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华文化的故事演绎

作者：老田

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根据一定的主题思想来展开的，东方和西方都一样，不过在主题思想上分歧比较大而已。西方近世的文学作品，许多是为了实现个人欲望不想受到任何制约和克制而展开，基本上可以说是为自由而艺术。

中国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许多文学作品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和解决共同的难题个人利益必须退后而作，在西方个人利益相互分割的常态下，这种写作被说成是“为政治（为少数统治者）而艺术”。毛泽东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工农兵服务”，教育也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虽然西方人有理由觉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异端，但是对中国人而言，这在久远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并不特别具有开创性，唐代的韩愈就已经主张“文以载道”，而“代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其历史也一样久远。这实际上体现了突出共同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中心地位，与要求个人“克己复礼”的中华文化源流一脉相承。不过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倒是愿意抄袭西方人的观点，特别乐意把它说成是文化专制和政治高压。

不管怎么说，《红楼梦》也是主题先行的“文化专制”的成果，也是“为天地立心”的艺术。而且作者还毫不遮掩地首先把主题思想明确表述出来，惟恐人们不知道他的苦心。

一、《红楼梦》所演绎的主题思想

从根本上讲，《红楼梦》很好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悲观底调，阐述了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幸福的“专制理念”，断言没有人与人的真诚关怀，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把握自我的命运和未来，即哪怕你聪明绝顶、机关算尽也是枉然。

正如民间谚语所言“《红楼梦》中无坏人”，《红楼梦》不是那种忠奸分明、善恶对比明显的浅薄的警世之作，也基本上走出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俗套。惟其如此，《红楼梦》也能够非常理想地承接中华文化的深刻信息，演绎事关全人类命运和未来的睿智思想。

据笔者体认，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其悲观底调是中国哲人在思考道德自觉丧失、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分化之后，认定此后实现社会整合困难因此社会也不免于争端频仍，所以在社会上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应地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最终由于没有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人们也将无法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和合理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人口中弱势阶层的命运就更加值得关注和同情。正是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弱势阶层利益实现上的忧虑，决定了中华文化的悲观底调和缺乏所谓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而这样的难题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解决方案，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局部利益和全体利益的不同，仍然空前严重地困扰着今天的人们。

对整体利益弃置不问，对全人类的长远利益漠不关心，放任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才是真正的“致命的自负”。如果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实，结合今天的武器进步，这种致命的自负的恶果在今天，已经足以破坏人类的种群延续过程和毁灭全人类。这很容易让人回想到爱恩斯坦的著名预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会用什么武器，但是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一定是用棍子”。

无论实现整体利益有多么困难，也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论克制个人主义多么难以实现，我们也不能不尽力克制。因为没有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个人的根本利益也无从落实。“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谁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个人的智慧与努力，无论多么杰出，都无法抵消周围许多人的不合作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怀，人世间就再也没有福地洞天，甚至连在平和安乐中得尽天年都很困难。

二、为什么是用亲情爱情故事进行演绎

从理论上讲，父母亲情、亲戚朋友和夫妇之间，是最能够体现人与人的真诚情感和利益一致，最能够体现不算计和最少出现利益分化的人世间的最后一块净土。

《红楼梦》所选择的场景就是集中在亲情爱情上，然而仅仅就是相互不合作和相互漠视对方的切身利益，其结果就已经产生个人命运无所归依的无助，事态的演变就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意料。因此父子亲情、夫妇之爱和功名利禄，对个人的人生而言都是那么空洞无助，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富贵的作用有限（在解决了衣食住行之后还有什么意义？），帝乡不可期，神仙一样是极其虚妄的，而且是最后一种虚妄。

《红楼梦》没有大奸大恶之徒，也没有大慈大悲的菩萨转世，一切都是淡淡的、从容的和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和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上演人生无常的剧情。这里没有坏人应该受到天理报应，也没有好人受到人们的格外崇敬，其中的坏事你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要去做一做，其中的好事也难免可能实践几回，《红楼梦》中人物的命运，也因此好象与现实中个人命运，发生格外密切的关系。

三、非难所谓爱情故事

1、  爱情是如何产生的？

爱情是适应市场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是两性关系中的消费主义。

正是由于市场社会的竞争性，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揭开，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关系，又存在着天然的相互排斥和互为消长的关系，人走入社会犹如走进不可预知的丛林，心理的家园产生恒久失落。爱情的一切一切言语和规律，都寄托的是人们对真诚关怀的最后企望，所以弗洛姆宣称：“迄今为止，爱是人生目的最好的解释”。

台湾的琼瑶对此应有比较深的领悟，所以针对人们特别是少男少女的愿望，生产了许多爱情故事书去赚他们的银子还有眼泪。正是这样一种需求的存在，刺激了一种爱情故事产业。台湾的白先勇先生评论说：“可以考虑编一个电脑程序来自动地生产琼瑶那样的作品”。

迄今为止，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或者是西化的中国人，还固执地认定《红楼梦》是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以此而论，曹雪芹和琼瑶不仅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根据白先勇的说法进行类推，《红楼梦》也可以用电脑来复制和再生。

2、  爱情是如何破产的？

爱情一般总是以甜言蜜语进行，还加上鲜花礼物和约会。总之程式化的爱情以消费主义开始，最后也在消费主义上破产。

固然无私的爱情是寄托了人们心底的最大最真诚的愿望，然而程式化的爱情语言，则是更加接近于消费主义。可以认定，自从有了甜言蜜语，自从有了海誓山盟，婚姻就失去了稳定性和可靠性。自从中国人开始模仿西方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大陆的离婚率就急剧上升。在小姐们喜欢甜言蜜语和鲜花礼物的时候，先生们也开始喜欢沾花惹草，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消费主义起作用的结果，都是把欲望放在理智之先的结果。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规律，在鲜花销量大的地方，离婚率必然就高；反之在大陆农村鲜花没有市场，离婚率也相应地低得多。

正是由于消费主义入侵爱情，爱情本身也成为一种市场需要，最终无法完成人们所寄予的真诚愿望。因此不完美的爱情才更有吸引力，而进行到底的爱情终于不免于消费主义的破坏。《红楼梦》对林贾的结局处理，无疑增加了故事的魅力。而进行到底的爱情故事，即便有儿孙满堂的结局，也往往难免“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的遗憾。

《红楼梦》中一大群才貌双全的美女终于不免于悲剧命运，也许有西方那种“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套路，从而也难免产生同样的艺术效果。

3、  《红楼梦》为何成了绝响？

《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的特色，在人物刻画上的成功，决不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但是《红楼梦》在文化传承上的成功，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深刻和丰富内涵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可能经受住时间和大众的苛刻检验的，正如孔子所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总之，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是有可能重生的，不断地有人大言要写出《红楼梦》第二（如王朔），至少就文学作品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西方丛林法则为中国文化精英所乐于信奉的今天，在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成为所谓先进意识形态代表的时代，要在文化上承接如此深刻的信息，则根本没有可能。而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理解，则停留在一本并不太好的爱情小说的层次上，更遑及其他。除非在几个世纪之后，人们终于体认到需要协调相处的重要性，并在实际中实行之，换言之就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有《红楼梦》的后继之作。

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上百年，恐怕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极力攘斥成为时髦的今天，人们究竟从中领会了什么样的历史意味呢？“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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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