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化的核心主张“仁义道德”进行重新解读---兼谈“以德治国”和现代新儒家（下）

一、道德良知和“中庸”的现实基础是个人的意志力量的增强

“道德良知”无法在“博弈”中产生和得到维持证据，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关系特别明确的制度和法律秩序。相反，道德良知是博弈遭遇“囚徒困境”，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发生深刻分化的情况下，社会所必须确立的一种立身做人的方式，处世处事的基本准则，“德者，得也”“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是单方面善意的“仁”，德之最重要性特征是一种无须等待对方的对等回报的行为模式，是人们相处时得以突破“囚徒困境”的“有之则可，无之则不可”的特定“意志力量”。如果博弈在人群中可以顺利进行，也许孔子就已经把大同变成现实了，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产生孔子的社会现实和条件，人类社会就一直会处在道德自觉的黄金时代里。如果个人的意志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无疑个人就能够超脱本能和欲望的束缚，自觉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如果精英阶层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那么为保证精英阶层优先实现消费主义目标就成为不必要，社会协调就成为可能。一般而言，精英阶层总是忠于精英主义的，尝试让精英阶层自觉地放弃精英主义，笔者称之为“毛泽东难题”。

（以下两个段落引自拙文《体制化迷信与毛泽东难题》）“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难题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生发出来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个人是难以超脱欲望和本能的束缚的，除非意志的力量能够大于欲望的强度。而意志力量的增强，不仅需要非常艰苦的磨练过程（即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还必须处于自觉自愿状态，孔孟所提到的‘反身而诚’就是如此，否则即使经过艰苦的磨练过程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老子非常深刻地指出‘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失者同于失’，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囚犯不能改造成圣徒的原因。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途径是希望通过意志的磨练，来增强个人对欲望和本能的抑制力量和对消费主义的免疫力；如果对消费主义具有免疫力，那么精英主义就成为不必要；如果精英主义成为不必要，通过排斥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来追求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的精英主义极端化，就永远不会出现；民众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是一个可以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了，中国历史就永远不会再陷入‘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了。”这其实就是“外王”和“中庸”的境界。

“古人言‘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时候人烟稀少、服务业也很不发达，远行不仅难以避免辛苦疲劳，而且也免不了饥餐露宿，这样一路走下来个人意志力量的上升就难以避免了，意志力量上升超过欲望的强度，无疑就能够不勉强地做到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明显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做到了自觉自愿或者无怨无悔，多数人的意志磨练过程是失败的，这个过程虽然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但是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许多人还认为是浪费了青春虚度了年华，这样的人当然是什么进步也不可能有，走完的是一个老子所说的‘失者同于失’的过程。”

个人意志力量的上升，不是书面学习和帮助就能够达到的，是以艰苦的磨练过程为外在条件的。而且这个过程如果是没有主动自觉，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根据历史经验，个人意志力量的增长，有两个不同的境界：一是自觉自愿的磨练，即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另外就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劳动大学是知识的另一半”，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无怨无悔地辛苦劳作而生活使得他们的意志力量比较强大，在各个社会群体中，农民无疑是最能够自觉对舆论监督作出适应性调整的，也是最能够自觉不排斥他人正当利益的。

从反面着眼，精英主义极端化的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点了。如果说老蒋至死仍然还不明白他是如何失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重复的核心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都是一个意思：老蒋这些蠢材自私自利，不顾农民的死活，最后农民都要起来跟他们拼命的，我们只要坚定地与农民战斗在一起，引导他们，最终一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甚至是在革命力量遭遇重大损失、革命处于最低潮的长征结束之时，毛泽东仍然非常乐观，写词讥笑“秦皇汉武”和“成吉思汗”，其全部自信和确信都来源于：老蒋那些蠢材敌视民众生存利益，必定为民众所唾弃，因此他们必然失败。在正反两个方面，毛泽东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精英阶层不与民众相协调，敌视民众的生存利益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常常威胁那些在党内的精英主义者，再继续搞社会分化漠视民众的生存利益，他就要上井冈山去领导民众打游击。正因为如此，从来没有人比毛泽东具有更加坚定的信念，要从源头上抑制精英主义，避免精英主义极端化，避免敌视民众生存利益最后引发革命的事情再度发生，避免中国历史再进入“一治一乱”的循环。

（以下几个段落引自拙文《体认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对“中国式道路”的艰难探索》）“从中国精英阶层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且还曾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精英主义制度实施者。老蒋时代“保甲连坐”就是中国精英阶层极端自私，忽视民众愿望的最佳注脚。五四时期中国精英主义者向西方寻找出路，从此就钻在西方精英主义的故纸堆里不肯出来，到今天还如此。这一特色注定了中国精英阶层是革命的旁观者，是建设时代的问题小孩，而不是一股力量。这同时也注定了中国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1949年以后的可悲命运，但是精英们到今天仍然拒绝反省，仍然看不到给他们带来可悲命运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

“1950年代初期，以批《武训传》，批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为起点的知识精英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希望知识精英主动通过学习，放弃精英主义思想，领会中国式道路的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动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可是思想改造运动最后演变的结果是人人都蒙混过关，对自己思想深处的精英主义思想不做任何反省和触动，根据一些知识精英后来的回忆，在做蒙混过关的检查时，甚至到了牺牲尊严和面子、完全说假话套话的地步。这在另一个方面也揭示了思想改造是无法通过纸上学习完成的，也无法在和风细雨的会议讨论中完成。”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不再是采用那种学习总结的会议形式了。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左与右还只是思想上的斗争，改正了错误思想还是好同志，不是敌我的划分。可是毛泽东还是失望了，这种方式仍然不能成功，因为知识精英新的抗拒方式是在检讨后的沉默和消极。仍然没有能够自觉自愿认识并走入社会，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为建设新中国发挥聪明才智和担负起领导作用。”

“1960年代，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开始从孔孟那里寻找突破。这个过程没有能够长期进行下去，1965年的战争动员态势，使得抑制艾奇逊所期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成为必须。打倒学术权威和扫荡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精英的执着和狭隘，对中国式道路的抗拒和排斥，终于在一场最无法精确控制的运动中被提起被清算。接着是下放，下放倒是具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外在条件，但是这种条件是被精英们视作苦刑，视作随时结束的阶段性过程，缺乏主动完成人格修养过程的内在意愿，所以这个过程同样是劳而无功。考虑一些精英分子在美国洗三年盘子之后，有相当比例的人士倒是完成了心灵转变历程的事实，可以认定思想改造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洗礼中，意志得到锤炼。------如果今天使用解雇加竞争下岗方式，也许对付这些精英主义者就有成效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是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西方的知识精英倒是多数人比不过大陆同行，看起来解雇制度和生存压力还是对精英主义者有巨大成效的。”

“在这个漫长的25年中，体现了人类为解决共同的永恒难题，为了解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毛泽东做出了特殊的努力。毛泽东具有非常持久的耐心和毅力，总是热切地期望中国的精英阶层，能够率先走出这一步，为‘中国式道路’能够持续下去造就一个社会基础，但是毛泽东终于失望了。精英阶层不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损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在历史上总是表现为活不下去的民众揭竿而起，最后把旧精英集团干掉，新的精英集团在事实的打击面前，能够有所收敛，出现一个短期的‘小康治世’，时间长了精英们老毛病又犯了，矛盾积累开始为下一次起义做准备。”

“毛泽东和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王道’和‘礼教’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区别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是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是平民主义道路和精英主义道路的区别。这种区别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是难以调和和妥协的，走平民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上就必须确立道德主义和整体协调的风尚；与这个目标相比，精英主义是天然自发的破坏力量，因此社会教化必须以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为前提，以社会整合的实现求得社会教化的成功。如果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不受资源制约，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能够实现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大多数；或者中国具有第一世界地位，能够把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向外转嫁，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那么可以认定错误将在毛泽东那一方，是毛泽东应该改弦更张；如果中国在西方的道路样式上没有成功机会，那么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别无选择，必须洗心革面。”

二、中国传统政治的利弊得失

相传宋代赵普曾经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在每个朝代的开国时期应该是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因为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争洗礼，旧的精英阶层在战争中已经被消灭，新的精英阶层已经在事实目前受到深刻教训：不能把精英主义推行极端化，不能敌视民众的生存利益，从而具有一定的主动与民众利益进行协调的自觉和意愿。

在中国历代传统政治中，从汉代举孝廉到后来以四书五经进行考试取士的做法，都是希望能够取到德行优秀的、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经邦济世之士”来管理国家，这里面包含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治国终究是需要专业化的管理知识，而不是仅仅凭个人具有良好意愿就足以胜任；第二个问题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实现了知行合一，何况宋明以降，官方圈定的对四书五经的权威解释也成了绝大问题。

而且以儒学的流变为线索，明显可以看到中国本土精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中庸），到两汉已经流变为“治道”（不关注整体协调，只注重认同感建立，儒学已经开始工具化），宋明时期已经发展为“礼教”（只关注维护社会秩序，注重社会教化放弃社会协调，中庸观念几乎找不到了）。这个过程的发生虽然缓慢，但是理路却非常清晰，其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突出，儒学作为主导社会思潮不可能不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之下，向着精英主义方向倾斜。宋明礼教由于偏离中华文化的本源很远，已经可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对照了，冯友兰的“接着讲”就是从这里试图去与西学“会通”的，在现代新儒家那里，良知已经成了疑问，冯友兰说良知是“假设”，而熊十力则辩称良知是“呈现”，而牟宗三就在一边听着，而牟宗三后来就是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往下走的。

中国“以德治国”的基础是“中庸”，其基本经验是在交通和通信技术极为不发达的时代，依靠认同感强化和人们的自觉努力，中国能够形成和维持大一统的国家，这对中华文化能够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而流传下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考虑到中国地形受到青藏高原隆起的决定性影响，长城以北多是干旱的荒漠，土地载畜量不足，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冬季牧场极度短缺，因此在生存危机的激励之下，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合作也是空前的，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部落军事同盟---匈奴、突厥、蒙古等---都出现在中国北方，这就更加不能低估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历史作用。中华民族能够独自在世界历史中保留文化传统，决不是侥幸，而是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结果。

由于中国历代王朝权力稳固，皇帝也相应可能作出一些长期打算，如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有计划地开发边疆地区等改善民生的举措，在这些方面中国历代也确是成就累累。而且由于王朝权力强大，因此相应地社会治安和秩序也比较良好，一些王朝往往都延续几百年之久，这无疑也有利于民间技术和文化资源的积累。王朝的管辖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所能够汲取的财力也非常雄厚，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新技术生产和传播。由于民生条件的改善，在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1/4强，这与中国地理和自然条件的不足恰成十分明显的对照，毫无疑问，是“制度优越”才有可能取得这种“以人力弥补天然不足”的成就。1949年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5.4亿，比今天美国人口多出一倍，而中国的自然禀赋较之美国还大有不如，所以今天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精英主义者们“超英赶美”的头等“负担”，好事又变成坏事，不可能不算作中华文化的一个缺点，因为战争、饥荒和瘟疫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应有的“人口消灭”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经验中，在社会等级制度上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中国农民的身份相对自由，没有欧洲那样稳定的“领主---农奴”制度，人身依附关系要相对轻微得多，这固然是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在中华大地得势的结果，也是大一统国家对民众的保护成效，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主张的落实，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中国传统文官遴选制度虽然弊端不少，但却是所有传统社会中，最向所有阶层开放的公开选拔制度，这个制度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理想主义的长期实践---由有德行学问的人来参与治理国家，虽然在今天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和知识看来，当时官员治理国家的专业水准明显不够，遴选标准也不尽合理，但是在现代管理知识的积累过程完成之前，并没有其他可资替代的更好方式，也没有更合理的知识门类可以挑选。

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优势在于大一统国家机器的强大，其最主要缺陷也是这个原因所引发的。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中国的精英阶层能够在更加大的程度和范围内，朝着实现精英主义化的努力，在精英主义恶性膨胀的时代，引发的民众苦难也更加沉重，而社会的最后纠偏过程不仅时间漫长而且社会代价也更大，这具体地体现在2000年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上。不仅长期的战乱常常导致民众流离失所，骨肉分离，“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而且治国方略的失误，统治阶级的贪欲和征伐（考虑到中国历代对周边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中国的对外征伐比欧洲要少得多有节制得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对外战争都是由防御战转入进攻的，这也是“以德服人”信念根深蒂固的表现），精英阶层的私利和私欲也往往带来更大的社会代价。而西方只是在近世完成现代国家统一之后，才发生比较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中世纪欧洲封建主的一盘散沙，使得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而延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才使得欧洲的封建王权得到一定的加强，国王的影响逐步凌驾于一般封建主之上，西方真正的国家统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后的事情。

由于中国历史王朝的权力影响巨大，商人找不到和皇帝做政治交易的机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政治转型无法和平发生，这是今天中国精英主义者新发明的中国传统政治弱点。而中华文化主张整体协调，传统的中国精英阶层眼光都不是放在增强竞争地位上，明显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科学知识的积累，如欧洲后来那样许多封君和爵士之类的人就非常热心搞发明创造，因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首先就是用来争取优势地位的。

对于中国精英主义者来说，决定性的弊端是没有在西方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之前抢先下手。因为中国人从道德仁义出发不能够充分放开手脚，虽然掌握了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就是证据），却没有象西方人那样用之于贩卖奴隶和鸦片，并完成原始积累过程和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并顺便把亚非拉抢在手里，使中国率先实现富裕和发达，以至于中国今天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子过得还很不富裕，中国精英们不去欧美会感到浑身不舒服，去又感到在洋人目前抬不起头来，并反复发现中国的月亮都没有人家的月亮圆，因此这是中华文化最无法原谅的过错。因为错误虽然发生在过去，但是后果却体现在现在，更重要的是他们至今看不到实现理想和梦想的希望。

三、专政与专制的根本区别

“工农专政”是“中庸”，是确认弱势阶层生存利益具有第一地位，借以防止精英阶层的“反中庸”行为。是确认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优于当前利益，是主张社会稳定优于精英阶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阶层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歧非常之大，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分化也格外突出，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中国历代的精英阶层总是不能够长期自觉地与弱势阶层主动协调，最后精英主义恶性膨胀总是要发展到损害农民的生存利益的地步，周期性地引发农民起义和革命，中国历史最后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因此工农专政无法兼容精英主义民主，民主协商体制只能对非对抗性的矛盾进行协调，而今天中国精英主义者已经明确表示了要把精英主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热望，从反面印证了工农专政的正当性，也决定了工农专政必定具有矫正和抑制精英主义极端化的任务。

与“工农专政”刚刚好相反，专制和暴政都是精英阶层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漠视和敌视他人的正当利益，特别是敌视弱势阶层生存利益的结果。

工农专政的确会让人感到难受，这是因为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的结果，也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不能自动一致的结果；专制是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特别是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关照。专政的结果是李泽厚在20多年里只能拿69元人民币的月工资，而专制则是在农民已经感到绝望的时代（开始自杀），农民负担还在加重。

专政政治基于平民主义，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专制政治在于精英阶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是精英主义极端化的结果。两者都是通过政治权力推行，都会让某个阶层的人感到不舒服，一般而言，在专政体制下感到不能称心如意的是精英阶层，而在专制制度下感到日子难过的除了弱势阶层之外，还有根据精英生成规则有条件候补的边缘精英。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词是资产阶级“民主”，平民主义专政的对词是精英主义民主，专制的对词是开明或者是多元。

西方的精英主义民主制度，目前确实没有导致精英主义极端化，但是其独特的社会基础是精英阶层已经在现有最高技术水平上，实现了本阶层的富裕发达，同时却不需要排斥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而中国现实中精英主义总是极端化，也并不是中国精英阶层特别愚蠢和贪婪，而是中国精英阶层还远没有达到现有技术水平上的最高富裕程度，对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就已经无法予以兼顾了。民主制度是社会矛盾呈现非对抗性质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制度从根本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换言之，是社会富裕和矛盾缓和，才使得民主制度和放任精英主义的社会体制变得具有可行性，而不是民主带来富裕。

四、今天中国实行“以德治国”的难题

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在精英主义化的路上还能够走多远，而是精英阶层为了社会稳定和长远利益必须向弱势阶层作出让步，一切有利于精英主义制度化的民主、法治等因素，不是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而是不能据以继续推进精英主义极端化。今天的首要社会问题确实精英阶层必须止步或者回头的问题，是实现社会整合和“中庸”的问题。今天中国精英主义确实已经极端化，几乎所有的制度、法律和政策，都是在精英阶层的带头破坏之下归于无效。

中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陈岱孙老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个人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并不是完全不相互协调，今天中国精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连资本主义也搞不成的，毕竟社会已经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早已不是个人英雄唱“独角戏”的时代。中国精英主义者在宣扬个人主义方面的走极端，代表的是坚决要在中国把精英主义进行到底的意志力量，体现的是要实现精英阶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强烈愿望；表现的是在人均资源不足的中国社会现实中，走向精英阶层独自现代化的欲望和决不妥协的态度。这些都是中国精英主义极端化的表征，是孔子所说的“小人之反中庸，小人之无忌惮也”（《中庸》），同时也精确验证了毛泽东曾经用十二万分轻蔑、十二万分鄙视提到的论断“他们为着自己的本性跳出来，非跳出来不可。”

最具特色的是中国大陆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学术精英群体，往往是“伤痕学术”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多数都是在用本土的“伤痕学术”来强化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从而在主张精英主义极端化上，走到当今世界的最前沿。“伤痕学术”就是以道德批判为武器，对整体利益和共同目标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和质疑，不仅从根本上颠覆道德的根基，而且也根本否定为共同利益进行管理之必要，看起来他们好象要主张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又突然急转弯折向新权威主义，需要国家政权力量来维护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他们自己也乐于以激进态度反对的、由于精英主义极端化带来的专制和暴政）共同深刻质疑的精英主义制度。与此相对应，“伤痕学术”所能够援引的（假定）具有道德高度的案例，永远以少数人的感受和个别事例为依据，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群众性基础和典型意义，他们那种寻章摘句的做法，完全可以和稗官野史、传奇志怪小说家们比美，所以他们也永远需要渲染、夸张等文学手法，他们需要拒绝的其实正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论证过程，他们需要的是艺术感染力，这其实也正好体现了“伤痕学术”的起源于“伤痕文学”的历史渊源，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拿着文学干革命”的成果。

1、  法治和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精英主义者抨击和拒绝“日常监督”的方便借口

法律只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手段，是对极度偏离正常轨道的危害社会行为，进行一种事后的纠偏。法律强制不仅不能及时处理，而且其社会成本往往也非常高，法律监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替代日常监督的，中国精英主义者鼓吹“法律万能”，或者把“依法治国”过分抬高到“一切依靠法律，一切等待法律”的地步，实际上就是主张取消对精英阶层和权力的日常监督。这正是最近20年来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和媒体舆论的基调，也为政府机构急剧膨胀、企业负担沉重和农民生存艰难的社会现实所证实。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感叹：政府机构中“人、车、会”的急速膨胀是对财政收支平衡的最大威胁，据说他当部长时还曾经一度自己骑自行车上班。

民主一样不能提供日常监督，这不仅体现在选民无法精擅日益专业化的管理事务，而且由于专业领域差别、信息获取困难，也往往无法识别施政措施的优劣，因此普通选民的投票分布呈现概率平均特征，普通选民的表现实际上只是一种消极表现，不可能决定选举结果，而只是提供一个基数选票。而几年一次的选举，也不一定能够充分体现被选举人的施政才能和能力，而且在实际执政过程中，当选人的意志和意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不受阻碍地得到体现也成为一个大问题。非常明显的是民主和海选是一种在精英阶层内部的政治利益分赃，它在本质上机会只向精英阶层开放，而且这种体制既然已经在信息和专业知识方面决定性地排除了普通选民的发言权，所以政治权力带来的社会利益调整就一定会自然地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因为最后掌握和左右社会舆论的权力在他们手里，而且也只有他们这些特殊的集团有能力在政治这样的宏观层面需要和接受利益倾斜，最后如果候选人得罪了利益集团，受到他们的反对，就不可能当选，基于政治利益，候选人不可能最后选择大众而只可能选择强势利益集团。最后实际上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多数的普通消极选民，而是少数积极选民（“金喇叭”的拥有者）他们能够在平均概率之上加上一个倾斜，这个倾斜就决定了最后的选举结果。所以如果民主政治能够体现一定的公意的话，那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势均力敌，都同时失去了左右选举的能力。所以民主不仅仅是精英的政治机会，而且一定是精英主义的政治制度。换言之，如果当年老蒋实现民主的话，“保甲连坐”一定能够在精英阶层把持议会获得高票通过。如果今天中国实行民主海选，增加农民负担的法案也一定会在议会通过，农民连执行不下去“负担率不超过5%”的中央文件可能都指望不上。

看一下中国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精英主义者的表现是非常有意思的，著名的精英主义者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说根据“黄宗羲定律”，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是要让“地方上当官的”把增加农民负担的借口用光，使他们没有继续增加农民负担的借口，而在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因为合并砍掉了许多名目，就是又给地方官提供新的借口，必定导致新的负担增加。根据秦晖教授的高论，如果是废除了语言文字，当官的就肯定不会横征暴敛了，“无官不贪”不是因为官僚精英阶层的个人私欲膨胀，不需要去主动寻求有效的遏制方法，这是多么奇妙的逻辑！鲁迅先生发现的“乏走狗”是“见到所有的阔人都驯良，见到所有的穷人就狂吠”，中国精英主义者一贯宣称：精英们犯错误都与他们自身无关，而是外在原因造成的，是制度不合理，是借口没有用完，甚至要由“中国传统文化”来负责，或者是由死去多年的毛泽东出来负责；穷人没有饭吃，那一定是因为自己素质低下，或者是观念落后，总而言之是自身缺乏竞争力，是个人原因造成的、是活该，或者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活该。秦晖教授正是精英主义者中也是自称“自由主义者”那一个群体的佼佼者，也是穷年累月忙于宣称中国的出路在于民主的那些人中最著名的人物的中坚之一，然而在“911战争”期间，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大腕都跳出来在同一个共识上签名，这份共识的核心内容是要把另外一些人的嘴巴贴上封条，连自由民主的幌子也不要了。

精英主义者对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显然还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别还很大；然而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已经极为困难，农民已经有因为生活无望而自杀的。中国精英阶层并没有因此而刹车回头的意思，这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和露骨，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在中国进行精英主义制度化改造，并且建立起精英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用周期性由民众投票追认的权力合法性，来保障中国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在这样的基础上促进精英阶层独自实现现代化---在现代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生活水平上生活。

2、“以德治国”的困难是精英阶层如何适当给本阶层的利益份额定位

“以德治国”的难题不在于弱势阶层，而在于精英阶层不愿意，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有优势地位的，而且现阶段优势还没有充分实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还有空间。

对于道德和信念的确立，宣传和说教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是极为可疑的。关键在于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注是共同进行的，其中的关键之关键是精英阶层的自我约束。在毛泽东时代号召人们学雷峰的运动在实际中有多大的作用难以确知，但是普通民众对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还是服气的，关键在于如果各级党员干部不使用政治权力谋取独特的官僚阶层特权，那么什么样的特权都不可能落实，这在实际中无疑会造就一个全民努力为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奋斗的良好态势。

如果说向秀丽、雷峰这样的典型不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意义的话，那么公众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之久，在笔者开始记事的1970年代，如果说某人是“九头鸟”的话这足以引起一场纠纷，因为当时人们普遍把勤劳、诚实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美德；而今天人们常常夸耀的是谁的路子野，谁的手腕强、招法高，没有人记得整体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界限在哪里，湖北的几个大的媒体常常以“九头鸟”来正面宣传湖北人特征，北京平安大街还有以“九头鸟”命名的酒店，世情变化如此，要在今天的社会消灭贪官、清除黑黄赌毒不也是太难了吗？“利益第一”难道不是作为西方先进思想来宣传的吗？特别是人们在生存条件还不太好的中国社会，要人们兼顾利益之外的东西本来就难度不小，这也许确实需要矫枉过正和小心护持才行。

今天在精英主义超英赶美热望兴致正浓的时候，来谈论“以德治国”，早就被一些精英主义者抨击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封建主义还魂，是传统流毒没有肃清。问题在于精英主义的出路在哪里呢？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只要是能够实现1980年代初台湾那样的富裕程度，那么也许精英主义也许在中国大陆也许还不会过分地走极端，这至少需要说清楚中国接近13亿人口人均5吨标准煤从哪里来。因为中国不仅本土资源不足，而且资源负担对外转嫁恐怕也难以实现，毕竟是中国被动接受国际分工，最近20年的发展事实是：中国不仅不能向外转嫁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而且还被发达国家转嫁负担。中国工业在最近20年已经呈现明显的边缘化强烈趋势，这样的工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资源提取部门，完全不能承担社会发展和进步（包括城市化）的目标，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最近二十年工业边缘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在19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到的一个被人称为“克鲁格曼命题”的东西已经指出：东亚的成长是以高投资支撑的，因而也是无法持续的。难道这不是西方国家在转嫁资源负担的同时却抽走边缘化工业的正常利润的必然结果吗？难道中国工业发展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不是工业提取社会资源同时却缺乏自我积累能力的适应性表现吗？在最近的20年里，发达国家占世界GNP份额由60%急剧上升到80%，这里面难道没有中国以近乎无限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出口加工产业，促使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原因吗？中国沿海的打工一族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难道不是中国那些边缘化的工业部门无法支付工人维护基本家计的费用所致吗？

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精英阶层主张的全球化能够带来的副产品吗？就算是一小部分得以成为全球富裕发达阶层的一部分，难道他们足以支撑中国大厦的稳定吗？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已经揭示出：中国中层以上的阶层过于狭小，掌握的社会资源又过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不利于社会稳定，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较不平均，贫富差距巨大”，底层社会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日益下降。1990年代后期，根据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577（同期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38-0.39）。而且在中国越是富裕的阶层承担的纳税义务越轻，穷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倒是越重，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还不到10%。同时社会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保障没有充分保证，这是与公务员一再大幅提高薪水同时存在的。现实是非常清楚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得调整措施也不能说是没有，但是精英阶层本身没有足够的意愿来执行贯彻，更不用谈遵守了，这种现象正如一位北京大学光美管理学院的青年才俊所做的比喻“由于饭不够吃，往饭里吐口水，这样别人都不吃了，对一个人饭就够了”，中国精英阶层协商一致地往政策、法律和制度里“吐口水”的现象，实在称得上是“人心齐、泰山移”，大约只经过了十来年的努力，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

现象是共同的，但是解读非常不同，中国中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成为多数，这恐怕不是如精英主义者所宣称：仅仅是制度和政策的结果，与中国人地关系没有关系。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以中国的资源状况，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底层地位，考虑到中国不可能形成“主导世界消费主义技术潮流”和“追求垄断利润”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边界在哪里？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上，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占人口多数吗？共同富裕能够实现吗？如果把底层民众的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中产阶级还能实现什么样的富裕和发达呢？在这样的对比基础之上，是中国精英阶层降低“中产阶级的消费预期”，主动实现与底层民众的利益协调，还是由底层民众继续为提高“效率”付出代价？这个问题是“以德治国”的核心，而且看起来也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协调性，能够轻而易举地由制度和法律实现长期稳定的安排。老问题不再是什么知识精英所指称轻飘飘的“社会公平”，而是要在精英阶层“独自现代化”欲望和“社会稳定”之间加以取舍和平衡，是民众能否安居乐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是精英阶层的优势利益能否长期稳定地实现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一种偏颇是以为通过简单的道德说教，就就能够取得重大作用的肤浅看法，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把“整体协调”作为“社会教化”的基础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社会教化才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中庸”实际上就是要求精英阶层具有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而不是反过来要求弱势阶层无限制地让步和忍耐，后一种看法实现上是宋明礼教的流亚，是被五四时期诸人抨击为“吃人的礼教”的东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网络上竟然有许多热心者对宗教特别“感冒”，宗教不是没有社会作用，但是不可能能够真正起到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矛盾的缓和需要的是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以德治国”，需要精英阶层对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作出让步，真诚地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也许有必要提醒那些热心者：在中国历史上“五斗米道”“白莲教”和“拜上帝教”起到的作用，与精英们头脑里指望的恰恰完全相反。即使在西方，基督教开始也是被压迫的少数人的精神武器，只是在公元4世纪初的“米兰敕令”之后，才逐步演变为为主流社会服务的。至少是在社会矛盾激化时期，对宗教的作用的估量不可盲目，宗教常常成为缺乏系统文化知识的底层社会的信仰和思想革命的动员武器，几乎世界各大宗教都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思想就是：人人平等，社会等级是不正当和邪恶的，人欺压人是违反教规的。请务必记住：“等贵贱、均贫富”常常都是底层民众发动革命的口号和目标，几乎没有一个宗教的主要教义不支持这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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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