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平县位于河北省北部，是国家级贫困县，2009年全县年财政收入不足2亿元，县内经济以农业为主。台鱼乡位于顺平县西北部太行山区，总人口17618人，主要产业有林果业和肠衣。

发现：农村内部原有的组织基础

2000年前后，顺平地 区因赋税过重，乡镇、村各级基层政府变卖集体资产与土地，扶贫款项被层层拨皮、挪用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冲突，造成乡村治理失序。同时引起 当地农民展开了一系列维权活动，要求村委账目公开，退还多收的农业税款以及均分变卖的集体资产。税费改革之后乡政府退出了对村庄的管理，乡村蜕变为无序型 治理，乡村原有的价值生产能力弱化，基层政府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而此时，一批维权分子在维权的过程中，由于经常进行交流和通气，同时又以传统的乡土人 际关系为基础，由此形成了同一乡镇区域内跨4至5个村的松散维权组织网络。

“十五”计划之初，中国 取消了“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并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全国的税费改革全面铺开，大大缓解了税费问题引发的冲突，农村矛盾也得到缓解。2004年，梁簌溟乡村 建设（以下简称乡建中心）进入顺平地区的柴格庄村。以文艺建设为切入点，通过村内维权骨干的介绍，挖掘村中有文艺特长和热心村庄公共事务的人，乡建中心在 该村组建了老年人协会。以柴各庄为核心，周边的三个村庄也同时在村里组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正是这一系列文艺和公益的组织活动，激发了农民骨干的热 情，为在该地区探索成立农村合作社奠定了人才和组织的基础。

这样，通过在原有维权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以文化活动为主要方式的松散型网络，初步形成了跨村的乡村建设试验区雏形。

初探：建立农村合作社

除了正常的组织文艺活 动、调研之外，乡建中心还开展了合作社培训和前期的动员工作。整个2006年间，各地区合作社一直处于准备过程中。直到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 施，各个合作社才在工商局注册成立。由于当时对绝大多数农户来说，合作社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所以各个合作社在成立之初的力量非常单薄，注册资金只有几百 元。

合作社的探索标志着农民 组织开始进入经济领域，但是却一直没有很好的项目能够无风险的进行尝试。合作社的最初设想是：能否与本地的种植产业结合，从种植最多的柿子入手做统一的销 售？但是乡建中心与合作社仍然觉得有些分险：首先是对于市场的风险把握不准，其次没有人了解外部的市场状况，再就是合作社没有经验，附近乡村也没有这样的 先例，不敢贸然尝试，社员也会因此不敢把柿子销售给合作社。分散的、信息短缺的农民虽然能够组织起来，但是面对新鲜的做法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时，组织起来的 农户也不能确保自己在市场的地位，所以任何一点发展都是举步维艰。

单个合作社发展一时没有了思路，乡建中心开始考虑合作社之间的联和发展。

联合：“农资联合购销托管”的试验

乡建中心在其他试验区探 索经济联合发展了“托管直销模式”，效果非常明显，期间还总结出了一系列经营农资的经验。顺平地区由于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的合作社网络，顺平地区的柿子、 桃子种植面积广，对农药需求量大，每户平均需要2000元的农药、化肥的费用支出；同时社员们觉得自己经营农资“质量保证，价格优惠”。在这些基础条件 下，乡建中心便开始推动该地区的合作社探索“推广直销”的模式，成立了联合农资服务部。

联合农资服务部由合作社 共同出资、统一进货、统一分货、统一价格销售、统一结算。各合作社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店面，但一切成本由合作社负责。同时规定联合农资服务部进 货、分货、销售、退后的各项规则。最后的利润分配60%按交易量返还给各成员单位，40%按股金分红到各成员单位。山里农资联合服务部在山内山外各设立了 总部，这样以农资购销为依托，三个合作社联合了起来。

2008年是农民合作经济运作的首年，为了让农民尝点甜头，乡建中心主张把所有盈利全部分红，为了避免交易量和股金分红的争执，乡建中心按照合作社法中“六四开”原则分红。联合起来的农资购销确实给各个合作社有了一些经济上的带动，但幅度并不大。

虽然农资联合购销的试验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在其运行的过程中却遭遇了外部市场打压和合作社内部冲突的问题。由于农资联合服务部的起步运行资金比较少，所以在经营的时候提出不 予赊账。而在当地农资的赊账非常普遍，经销商扬言：“到我们这里买，随便赊账，来年再还都可以。”由于这一原因，很多原本是合作社的社员也都到经销店购 买。同时因涉及行政许可经营，工商税务部门经常来核查，让村民有些担忧，销售量也受到了影响。

此外，各个合作社在农资 联合购销运行的过程中也存在争执。争执的焦点是:农资联合服务部的总部设定。每个合作社都想把各自合作社确定为总部，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合作社在村里 的宣传力度和关注度；同时还能配合合作社做其他的工作。从一年的运行中来看，无论是在销售量还是人数，农资联合服务部总部所在的合作社都比其他的合作社有 所优势。

2009年年初，农资统 购整体销售量开始下降。由于合作社农资联合服务部的存货压的比较多，同时又由于各合作社的存货比较多，很多应收款项并没有收回来，农资联合购销面临着解散 的危险。2010年由于没有进货，五个合作社讨论决定解散农资联合购销。一方面因为没有办法继续投入资金，联合购销产生的收益不大，但是还要花费大量的成 本、精力来协调各合作社之间经营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还需要面对其他农资经销商的竞争、打压。

农资联合购销的探索尝试终止之后，各个合作社开始自己独立发展，同时构建在联合购销基础上的合作社联合也随之解散。

再出发：资金互助尝试与生态农业

合作社的联合之路走不 通，乡建中心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想到资金是农业生产中最具有组织性的要素，在农村探索资金互助便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路径。2009年柴各庄开 始尝试专业合作社内部成立资金互助，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进行农民合作互助金融试验，积累经验；二是合作社农资运营过程中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希望提供资金 互助吸纳资金解决合作社发展的资本稀缺问题。

2009年2月，柴各庄 合作社资金互助组开始运作，启动资金为5000元。2010年年初，联合农资购销试验失败，原先的资金互助组的管理团队也随之解散。为了探索新的合作方 式，合作社准备在原来资金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金互助。2011年年底，开始重新筹备合作社的资金互助，寄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金互助的规 模。资金互助部选举了新的理事会、监事会以及财务会计人员，组成新的团队。资金互助部在业务上与合作社实行分开经营、独立核算。在这种草根的农民合作组织 过程中，外界力量如果能够在合适的时期介入，所起到的效果非常明显。乡建中心利用5000元集合农民骨干入股的29900元，就这样资金互助以不到4万元 的规模再次开展起来。

尽管合作社成长经营的部 分成本有外部支持性的资金承担，但是资金互助内部管理的制度建设以及操作人员的能力方面仍需要实践的磨练。资金互助在农村毕竟是一种新的事物，在具体的管 理过程中如何避免管理人员因为村庄中的熟人、家族关系而产生制度异化？同时也需要相应的财务人员不断的提高其记账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几十年都不拿 笔的农民骨干在接手资金互助财务时需要多大勇气？

资金互助从2011年开始运作以来，整体的效果比较明显，起步资金比较低，从不到4万元起步，发展到现在20万左右，社员贷款累积11万元。从中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发展潜力是比较大的。

除了尝试资金互助外，乡 建中心也在顺平地区推广生态农业。顺平地区农民主要种植红薯、玉米、小米、果树，乡建中心推动成立的全国性农民合作组织国仁绿色联盟（简称绿盟）与当地合 作社取得联系之后，不断挖掘该地区一直进行生态种植的作物和农户，与其合作。很多农户在原来所投入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传统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可以 通过外来机构进行销售，甚至比在当地的价格要高出1块钱左右，因此很多农户也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生态种植，同时又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正因为这样，也不断 地吸引了一些农户开始报名参与小范围的生态种植。

2011年，由于食品安 全的形势更加严峻，生态农产品更加受到大中城市销售者的关注，来源于各地区生态产品的销售量也逐渐上升，柴各庄合作社组织的小农户逐渐增加。合作社在社员 中推广种植生态红薯，也开始向农产品的初级加工方面探索，把初级的生态农产品红薯变成容易接受、易于消费的粉条，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之后合作社与绿盟对接， 从生态种植逐渐扩展到传统的加工到生态养殖，整个生态循环链在慢慢的形成。合作社生态产品的销售量便逐渐开始增加，合作社便开始从中销售额提出部分的费用 用于合作社基本开支。合作社组织在协调种植生态农业的过程开始成长，这种组织的成长体现为一方面可以更低成本协调种植农户的生产，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骨干 开始参与合作社协调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