角度，是跟大家以心交心。衡老师说，和大家在一起我不讲究，我到村子里去跟村民说，我是个农村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只不过比大家幸运，成了城里人。人和人是一样的，我不要任何报酬，自带茶水，不让村里招待，自己备烟抽。如果大家想回报我，只要大家玩得痛快；将来在哪碰到我还认得我，还觉得我曾对他们有用就够了。衡老师说，我注意教学方法，我有教人的经验，我很守时，我善于和人打成一片，经常和大家开玩笑，大家就会觉得是自己人，就不拘束了。打腰鼓手的动作复杂，你那个弟妹动作不对，不好意思让我动手纠正，就把大方的人拉到她跟前让她看；现在好了，慢慢跟她熟了，听你了。现在我的眼睛一瞪谁，谁就知道错了，谁的胳膊也都随便我扭。每一个动作我都表演两次，张老师等人认可了，觉得大家可以学会才学的。我抓典型，万事都有头，抓住了头一切都好办。衡老师说，那二三十个学员里，它是有中心的，那么中心点，比如说刘金梅和张桂花。刘金梅当过老师，原来敲过，大家听她的，她有号召力，我要是不在，她管技术指导。张桂花上学时学过一点，掌握动作比大家快，大家也看她的。还有几个铁哥们，如桂花和凡平，她们没敲腰鼓时就是打牌的朋友，要敲腰鼓了就一块来了。我的口袋里经常装有糖果，敲腰鼓的人中有小孩太小走不开的，训练时只要给小孩一颗糖果，那小孩就乖乖地听话走到一边去。
    从学员方面，敲腰鼓有无穷的动力。首先，衡老师为人干事的作风深深感化了大家。无论是技术指导的经验，还是对村民的热爱，她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外来人，对待她们就像对待亲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真诚。大家不好意思不学好，不好意思迟到早退。其次，这套敲腰鼓的动作花样和鼓点确实好。一开始觉得太难，后来发现越学越有学头，既学到了一门好看好玩的技术，又全身上下得到了锻炼，还感到心情舒畅，使时间过得有意义。再说，引发了人的上进心。一个村子的人，大家一起学一个东西，人都有面子，如果学不好了怕家里人、村里人说自己笨，于是就比着干，争先恐后。在学习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陈爱琴，家里养着无数的鸡、猪、鸽子、鹅、鸭，还有三条狗，小孩还要上学，爱人在炼油厂上班，还种着八亩地，农忙时每天打药十几桶。但是，一天不缺；不但自己一天不缺，还动员爱人业余来学敲大鼓，现在已经学会了。鲁巧玲，由于家里忙，小孩太小，不是每次都到，怕学不会，在家里自己练。做饭时，把饭锅搭上后，利用到饭熟的一点时间，拿双筷子敲一个桐木做的小凳，边想边敲，两个月下来，那凳子上全是敲下的小坑坑。另外，在训练期间，腰鼓队有过无数次的实战表演。郭支书也特别高兴，写个旗子叫"城关乡陈寨村文艺队"，谁家有事都叫去，乡里有事也叫去，敲得非常好。
    那么敲腰鼓对大家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一，锻炼身体。里面有两个偏胖的妇女，平日里就打麻将，走路都头晕。现在这两个胖子打得都非常好，有个阶段脚都肿了，鞋子进不去，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不用吃降血压的药了，现在身体非常好。有一个人，除了打牌就是睡觉，现在没事了就想敲鼓，以前的颈椎病、腰腿病、浑身没力啦，一打起来都忘了，都不疼了。第二，改变了以前没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拆散了五到六桌天天打麻将的人，让一些平时所谓的闲人有了有意思的事做，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第三，腰鼓是个集体活动，一个人敲得不好，集体就不好看，是个艺术运动。这套腰鼓动作有武术动作，还有舞蹈动作，还有戏剧动作，非常漂亮。那么看的人高兴，敲的人也高兴。这是一种精神依托。你想想，农民从来都是看别人、羡慕别人，你想想，你把你的风格展现给别人看，觉得你给别人带来了意义，那这是什么感觉呢？那么腰鼓队的成立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农村的问题不仅是个增收的问题，农村有一些真实的需要，比如说对文艺的需要，都被虚假的需要给掩盖住了，掩盖掉了就成了郭支书跟我说的，"没有热心的人，没有文艺的人"。农民身上有很多的潜力，包括一开始只是胡扭，胡扭呢后来到二三十人就开始学敲腰鼓，腰鼓学到高水平之后，她们又会唱歌了。刚开始时，郭支书告诉我，他比我何慧丽更了解村里的情况，村里没有谁会唱戏会唱歌，现在人家就会唱戏，河南梆子、豫剧，唱起来气冲头顶，唱得非常好。还有呢，她们学会了腰鼓快板，另外我给她们带来一些歌，《团结就是力量》、《幸福在哪里》，人家唱得有板有眼，一点不错。人家现在会唱歌、会唱戏、会敲腰鼓，人家还会扭秧歌。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农民身上真实的潜力。另外在敲腰鼓过程中锻炼了他们合作的习惯。刚开始，喇叭喊了三遍，还没俩人报名；后来呢，说是八点钟锻炼，十点钟人才来齐；现在呢，说七点半到场，他七点二十就到了，这就是组织性。
    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一开始不被人理解，而是如何从以前的散漫性、没有组织性、怕被人笑话、什么也不会，到后面的非常自信地来展现自我。我很在乎这个过程。那么到底在农民合作中，哪些因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关键性的作用包括钱、人、事。谁来培育和寻找？如何培育和寻找？她们敲腰鼓呢这一半年已经赚了无数的钱，光我的钱就赚了五百。我请人家到别的村子去打，我少的钱最起码给人家路费，人家去二十个人，一个人补助十块；多的时候就是我上次搞个大型活动，在另外一个村子搞经济合作社，让她们去凑热闹，给人家三百块。有点积余的，人家除了路费还吃顿饭，高兴高兴；还有点积余的，就买个录音机，买点磁带。那么现在呢？在腰鼓队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的基础上，我们打算在陈寨村搞经济发展协会。所以我这个小康村的标准，不是一些专家提的指标，我就是根据现实来的。农民们有些群体性活动，接下来就是要搞"陈寨村经济发展协会"。我很想以这些敲腰鼓的三十多个人为基础，小的目标就是组建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经济联合体，随便她们想干啥；大的目标就是说，陈寨村的经济能人还挺多的，给他们搭个平台，让他们赚一些钱，搞一个种植养殖方面的协会，或者是以资金互助为主的经济合作社。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人入会，我已经让她们组建一个筹委会，在搞这个事情。这个文艺队的个案的经验就是：从外发力量占主导到某几个关键的内在力量占主导的铺垫阶段，也就是说它热闹是出现了衡老师之后，但是在衡老师之前呢，那是很痛苦的铺垫过程。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老师和学员心与身的投入的具体培训和实践阶段。最后我在想，表面上一盘散沙的农民，要组织起来，要体现自己的存在，要活出自己的一种精神来，小到组建一支文艺队，大到成立一个经济联合体，这个故事也许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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