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记者  黄杨/文

　　全球领先的种子公司，已经通过不同手段成功控制了一些国家，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如果大规模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可能意味着将整个国家水稻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专利持有人之手

　　3月4日，也就是中国“两会”开幕的第二天，珠海检验检疫局销毁了2.268吨来自美国的黄玉米粉。“这批黄玉米粉在九洲口岸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与申报不符，必须将其销毁。”珠海的一位负责人对《环球财经》记者说。他的语气中显露出一种作为技术官员很少见的气愤和激动。

　　中国官员很气愤，因为他认为这件事的后果会很严重，尽管这看似只是一个小案例。这位官员为此举了一个“更大”的案例：巴西长期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但世界农产品(15.59,-0.24,-1.52%)种子巨头孟山都公司，就买通了巴西官员，将转基因种子从阿根廷偷运到巴西，弄成转基因大豆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施加压力，“国际粮食巨头由此窃取了巴西的粮食主权”。“而刚刚发生的这件事也再次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中国，这个问题同样攸关粮食主权，据专家介绍，它主要表现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共涉及至少28项国外专利技术。其中一些品系还受到国际性条约《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其中任何一种通过商业化种植，就意味着中国13亿人的主粮控制权将被完全拱手交给拜耳和孟山都等国外生物公司。

　　“转基因，这个备受质疑的技术的背后，绝不仅仅是抢占种子市场的的商业行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 恩道尔向《环球财经》指出。

　　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主人

　　研发转基因作物往往依赖于一些标准化的技术、方法和元件。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的最新调查发现，一些国外机构包括许多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在这些领域申请了至少近60项专利。其中，关于转化方法的专利有7项，基因分离和克隆的专利有22项，关于培养基的专利有6项，转基因植株再生方法的专利15项，还有9项专利属于基本的元件。

　　中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中，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了11～12项国外专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则涉及了至少5~7项国外专利，由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至少涉及了10～11项国外专利。

　　这项调查同时发现，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的水稻，以及所谓的增产水稻。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不乏一些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如拜耳和孟山都。

　　此外，一些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如抗白叶枯病基因水稻(Xa21)和所谓能增产的转基因水稻(PEPC)，还受到其他一些国外所有权问题——《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

　　目前，中国的一些转基因水稻是与国外机构共同研发的。这种情况通常是，转基因植株研发过程中所用的目的基因、菌株或转基因植株是从第三方国家移至中国。例如，第一代PEPC转基因水稻是由美国大学研发，第一代的转基因水稻Xa21也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诞生。那么，这种遗传元件、基因或是转基因植株的迁移即受到《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材料转移协议》规定了迁移条件，包括允许迁移的材料范畴。

　　这个协议中规定，基因或者转基因植物仅限科研用途时可无偿使用，不允许用于商业用途。若希望用于商业目的，则需在商业化之前进行一次谈判并签署一份特别的协议，以确保材料提供方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这一所有者权利虽然建立在国家法律之下，但目前在全世界几乎都被认可。即便是在那些还没有实施专利法的国家也是如此。

　　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于2001年出台管理办法规定，如果因科研用途需要进口转基因生物材料，须向农业部和卫生部提交申请。但是，在政府出台这一新举措之前签署的转移协议，不需要经过有关政府权威机构的批准。同时，根据《材料转移协议》合同，只要已经签署该协议，一旦发生了材料接收方违反协议条款的情况，提供方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接收方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据介绍，Xa21水稻和PEPC水稻的《材料转移协议》均签署在新法令出台之前，这样的协议和材料转移在我国开发的其他转基因水稻中可能还存在。

　　粮种安全 主权隐患

　　“我国的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的发展很快，特别是涉及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些农作物，如水稻、玉米等。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和材料都已经被国外的机构和单位通过专利实现控制。”全国人大香港区代表蔡素玉不无忧虑地对《环球财经》记者说。

　　据她介绍，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的管理办法，转基因重大专项中将有20%的资金用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测试和相关设施建设，但是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中国却还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一旦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可能面临丧失国家粮食安全和主权的危险，我国政府应当引起更加高度的重视。”

　　国外的一些经验也表明，专利持有人特别是像孟山都这样的全球领先的种子公司，已经通过不同手段成功控制了一些国家，如对阿根廷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蔡素玉指出，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如果大规模进行商业化生产，在今后可能再也找不到非转基因的水稻种子来种植。“这就意味着将整个国家水稻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专利持有人之手。”

　　在阿根廷，孟山都的专利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地垄断了大豆生产，孟山都由此控制了种子销售市场，几乎将非转基因种子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完全屏蔽在市场门外。由此，孟山都的利润大幅提升，数据显示，在转基因种子和农药生产当中，孟山都去年的利润达到了10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增加了14倍。

　　尤其需要考虑的是，这些专利大部分都集中在几家跨国公司手中，已经在其他国家就专利侵权提起了许多诉讼。孟山都通过销售转基因种子和农药，以及与其他种子公司进行许可授权，甚至在没有申请专利的阿根廷市场成功获利，如今又尝试通过起诉那些申请了转基因大豆专利的国家中的大豆进口商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专家普遍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将使得中国面临比阿根廷、巴西和美国更严峻的境遇，因为大豆对于阿根廷、巴西和美国来说并不是主要粮食。此外，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均耕种面积都相对较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更高的食品价格，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则无法接受，尤其不能接受主食价格上涨。

　　此外，转基因水稻存在例如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风险和不确定性。

　　种价上涨  三农大患

　　专利赋予了专利持有者独一无二的经济特权，而对经济领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种子价格。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另外一个巨大风险，是由于转基因水稻品系还受制于国外专利，中国农民也可能会面临种子价格不断上涨的打击。

　　美国人为此提供了最典型的案例。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06年，农民平均用在1英亩土地上的种子成本急剧上涨。玉米从28.71美元涨到40.47美元。大豆从19.72美元涨到34.06美元。棉花更从17.63美元涨到61.69美元。与过去的种子价格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价格的大幅度提升与昂贵的转基因种子是分不开的。举例来说，在美国，棉花种子价格已经翻了2~4倍，而传统种子的供应从2003年到2006年缩减了50%。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09年1月，孟山都发布的季报数据显示，公司季度利润上升18%，公司CEO Hugh Grant先生对分析师称，未来孟山都的种子价格还会有所上涨。

　　蔡素玉向记者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种子公司通过加收专利费抬高转基因种子的价格，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时候必须多付2～3倍以上的价格来购买转基因的种子。而且，转基因的种子是不允许下一年再种植的，农民必须再购买新的种子，无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很显然，这些问题与我国一直强调要保证农民的利益政策是不符的。”

　　有农业经济学家指出，农民花了很大的成本用于生产转基因的作物，必然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这必然需要让大米的价格有较大上涨；但粮价高涨必然会引发社会恐慌。因为转基因种子引起的粮价上涨，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在变相地缴纳专利费。”

　　另外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有关调查，转基因作物并不能降低农药使用量，恰恰相反，孟山都转基因大豆所需的农药总量有增无减。我国的Bt棉花也发现这样的问题，农民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来抑制次生害虫，因为次生害虫如今已经变成了主要危害。而且，科学研究表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与传统大豆相比产量并没有提高。Bt棉花并没有带来更高的产量，杂交水稻可能是真正能够保持高产的关键。

　　如此看来，我国农民可能面临的严峻风险，除了上涨的种子价格以外，还有由于农药使用量增加而导致不断上升的成本，最终对他们的生计造成影响。

　　法律诉讼 盾里藏刀

　　专利持有人有许多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诸多案例已经清楚地表明，农民很容易受到专利持有人的起诉。事实是，我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系牵涉了众多国外专利，如果这些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审批获得批准，就意味着中国敞开大门把广大的稻农和整个稻米产业暴露在国外专利的控制之下。

　　另外，我国许多在研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曾经从国外机构获取了关键元件、功能基因或菌株，因此科学家之前应当签署了《材料转移协议》。该类协议清楚地规定，材料的所有权归属提供方，并且不允许用于商业化用途。商业应用需要获得提供方的同意，并需要就经济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一致后方可实施。2001年，中国出台的新法律规定，凡是从国外组织进口用于科学用途的，与转基因生物体有关的材料均须向农业部和卫生部提交申请。然而，在这项新规定颁布之前转移过来的基因或材料，即使没有经过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这些协议也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要求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必需严格遵守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所有技术的知识产权制度。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专利法都十分严格，并给予专利持有人非常宽泛的权力。“尽管世贸组织制度认同平衡个人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在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等领域，世贸组织制度则通常对这些专利持有人表现出倾向性”，恩道尔表示。

　　他指出，世贸组织制度要确保专利持有人的权利能得到完善的保护，却使各成员国通过法律法规有效地保护本国的产品、农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力度受到限制。孟山都转基因大豆事件清楚地展示了跨国公司如何借助专利权和世贸组织规则从生产商和进口商获利，却不惜以牺牲环境保护、农民生计和粮食安全作为代价。

　　蔡素玉则认为，国外的专利权可能成为贸易壁垒，将为中国大米及米制品的出口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大米出口占稻米总产的比例很低，但考虑到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自由贸易将是大势所趋，因此长远的经济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她举例说，如果进口中国大米的国家有严格的专利保障范围，那么专利的持有人将会对大米的进口商提起专利诉讼要求缴纳专利费，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的水稻产业。

　　此外，有生态学家强调，种子是“有生命”的东西，它能够繁殖、传播和生存，无论是人为疏忽还是故意“混入”，在收割、运输、交易时都可能造成种子溢出，还有花粉漂移和交叉授粉都会无意识地给非转基因种子、农田和食物链造成污染。这种不可避免的污染又使非转基因农民遭到专利持有人的法律诉讼，增加了他们的经济风险，更是剥夺了农民和消费者选择非转基因的权利。

　　“美国转基因大豆的经历清楚地表明，再过几年，美国农民将很难再得到未经转基因污染的大豆种子了。”恩道尔在他即将出版的《毁灭的种子》一书写道。

　　政府角色 举足轻重

　　据了解，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等。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特点是大农场、品种单一、机械化水平很高的生产模式，而转基因作物在最初也是基于这样的要求被设计研发。但中国的地理资源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以小农精耕细种为主，同时中国又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加之不同类型的生态气候条件。

　　“所以说转基因作物特点本身是不适合我国的农业生产现状，况且，中国农业生产千百年来形成的技术方法，很好地保证了我国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计。例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不仅解决了13亿中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并且已经逐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所采用。”蔡素玉说。

　　3月5日，也就是珠海检验检疫局销毁美国黄玉米粉的次日，全国人大宣布开幕，在这次大会上，作为人大代表的蔡素玉提交了她的议案，她提请科技部和农业部应加大研究和评估其他的农业技术，例如杂交水稻技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杂交水稻技术更具有生物安全性，对环境负面影响小，国外专利控制风险低。

　　她在议案中指出：多项研究成果都证明，与转基因技术相比，传统育种、现代育种、现代生态农业等技术，都是经过了验证的方法，能够切实地保证粮食安全，保障农民生计，并且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没有任何伤害。而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实践表明，专利权对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农民生计、环境和社会发展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此外，也就在两会开幕前后，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相关政府部门，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在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发的投入中应以发展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为前提。同时，将更多资金投入到这些已经被证实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上，才能真正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增收。如传统育种、现代育种、现代生态农业等技术。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恩道尔指出，“因为关于转基因粮食的争议，是暴利驱动下各种力量的角力，它早已上升为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博弈”。

　　孟山都是如何俘获阿根廷的？(辅文)

　　本刊实习生  陈琳莉/编译

　　在南美洲大地上，阿根廷的农业曾是成功典范——拥有富饶多产的农业生产体系，不仅能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还有大量的剩余，政府更无须对农业进行任何补贴。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飞涨，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及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波士顿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为首的国际大银行，以很有吸引力的条件向阿根廷兜售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是为进口急需的石油提供资金。表面上，只要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这些贷款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收入偿还，从而显示出巨大的诱惑力。于是，阿根廷的美元债务急剧攀升。然而1979年10月，美联储为了防止美元崩溃，突然将利率提高了大约300%，阿根廷就此掉入了债务圈套。

　　20世纪90年代中期，掉进圈套的梅内姆政府开始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梅内姆声称，把粮食生产转变为基因作物的工作化种植，对于偿还飞涨的外债是必要的。显然这是一个谎言，却彻底改变了阿根廷根深蒂固的农业体系。

　　1996年，梅内姆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由于当时孟山都掌握着这种转基因大豆种子和农达(一种农药)的专利，依据法律，农民必须使用孟山都的农达替代价格低廉的普通农药。同样，孟山都还采用贿赂等方式使其农作物得到认证，取得监管当局的批准。

　　此后十年，转基因大豆几乎让阿根廷的农业经济毁于一旦。一垄垄玉米地、麦田和广阔的牧场被迅速改变成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地区。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到2002年为止，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已经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

　　不仅如此，靠近大豆种植园的传统农业区受到了从飞机喷洒的除草剂的严重破坏。这种喷洒不仅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其他牲畜尤其是马匹也受到了伤害。转基因大豆田附近产下的动物出现严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薯也变得奇形怪状，湖里突然漂满死鱼。人们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

　　转基因作物对珍贵的林地破坏则更大。因为大规模地占有森林面积去种植转基因大豆，森林的破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急剧增加的医疗问题，其中包括黑热病(一种通过昆虫传播的寄生虫病)，其治疗费用极其昂贵。在恩特雷里奥斯省，120多万英亩森林被全部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统计显示，在风平浪静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3700万总人口的11%～17%。

　　等到阿根廷人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为时已晚。转基因大豆已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而且都依赖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这是完美束缚农民的方式。

　　然而，阿根廷并不是转基因农作物针对的惟一国度，更不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