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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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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老无所依在中国

  中华民族是缺乏抽象信仰的民族,构成中国人民生活意义的基础力量来自具体的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并非只是“养儿防老”。在“养儿防老”背后,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就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子孙孙延续的事业之中。传宗接代构成了中国农民的宗教,构成了他们生命意义的核心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断子绝孙”是最为恶毒骂名的原因。

  但是,如果传宗接代的“宗教”缺少了“养儿防老”的支持,若子女不孝,且老年人自杀变得普遍,则传宗接代的事业也就断不可持续,生儿育女就变得缺少意义。最近几十年,随着现代性向农村的全方位渗透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出现了从治理结构到个人价值的巨大变迁,农村家庭也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老年人自杀。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老年人自杀?老年人高自杀率会引发何种严重后果?本文就以笔者和学生们一起在湖北京山等地的调查为例,作些讨论。

  活着没意义,活着干什么?

  2008年国庆,受孙冶方研究基金会“30年来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调查项目委托,我们一行40多名师生到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S村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3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当问到村里老年人最近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时,有两位老年人回答: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有的老年人则因子女不孝而自杀。由于自杀问题比较敏感,调查组也不方便追问。但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也高得惊人。

  不仅S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组所调查的孙桥镇另外9个村的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S村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也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不如一死。人总有一死。他认为,病痛折磨,又要劳动;而且,活着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也有这样应对死亡的文化。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救药。京山老年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选择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弄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能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S村老年人的死亡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但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服毒,而不是正常死亡。在S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

  但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至少我们调查的S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干涉别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太多言,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引不起反响,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也很少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什么都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参加调查的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撼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在很多村里,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京山价值:活到老,就得累到老!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S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的姐姐正好过来住。过了几天,我们知道了她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而她被赶出来的原因就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把钱给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媳妇知道很恼火,呵斥说:“2万块钱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住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是当地很有名望与影响的人,他有五个姊妹,都在本村定居,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60岁。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现在,大姐将积攒多年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娶的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六兄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她的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不能讲狠话的。讲狠话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未来是年轻人的。有位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老年人只要还能动的,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一切应该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治病,也要比较治病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创造的收益,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单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直气壮要求子女养老的权利,子女也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但另一方面,舆论又会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京山G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服毒自杀。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能怎么样。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是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河南安阳调查,就碰到过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他们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尽量减轻子女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自杀,不自杀,这是一个问题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结合另外30多位师生在全国10省20多个村的调查结果,选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的几个地区作比较。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也完全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厉鬼一副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做厉鬼显然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

  与闽西相似,江西吉安农村,老年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死后能否进入祠堂。江西宗族型村庄,老年人死后,要在祠堂办丧事。不能在祠堂办丧事,不算是善终,而死在村外的人是不能到祠堂办丧事的。罗兴佐是江西吉安人,据他讲,江西人民医院院长是他的同村人,院长母亲90多岁,住在南昌,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就坚决要求回到家乡,这样死后可以在祠堂办丧事,才可以进入家神榜。江西宗族地区老年人很少会主动谈论死亡,除非实在无奈(比如病痛),而不会冒然尝试自杀。而京山农村,老年人认为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死亡持一种唯物的、甚至无所谓的态度。

  在北方农村,比如河南、山东、陕西农村,老年人自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其子女的声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正是这样一种自杀成为事件的结构性力量,可以防止老年人自杀,老年人即使真的想要自杀,他也不得不顾忌自杀会给子女留下什么样的坏形象。同时,一旦子女不孝,老年人又可能通过自杀来报复子女。有老年人担心达不到报复的效果,而会将自杀搞得十分惨烈,唯恐人们不知道他的子女不孝。

  杨华调查的湘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与北方农村具有相同的轰轰烈烈的效果。只是湘南老年人自杀率要远高于北方农村。

  四川是一个老年人自杀率很低的地区,我们在四川绵竹五个村调查,很少听到老年人自杀的报道。王玲是四川人,她说,四川老年人都很怕死,对死亡十分恐惧,不到万不得已,老人们赖活着也会活着。

  还有一些地区,比如郭于华所调查过的河北农村,老年人因为子女不孝而活不下去自杀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老年人活不下去而自杀的情况也有两种,一种自杀是带着对子女的强烈怨恨情绪,因为他对子女具有很强的期待。他选择自杀,但心怀“我死也不能让你们好活”的怨恨。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带着无奈、失望情绪的自杀,他们只能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

  显然,自杀与老年人的处境有关,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与鬼神信仰有关,与对死亡的态度有关,与地域主导舆论、意识形态(父母应该像父母,老人应该像老人之类的想法),与利己利他的考虑有关,还与代际关系及对代际关系的期待有关。

  京山县农村的代际期待,正由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向平衡的代际关系演变。目前的老一辈对子女付出多,而期待的回报少;即使有期待,可能也得不到期待的回报。他们对于子女不孝,多采取沉默、认命,当然也有悲伤、无奈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自杀不过是“顺条道”,而子女还有几十年人生要过。

  在代际期待高的地方,即使父母没有为子女作大贡献,父母也认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好,毕竟父母生养了你。子女不孝就容易引起父母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悲伤,而是悲愤和愤恨。他们往往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可能采取诉诸舆论、法律或其他结构性力量的手段。河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率远低于京山农村,但因为代际关系紧张,发生代际冲突的比例及冲突的烈度,也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河南农村中出现子女至孝的比例也相当高。正因为代际之间存在高度期待,代际之间很容易发生剧烈的冲突,但也容易出现感人的孝事。

  京山农村,因为代际期待少,至孝是极少见的,代际之间的剧烈冲突也是极少见的,甚至老年人用惨烈方式自杀的情况也是极少见的。这样的现实,无奈为“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作了个注解。

  在京山农村,与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相一致,是农村年轻人生育意愿极低,即使头胎生女孩,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绝大多数年轻夫妇也只选择生一胎。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有无儿子,只关心自己是否活得舒服。

  当人们只关心自己生活的舒服与否,不再对未来寄以期待,也不再追求子孙延续的无限事业时,人们就会失去对生命意义的基本考问,其行为往往缺乏内在的约束,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容易出现问题。

  千百年来,家庭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尤其是在农村,家庭几乎构成了农民生活意义的全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在农民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山农村以老年人高自杀率为表现的家庭意义的瓦解,是一个重要的讯号,重建中国农村的家庭价值,实在是一件无比紧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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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4-04-13 关键字:老无所依  农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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