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下）

龚忠武

　　  

　　　　　　　　　　　　　目录

　　　　　　　　　　　　　一、序言

　　　　　　　　　　　　　二、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

　　　　　　　　　　　　　三、自然地理和生态因素

　　　　　　　　　　　　　四、涡漩运动的向心力：逐鹿中原与民族的大融合

　　　　　　　　　　　　　五、涡漩运动的离心力：天灾人祸

　　　　　　　　　　　　　六、物质地理因素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七、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

　　　　　　　　　　　　　八、帝王之学：河洛文化的智慧

　　　　　　　　　　　　　九、结论：河洛文化的中衰

　　  六、物质地理因素与人文精神因素的关系

　　  

　　上面讲了涡旋运动向心力来自物质方面的能量，下面将阐述来自精神方面的能量，也可以说前者是硬力量，后者是软力量。所谓精神因素，具体而言，就是体现河洛地区华夏始祖心智活动的精神和智慧。

　　这里所谓的物质和精神是广义的二分法，物质是泛指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存在，精神则泛指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意识，包括民族性和文化思想，例如哲学、科学、宗教、道德等的心智活动，总称之为精神。

　　关于物质和精神两者的密切关系，或就今天的主题而言，即指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同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已经有大量权威论述。例如中国古代的《礼记•王制》、《管子•水地篇》、《国语》、《汉书•地理志》等都认识到地理环境对民情风俗、教化人心、思想政制等的决定性影响，很有地理决定论的味道。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 BC）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7BC）更是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甚至人性的决定性影响。西方科学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384-322 BC） 提出创立环境地理学，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

　　到了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在他著名的《法意》中突出气候和滨海性作为人性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并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英国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根据地理唯物论指出，气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1844－1904），也把人看作是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是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直接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支配人类的迁徙和分布。

　　但是同我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还是德国的理性主义大师黑格尔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因为他从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论述了大海对海洋民族的性格及其活动的决定性影响：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限、浩瀚无际和浩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时，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促使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稳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捉摸不定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前进，凌波而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

　　这种超越土地的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35）

　　我认为这是黑格尔对海洋与海洋文明及海洋民族性的经典论述，其中至少可以概括为这几个要点：一是富于想像；二是重商逐利；三是具有掠夺侵略的本性；四是好奇冒险；五是征服自然大海。黑格尔认为这是被「束缚在土壤上」的大河文明如中国所不具有的民族性格。这是就海洋文明和海洋民族的一般性而言，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就海洋文明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定海洋民族希腊来看。黑格尔对希腊的海洋地理配置及其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精辟深刻的分析：

　　希腊半岛这片土地以千变万化的形式，伸入海中--岛屿星罗棋布，大陆部分也形成隔离状态。伯罗奔尼撒半岛仅靠一个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整个希腊被海湾切割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总的地貌特徵是，这块国土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同时又通过大海连在一起。在这里，看不到高山、大峡谷、大溪流；没有大河，没有大平原；山川将地表多样化，以致无法形成清一色的地貌。在这里看不到像在东方那样的雄浑的自然景观：没有恒河、印度河等（译者按：黑格尔忘掉了黄河）那样的大河，生活在这种大河平原上的民族，单调贫乏，不思变革，因为其地貌永远不变。相反地，地貌极尽变化、分割独立，倒是同希腊民族的多变生活和希腊精神的多姿多采性相一致。（36）

　　黑格尔的分析得到世界文明史大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印证，他说：

　　从地图上看，希腊像一只巨大的干枯的手，其弯弯曲曲的手指伸入地中海中。.....你看见无数锯齿形的海岸和隆起的陆地；到处都是港湾和入侵的海水；大地嵌入高山和丘陵之中。大海和陆地的天然障碍将希腊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各不相属孤立地块；彼此之间的来往交通，不知要比今天困难危险多少倍；因此，每个流域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制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37）

　　从上述黑格尔和杜兰特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关于希腊海洋民族性的特点，一是希腊民族注重个性，二是分散多样的城邦政治。这与大河文明注重群体和大一统的中国民族性，实成强烈鲜明的对比。

　　进一步来说，希腊海洋文明所依据的地中海，面积广达二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而且海中有海，有以其为中心的爱琴海，还有亚得利亚海、爱奥尼亚海、蒂勒尼安海等。还有难以计数的的大大小小的港湾、岛屿，散布其中。反观中国的大陆文明所依据的也是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华北大平原；同样地，也有无数的小平原、盆地、谷地散布其间。这就为中国的大陆文明和希腊的海洋文明，提供了广袤无比的发展空间（地中海文明的接替空间是大西洋，黄土大陆文明的接替空间是江南和西部，然后交汇于太平洋，但那是後话了）。东西两大文明在生存空间上真是旗鼓相当，不遑多让！这是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狭隘空间怎么也无法比拟的！就是局促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也是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的。这也显示，大河文明的河洛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希腊文明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潜力了！

　　一个形象生动的史例就是，中国的圣人孔子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道，而希腊的哲人柏拉图在辽阔的地中海上，周游列岛，宣扬他的理道，一东一西，相互辉映！

　　但是必须强调，纵然地理环境对精神文明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然而绝不能忽视精神的主观能动性、独立性和改变物质的强大的反作用力。这点连强调绝对精神的黑格尔都是不得不承认的，例如他说：

　　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Ionia）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决不能单靠这个明媚的天空就能产生荷马。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38）

　　事实确实如此。否则就无法说明美洲的印地安文明何以落後挨打乃至灭族了。南北美洲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印地安人在那里住了两、三万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伟大的人类文明。这充分证明地理决定论的说明力是有其严重局限性的，所以人文的因素不论怎么重视，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突出海洋同希腊文明的关系，目的是要强调古希腊人如何以自己的精神和智慧回应海洋的挑战，再就是要预示中国文明在未来的世纪里主要的挑战仍然将来自源于希腊海洋文明的西方文明。

　　

　　 七、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

　　

　　上面讲了构成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物质因素，现在再谈一下构成涡漩运动向心力的广义的精神因素，包括基本价值、终极关怀、基本态度的精神，以及包括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智慧。

　　我认为, 古代河洛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一直到先秦的诸子百家，不论是多么的博大深厚、玄奥精妙，其内涵大致可以用这二十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正德厚生、血缘亲情、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物力有穷」。「以人为本、正德厚生、血缘亲情」基本上界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即华夏文化的终极关怀和出发点；「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物力有穷」基本上界定了人与物即自然界的关系。这是华夏文化思维的目的、方向和路径。如果还要再进一步化约的话，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即「人学」，可以尽华夏文化之底蕴、精粹；简言之，中华文化自古至今都围绕着「人」，而不是像西方文明围绕着「物」或印度和中东围绕着「神」，来做文章，来体现其基本精神和深奥智慧。

　　让我们首先来简要地谈一下河洛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务实避虚。我们河洛的先民是一个从农业生产实践中领悟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会不劳而获」的务实道理的勤劳民族。久而久之，内化而为一种民族性，就是非常实际，非常重实践、重经验；就是在办事思考时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不存空想，唯经验是尚。例如，就拿「实」这个字来说，就有「诚实、真实、务实、老实、厚实；实在、实用、实干、实践；实学、实事求是、名实相符」等习惯用语和语意。於此可见，我们是一个多么重视「实」的民族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这有什么用」，已经到了不自觉的顺口溜的地步了，可见「用」这个字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了。其反面的「虚」、「玄」、「空」等，一般都是负面的，含有消极的贬义。虽然这些具有导向性的观念都是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期後的用法，但其最早的根源则来自河洛先民的务实避虚的精神。

　　其最早的、权威的经典陈述来自《易•系辞传下》，其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象天、法地、观鸟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表明先民实事求是，知识的获得和积累主要来自感官所获得的感性经验；否则就不可象，不可法。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及其科学精神作出的最简明、最客观的表述和概括。这种务实的经验科学精神，传承不绝，成为华夏民族对待万事万物、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性向。

　　例如孔子就有两句经典性的名言最能体现这种务实态度，一句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两句话本来是相当理性的，是实事求是的，是完全符合唯物科学精神的，然而却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反面，产生了意料不到的严重副作用；就是由于出自圣人之口，基本上关闭了后世中国人通向务虚的「未知的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的大门；务虚的未知世界涉及纯理性的科学知识，超自然的世界涉及形而上的宗教，这却正是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心专注的世界。例如古代中国人将科学工艺一般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例如中国人的宗教情怀一向淡泊，不热衷于追求基督教式的永恒「天国」，而热衷于追求「人国」的不朽，这样就萌生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终极关怀。这是中国人的宗教也即人教情怀的务实精神的最高体现。（39）

　　既然讲到科学的认知问题，那就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这种务实精神是如何体现于河洛先民对自然和人世的哲学思考和科学探索。刚才所引的话来自对《易经》中卦爻的诠释的系辞。什么是《易经》？什么是八卦？一般都认为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的源头活水。（40）然而易经、八卦，最早就是产生於河洛地带，更具体地说，就是产生於今天巩义市的南河渡乡。

　　八卦又源自太极图，所以首先要了解一下太极图是如何产生的。据传说，距今六、七千年前，伏羲巡河时来到南河渡乡的黄河和洛水的汇流处。时值夏秋之交，黄河和洛水水势甚盛，激流交汇，形成一个个大漩涡，一浊一清，从远方观望，犹如两条黑（浊水）白（清水）色大鱼相抱，在河中戏水，回转盘旋，正是生动的太极图原形。伏羲亲眼看到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触发灵感，画出了太极图。这本来是个传说，但是1992年5月河南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宣布，他在这里作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的确亲眼看见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的黄河大漩涡，从而确认「太极图」是伏羲根据黄河、洛水二水汇流形成的旋涡自然现象绘成的。（41）

　　这是个实地调查的新发现，是个新说，否定了宋以後流行的说法，就是「太极图」是宋代的陈搏所绘所传，朱熹选派弟子到民间寻访得之，刊於所著《周易本义》篇首而流传至今。于长君的这一发现把「太极图」产生的时间向前推了几千年，并揭开了中华文化智慧源泉形成之谜。（42）

　　我这次在会议期间有幸参加主办单位组织的参观团，站在南河渡乡的神都山上，也亲眼看到了河洛二水交汇的神奇景观，的确像二鱼环抱，远看就是一幅自然天成的太极图。由于亲眼目睹，不得不相信于长君的调研结果。不过，由于河洛二水的河床经过数千年的淤积，自然要比六七千年前狭窄很多；加上又不是盛水季节，气势当然无法同伏羲时代相比。但能够亲眼看到这幅壮观的天然「太极图」，真是不虚此次寻根问祖之行。顺便附带提一下，本文提出的「涡漩说」的概念，同于长君提出的和我也亲眼看到的黄河涡漩现象，是个巧合，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黄河上竟然会有这种神奇的涡漩现象。

　　这是讲的「太极图」产生的情况。至于八卦的产生，根据古老的神话传说，伏羲在古洛口村东的一块台地上，面向洛汭，这时正是汛期，狂风大作，浊浪排空，忽然看見黄河、洛水上「龙马负图，神龟背书」的奇特情景，于是兴起灵感，效法龙马背上的图形，神龟背上的文字，绘出八卦。（43）图是指《河图》，《书》是指《洛书》。这世上怎么会有龙马、神龟？当然是编造出来的神话，是不可信的。但是，《周易•系辞》告诉我们，连一向不轻信「怪力乱神」的孔圣人竟然也会说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样的话，还发出「河不出图」的慨叹，这就是说他对此传说信以为真。可见，这个神话在古代是具有高度象徵性的意义的。

　　当代的学者对《河图》、《洛书》进行了严格的科学研究。结果产生了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伏羲面对洛河，背依连山，画出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完成了「易 」的最初构想，这是最原始的《易》，传至夏代定名为《连山易》。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客观，但似乎仍然脱胎于神话。

　　第二种是韩永贤的说法。他认为《河图》、《洛书》是原始社会北方中原狩猎时期无文字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方位图），用气候图和罗盘指导游牧生产。伏羲可能据此创造了八卦符号（《洛书》罗盘方位用八卦记号代替八个方向）。由此表明，当时不仅有了数的概念，而且也有了天文学、气象学、透视、几何学、算术等的科学知识的萌芽。这些都是当时的牧民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结晶，但不幸被用巫筮文化包装，而使其科学的合理因素隐而不彰。（44）

　　第三种说法是，《河图》、《洛书》是先民用原始记数形式排列而成用于占卜的图式，刻在龙形的石器和龟板上，後来湮没于地下。伏羲时代，由于河洛泛滥，河水冲刷覆盖其上的泥土，现出刻石和龟板，《河图》、《洛书》由此诞生。伏羲据以画成八卦。因此，可以说《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出土的两件文物，可能是早于伏羲时代的先民用来占卜的。（45）

　　最后一种说法是，《河图》不是龙马负图天赐的神秘之物，而是实有之物，是羲皇师法天地自然相继感悟的一种载体文化。在渔猎时代，伏羲氏在洛阳地段（新安、孟津）的黄河中发现太极石和太阳石，受到启发，发明了《河图》、《太极图》，进而效法天地自然，发明了八卦和阴阳鱼太极图。这种太阳石奇石，由于很像太阳，因而得名。石上太阳图案圆而色异，且大小多少不等，千形而百象。最奇者为其上之文似今汉字。此种石头为河洛地段之黄河滩上特产，传说中的龙马负图的故道就在孟津的古负图寺遗址。太阳奇石的出现可能在伏羲以前，只是到了伏羲时代，才由伏羲推演为河图，并根据它画出了八卦。黄帝、尧、舜等几代圣人，都在河洛地区发现过这种太阳奇石。（46）

　　但是到了孔子时代，不知道为什么奇石忽然消失了，以致孔子慨叹「河不出图」。所以阴阳鱼太极图的真相被埋没了数千年。

　　以上四种说法都论之有据，言之成理，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它们虽然说法不同，但都表明河洛先民是在「跟着感觉走」，就是以感官得到的经验为依据，进行极为简单的枚举归纳推理，从而得出结论。例如历来被尊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视为人类高度智慧、被诸子百家视为思想源泉的《周易》，就是通过感官，「观物取象」，以有象征意义的象数，或概括或分析或归纳或演绎，再「法天取意」，推断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及社会人类的吉凶祸福。具体而言，大至治理国家、抗御自然，小至家庭婚媾、行为修养、人际关系、养生之道等，《周易》都有具体的卦爻对应概括总结，以启示人们的行为，趋吉避凶。

　　总之，这个被古代中国人视为圣经的《周易》的产生，不是神启的，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务实的经验科学――不是演绎的抽象理论科学――的思想指导下，经过许多圣哲的提炼总结逐渐形成的。（47）伏羲也许开了个关键的头，他正是这个时代被神化了的、具有科技专家素质的部落首领。

　　第二、自强不息。《易经》要旨，不外讲变、顺变、应变。君子法天，如日月星辰，运转不息；君子法地，如江河溪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君子要刚健有为，不断进取；要面对横逆，不屈不挠，奋发图强。这是华夏民族之所以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最深厚的精神力量。

　　诚如哲学家张岱年指出的，中国的民族精神凝汇于《周易》统摄64卦之首的的乾坤两卦所体现的刚毅厚重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他的看法是深刻敏锐的，是完全符合华夏历史事实的；一部24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伟大史诗！例如大禹治水，与天顽强斗争，终於战胜洪水，被後人推崇为圣王。这里衍生了一个忧患意识，从忧患中悟出自强不息的道理。例如周文王被殷纣所囚，身处横逆，心中怀着极大的忧苦，所以《周易•系辞传》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但文王仍然本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创作《周易》，在牢狱中为64卦撰作卦辞。同样地，周公也是在避管蔡中伤，退处鲁邑时，怀着忧苦的心情，而作364爻的爻辞。

　　这是讲的个别的圣君贤相，士君子也不例外。儒家最重视人品，终身不停地努力进德修业。孔子标举仁德，周游列国，力图拨乱反正，匡时济世；终生尊崇周礼，晚年删订诗书，整理文化遗产，继绝学，正风气。墨子摩顶放踵，以苦行匡时救世。两人都为士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大禹、周文王、周公是政治领袖，孔子、墨子是思想领袖，都为华夏民族谱写了一部自强不息的伟大长篇史诗，从而形成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较之前述的物质伟力，有过之无不及。

　　第三、原创精神。相对于考古学文化所谓的华夏其地区文化，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成为华夏文明的领头羊，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在于於河洛先民具有的惊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伟大的原创力和想象力。恐怕较之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缔造者不遑多让吧！？

　　正是由於河洛先民具有务实的诉诸经验的科学精神，并基本上掌握了反映自然和社会基本规律的辩证思维，才能够在得天独厚的河洛盆地，创造了灿烂的华夏古文明。例如，上面曾经谈到深奥玄妙的《河图》、《洛书》产生的四种可能性，此外还有一种与神话完全无关的可能性，就是河洛地区的先民发挥原创精神，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根据《易•系辞》中的大衍（五十的代称）之数，以及《说卦传》中的内容而画出来《河图》、《洛书》的图形。什么龙马，什么神龟，都是无稽之谈。权威的《周易》中只是提及「河出图，洛出书」，只字没有说到神兽龙龟背负而出于水中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48）这又是一个关于《河图》、《洛书》的客观理性的推断。     

　　历史地看，在河洛地带曾经依次创造了斐李岗文化（七、八千年前）、仰韶文化（五、六千年前）和龙山文化（四、五千年前）。具体地而言，河洛先民先后创造发明了村落农业生活和生产方式、（49）  象形方块文字、（50）德治的礼刑国家和社会体制、《易经》辩证思维体系等。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的基本文化和文明制度的创造，也就是中国文明之所以为中国文明的标志性的独特特征。当然，这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里只是举其与我报告的主题相关的荦荦大端而已。

　　国史上具有原创精神的风流人物出于河洛地区的不计其数，华夏文明的始祖和文化英雄伟人如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大半在河洛地区建功立业。此後数千年，河洛地区或河洛文化圈直到北宋为止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学术、科技、文学、书画和佛教中心，风流人物辈出。被尊为华夏文化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工艺的始创者的十圣，儒圣孔子、道圣老子、庶圣墨子、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字圣许慎、律圣朱载堉等，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就是长期住在河洛或同河洛发生密切关系。例如传说孔圣人，从偏处中原边缘的鲁国到洛阳拜见当时担任周守藏室史官（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51）孔子周游列国，也多在中原河洛一带。于此可见河洛文化对孔圣人的向心力是多么不可抗拒了！其余国史上的风流人物那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充分显示河洛地区，地灵人杰，长期以来一直具有蓬勃的活力和非凡的原创力。难道这也是「满天星斗」说的其他地区文化可以相提并论的吗？当然楚文化出了个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屈原，是个例外。

　　 第四、博大包容：由于它有一个「广阔胸膛」般的黄淮大平原和黄土高原，由于它是天下辐辏的中心，河洛地区即使要关起门来不与外界来往也不可能。这就自然形成了它涡漩运动收放自如、博大包容、兼容并蓄的的宏伟格局了。

　　首先是部族和民族的融合。前面在谈到涡漩运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时已经略略提及，现在再详细叙述。在历史上，中原的华夏民族同四周的部族集团, 经过数千年的战争、冲突、交流，最後在中原河洛文化圈融为一体。大体而言，其间共有四次大融合，第一次是上面提到的上古时期，黄帝族、炎帝族与蚩尤族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同华夏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第四次是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沙陀、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同华夏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还有一次是明末清初，但已超出本文范围。这四次以河洛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使河洛文化或华夏文化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充分体现了河洛地区博大包容的开放精神。如果说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大熔炉，而河洛是这个熔炉的核心，毫不为过。

　　这个大雪球，大熔炉，有个很好的图腾形象就是象征中华民族的「龙」。龙，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动物，而是人造的，是远至七八千年前北方许多部族的图腾拼凑而成的，例如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52）这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最有力佐证了。

　　其次是文化思想上，更是如海纳百川，江河不让细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是在河洛地区大鸣大放的，前述文化思想的十圣均在此活动。秦汉隋唐北宋时期，河洛文化日趋成熟，走在人类各大文明的前列。详细情形留待下文〈河洛文化的三次中衰〉论述。

　　第五、敬祖崇本：中国人的宗教情怀虽然是淡薄的，孔圣人不相信怪力乱神，但是对祖先崇拜，祭拜祖宗却是非常虔诚的，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所以我在开头时说，我们中国有个祖宗教，我们都是虔诚的信徒。

　　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族的英雄崇拜，这些英雄们在生前是强者，对氏族部族有很大贡献，所以他们的子孙才认为死後他们的鬼魂仍然会像生前一样庇护福佑他们。例如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作出重大贡献，所以历代都奉之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来祭拜。后人从他们身上找到血统的认同归属，找到自尊和信心，引以为荣，引以自豪。1993年的「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是就冲着炎黄先祖召开的麽？

　　所以这个祖宗崇拜的传统习俗极其久远深厚，後来形成了《孝经》，其道德的权威较之基督教的《圣经》有过之无不及；其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实在不亚于今天西方国家的宪法。例如，《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什么是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孝是儒家道德思想体系、礼治伦理体系的根本，教化之所由生，犹在忠德之上，因为忠是大孝的延伸。于此可见，孝德之重要！

　　不但一般平民要奉行不渝，就是连至高无上的天子帝王也要奉行孝道，以孝治天下，为臣民做出榜样。舜就是以大孝子闻名乡里而被推为帝王的。所以根据孝道的血缘关系构成了家族、国家、民族最强有力的天然纽带，成为炎黄子孙和华夏民族天然的凝聚力，向心力；从而平时保证了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安定，乱世则为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成无数延续民族命脉的家族宗族细胞凝聚的核心精神力量，团结整个民族共同抗御外侮的侵略。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灾难都因此得以化险为夷，屡仆屡起，起死回生。所以，敬祖崇本对民族绵延繁衍之功，怎么形容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但是这种传统，也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在中国古代，子孙忘本不孝，就相当于教徒的叛教，是罪至不赦的大罪；所以，自古至今，中国人敢于公开不敬祖宗者，实在少见。这种传统的延伸扩大，就是不敢违背祖宗的教训，即所谓的祖训；平民要遵循祖训，天子要按照祖训治国，例如清朝的皇帝动不动就拿出祖训来训诫子孙，来阻止对体制变革的要求。

　　推而至于学术思想，孔子说他「祖述尧舜」，又说「述而不作」，就是

　　传述古代圣君贤相的善行嘉言，这可以说是尽民族之大孝。他的弟子也仿效他，将他的善行嘉言编成《论语》。准此，后世各行各业的创始者也都被尊奉为祖师爷，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谓「天地君亲师」，把老师同君父并列，当作君父一样要尽忠、尽孝。老师传道授业，其正面的作用是学术有所本，有所传承，不致中绝。但其流弊也不可胜言，就是为了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导致思想学术的因袭守旧，不思进取；如果弟子青出于蓝，背离老师的教导，另成一家之言，就可能背上背叛师门的罪名；所以，为了不背上这个罪名，扬名于当代後世，不是隐藏自己创新的观点，「我注六经」，就是假托古人，「六经注我」，诉诸古代圣贤，言必称尧舜孔孟；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端而遭封杀，甚至送掉性命。至于为了维护祖训家业，将家学视为传家之宝的秘学，只传子孙，不传外姓，更是有害于中国学术思想和科学技艺之流布和发扬光大。

　　这同古希腊的学术传统截然相反；柏拉图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亦师亦友，可以平等地相互诘难辩论；苏子甚至鼓励学生发表同自己不同的观点看法，从来没有摆过高高在上的「夫子」的架子，而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智慧的唯一权威来源。亚里士多德不但对他的老师柏拉图有所批驳，有所超越，甚至对他的祖师爷苏格拉底也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多有异议。只问真理，不讲师承名分的希腊学术传统，将轴心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推至巅峰，奠定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欧洲中世纪上千年烦琐哲学的黑暗时代，另有原因，这笔帐不能完全算到希腊三哲的头上。

　　然而反观中国，除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之外，两汉及其後的学术界，注疏盛行，很少有学者专家敢于自成一家之言；似乎所有的真理尽在四书五经老庄著作之中，全被孔孟两个圣人老庄两个智者讲完了，後人只能拾其牙惠。河洛先民自伏羲至西周初年数千来的原创精神自此消失殆尽。这也许是华夏「敬祖崇本、师道尊严」美德产生的一个意料不到的副作用吧！

　　以上是我认为构成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人文精神核心的几个基本的华夏民族精神，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还可以举出更多其他重要的精神美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帝王之学――河洛文化的智慧

　　

　　儒家非常重视道统、学统，所谓道、所谓学，都是指的帝王之学的道和学。这个道和学的统系始于尧舜禹汤，中经文武周公，终于孔子。不过，要讲帝王之学的源头，还应该上溯至伏羲、黄帝，因为是伏羲画的八卦，开启了华夏之智慧；是黄帝奠定了华夏的文德之治，然后再经尧舜禹汤文武阐发。

　　周公和孔子这两个最后的大圣人都对帝王之学作了突破性的重大贡献。周公制礼作乐，创立了成为数千年来华夏帝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基础的宗法封建制度。这里必须强调，周公创建封建制度的目的在分封血缘宗亲到各地为王，以保卫宗周中央，史称封建王国制，所以在中国史上「封建」二字是有明确含义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後，废封建改设郡县，创建真正直属中央的大帝国，史称郡县帝国制，与周代的封建王国制截然不同，与欧洲和日本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更有本质上的差异。

　　然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不加批判地通过日本学术界的译介，照搬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的发展而提出的「封建社会」的用法，来照套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法（periodization），于是衍生了削足适履的误读、误解，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命题和论断，（53） 是真正的「名不正而言不顺」。 实际上，秦废封建之後，延续下来的是宗法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然而这两个概念却被混为一谈了，把宗法当成封建，因而造成国史上理解的混乱。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首要之务是，必须实事求是，根据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欧洲或日本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研究、分析、书写中国的历史。这个学术问题，以前有人提出过，但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约定俗成」，难以改变了，就这么用吧。这个答复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现在回到正题。周公本来有资格自立为王的，但却立其兄武王之子他的侄子成王为王，自己退居辅政地位，从而确立了此后两千多年所遵循的「父死子继」的政治传统。这都是安邦定国、谋划久远的大经大法，千年大计，奠定了华夏帝国的体制性根基。

　　周公立制，孔子立学。孔子则集上述帝王嘉言善行的大成，创造性地提出「仁」的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将帝王之学的道统、学统哲学化，完成了帝王之学的宏大体系。孟子提出个「义」字，荀子强调个「礼」字，儒道内圣外王的仁性文化体系于焉完备，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骨干，而与希腊苏格拉底的理性（reason）、柏拉图的理念（idea or form）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构成的西方理性文化体系，东西相互辉映！

　　孔子以一介平民传道授业，怎么也算作是帝王之学的哲人？这是因为在

　　春秋战国之前，实际上只有一种学问，就是官学，就是帝王之学，学术为贵族所垄断；随着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贵族没落，学术虽然散落民间，百家私学兴起，但是私学并没有自己的传承，只有传承官学，讲的也是诗、书、易、礼的官学内容，关怀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例如《春秋说题辞》中说明《尚书》内容时说，「尚书者，二帝（唐尧虞舜）之迹，三王（夏商周）之义，所以推其期运，明授命之际，书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功也。」汉代刘歆对孔子晚年修订诗书一事是这样说的：「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54）所谓帝王之道，就是讲如何做好帝王的大道理。儒家如此，其余诸子百家又何尝不是这样，虽然立场不同，学说各异，但无一不是依据经书，为帝王出谋划策，建议帝王如何做到、做好修齐治平的帝王事业。所以，帝王之学就是中国学术的主流、主体和智慧的源泉。

　　这样看来，严格地说，儒学也可以说就是非官方的帝王之学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之后，儒学就相当于「国教（道）」了，更加成为帝王之学的正统了。

　　这是帝王之学的源流脉络。那么，什么是帝王之学？帝王之学就是《大学》所要讲求的学问。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所谓大人，古代就是指的帝王、君王，是相对于奴隶的小人而言的。所以大人之学，就是专门为帝王或统治者讲求如何修齐治平的大学问。

　　那么，帝王之学的大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十六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帝王之学的终极目标是要追求善，而善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和盘道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思想的旨趣所在。所以，中华文化的终极关怀是追求「至善」，不像希腊文明是在追求「至真」，印度和中东文明是在追求「至美（神的化身）」。三大文明，也即人本、物本和神本的终极关怀的导向性差异，也就导致各自分道扬镳，向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中国这个追求善的终极道德关怀，正本溯源，如上面所述，始于远古河洛的先王。为实现这个善的终极关怀，他们积淀的并构成帝王之学基本内涵的智慧，我认为主要有下列六个。

　　首先是崇德重教：《周易》被儒家公认为讲的是「内圣外王」的帝王之学。其中一再告诫帝王说，王天下者必须尽王道的爱民之天职，始足以副天子的宗教使命，这是作为帝王的首要条件和资格。《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春秋时晋国的却缺将帝王之学的精要概括为「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件大事，这成了后世帝王努力以赴的最高目标，以及史家品评帝王功业的基本标准。

　　具体而言，一个帝王的好坏，要看他能否爱民保民，能否改善人民的生活，保护和尊重人民的生命，使人民安居乐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看他能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例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炎帝尝百草为民治病，「一日而遇70毒」。又如《管子》中说，「黄帝钻燧取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大禹，为了解除水患，十三年历尽艰辛，公而忘家，终于使人民免遭洪水之灾，得以安居乐业。这证明炎帝、黄帝、大禹这些古代君王，都能够舍身爱民，为人民的福祉做出重大贡献，所以人民不忘其功德，拥戴他，赞颂他。这就是古代帝王为「正德、利民、厚生」树立的经典范例。

　　如果帝王做不到重德崇教，他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他就会失掉天下，他的朝代就会被新的朝代取而代之。就是历史上讲到的改朝换代。例如周本来是殷商帝国西部的一个方伯，一个小诸侯，为什么竟然能够在牧野决战中，以寡胜多，以弱克强，推翻殷商，取得天下？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据《尚书•诏告》和《多士》中记载，周公却归之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意思是因为商纣无德，失掉了天命而丢掉了天下。于此可见，天命是依据君王的德行来决定归属的，如若无德，天命是可以收回的。所以周公要其子孙「以德配天」，「用康保民」，就是要修德保民、爱民、安民，只有这样，才能坐稳天下。所以商初伊尹将破坏祖制、荒淫无度、凶恶残暴的君王太甲放逐三年，使其改过自新，以效法其先祖成汤的德政。这就开启了后世的道德史观，一部二十四史，不就是贯穿着这样的史观麽？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伊尹以一个辅政的身份，竟然有权力放逐君王，这同後来「臣罪当诛」的绝对皇权时代，形成多么大的反差！

　　河洛先王的这些美德，的确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儒家歌颂赞扬，奉为治道之圭臬，是完全正确的。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美德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辩证思维。自然界和和人世社会普遍存在着矛盾对立，相互转化，不断变化的现象。这个根本规律，现在看来，显而易见。但是，遥想距离今天七八千年的远古时代，人智未开，文明尚在孕育萌芽时期，如果要能直觉地甚至是自觉地认识到这个根本性的规律，那需要多麽大的智慧。但是我们河洛的先民办到了。这就好象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当时深奥难解，但是现在一个初中生都能理解。上面讲过的《河图》、《洛书》、太极、八卦，就是先民对深奥的辩证规律认知的结晶，就是《易经》的精粹。《易经》和《周易》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品，前者是伏羲至周初的作品，后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渗入了阴阳五行的观念。不过，我的报告主要是宏觀式的，观其大旨，所以就把两者混在一起来看了。

　　这方面的权威著述自古至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而且充斥各家各说。这里只想突出三个重点，一个是河洛先民对这个根本的辩证规律的表述方式，一个是表述的「实用」特点，一个是思维认知方式的「人本」特点。先说表述的方式，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中国方式，东方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八卦思维。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思维。

　　传说中的伏羲画八卦，将深奥的矛盾对立的自然规律，浓缩化约为最简单的两个概念，乾坤、阴阳，并形象化为两个并行的符号 「-」、「 --」。而双鱼环抱的太极图实际上就是个对立统一体的图形。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相当于希腊文化中的logos，其哲理是极其深奥的，然而伏羲、黄帝、周文王、周公就用这麽简单的两个符号赅括了宇宙人世的无穷变化。试想，这种深入浅出的高度想像能力，需要多么高超的智慧！这使我联想到牛顿的重力场公式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公式，它们也是如此的简单美妙，但是却统摄了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这使我又联想到象征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十字架，其表现形式只是一横一竖「 ＋」，一个十字架，何其简单美妙！这同象征中华文明的太极图和八卦的简单美妙的表现形式，何其相似乃尔！韩国人将太极图作为他们的国旗国徽，体现了东方文明的基本儒道精神，可见韩国人是有睿智的。真是应了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了！

　　再就《易经》来说吧，这么深奥的学问，只是用一个「易」字就概括了，所谓的「易」经、「易」传、「周」易等，都是附加上去的。而且，这个易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简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不易。把宇宙人事中的万事万物浓缩成一个「易」字，不可谓不简易了；变易者，就是宇宙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变动不居，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不易者，是说变中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规律法则。你看，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易」字，其中蕴藏了多么宏大、多么深奥、多么丰富的哲理！

　　其次是表述的日常实用特点；具体而言，就是姑且不论《周易》的理论是如何深奥玄妙，穷极变化，但它的基线很明确，就是指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应对进退，避凶趋吉。例如八卦衍出的64卦，384爻，无一不是假自然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来解说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例如「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讲的是富与贫的对立转化。一个人原来富足，後来却变穷了，就在于那人游手好闲，不自惕厉。例如《易•否》92爻的「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讲存亡兴衰的对立转化，倘若念念不忘灭亡的危险，居安思危，就能根植于苞桑之上，牢固地长久存在。否则，即使存在，也将走向灭亡。例如《易》上六爻辞的「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讲发展的时间为冥升，激励人们日以继夜，自强不息，发奋图强。

　　所以，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55）你看，就连「智慧和完人」的代表的孔圣人不是也把《易经》当作「人生指南」来看吗？那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左传》中可见，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吧，小至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喜庆，大至狩猎、会见、出使、出师，无不求之占卜。所以，《易经》、《周易》变成了一本人生的百科全书了。

　　再就是《周易》认知思维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特点。《周易》源于《河图》、《洛书》、八卦的「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的直观经验认知思维，带有强烈的原始神话－巫筮的感性直观思维特点。也就是说，根据自然界、人世和生物界普遍存在的对立或对列的现象，例如男女、雌雄、上下、天地等，然后加以归纳，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形成阴阳消长的概念，并概括普遍化为所有事物的阴阳现象。例如八卦的卦爻符号，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巽为凤，震为雷、艮为山，兑为泽，即是象征上述八物的基本符号。从而试图对宇宙间的自然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所谓「寓宇宙万物和阴阳变化于其中」。然后再将八卦与阴阳、五行等观念相揉合，以其特有的相生、相克、吉、凶、利、贞等观念，比附类推，并且以史为鉴，用以说明人事、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所以，宇宙万象，实质上不过是人伦心性思维的折射，是人间世的无限外延扩大，以人世掩盖了宇宙；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就是这种人本思维的经典论述，而为千年之后的宋明理学家所继承发扬。

　　这种思维的目的和导向，由于求善的终极人伦道德关怀，被运用到社会人事方面，进入人生哲学范围。或者用唯物史观的话说，其终极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阶级和等级的礼教社会秩序。这正是帝王之学要达到的目的。

　　简言之，《周易》复杂的象数思维体系，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从具体到「象」、到「意」的理性思维运作，似乎是在探求宇宙和人世的普遍有效的规律。但究其实质，由于其人伦实用的目的，只关切事物对错、是非的分辨，无意于事物真伪的辨析，从而无法与象、意，彻底决裂，截然分离，无法摆脱人伦心性的纠缠，将物从象、意中独立分离出来，而进入物本身，研究其本质；即进入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纯理性的理念世界，进行纯理性的思维。这就是中国式或东方式的求善的理性思维或者称之为实践理性运作的结果。（56）

　　这不仅是先秦轴心时代儒家孔孟荀的思维特征，也是法家甚至也是墨家、道家的思维特征；墨子的三表法，其核心仍然未脱史鉴模式。（57）只有名家可能是个例外。公孙龙的「坚白论」和「白马非马论」，曾经努力尝试着要进入理念世界，进行纯理性思维，并且在形式逻辑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在纯理性思维的世界，登堂入室，利用形式逻辑的推演进入柏拉图式的真理的殿堂。（58）然而，由于其违背帝王之学讲求「实用精神」的主流思想，结果遭到其他各家的围剿，特别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竟然遭到思想相当奔放、敢于提出异说的庄子和荀子的痛斥。痛斥的理由都是认为名家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不符合感官的经验，扰乱人们视听，在已经「礼崩乐坏」的乱世，乱上添乱。尤其是荀子驳斥的理由更具有代表性：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59）

　　简言之，理由就是「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就是对社会没有用，这是典型的实用价值论。不仅如此，荀子还诉诸人身攻击，将名家贬之为小人、奸人，其罪尤甚于盗贼，「圣王起，所以先诛也」，（60）可见荀子对名家是多么深恶痛绝！上面我曾提到，中国古人实用价值的基本取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更根本原因，正是根据这个历史事实。

　　反观希腊的苏格拉底，为了求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为所动，传承其求真衣钵，发扬光大，奠定了西方科学理性文明的基础。然而中国的名家，在遭受到荀子的口诛笔伐之后，被排除出中国的主流思想，从此销声匿迹。今天，应该是我们为名家，还有墨家，平反恢复名誉的时候了。

　　第三、天命思想。帝王统治权的合法性，很可能自伏羲时代起就是一个问题。为了让政敌、让人民拥戴信服，必须找个动听的理由，当然最好的理由就是诉诸超越的天，就是君权神授。可是怎么证明呢？于是就想出来了《河图》、《洛书》的办法。

　　前面说过《河图》、《洛书》神话产生的各种说法，其本意是天和人通过神性的动物龙马和神龟的中介，而传达天命的。当然这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有德之君王贤相如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

　　他们均有盛德於民，于是天遂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即天授予有德君王的治国方略、秘笈，传授帝王之道，也即最早的帝王之学；有点像现在的授权证书的意思，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杜悠悠之口，他的统治权就得到保证了。例如，黄帝统一北方中原，开启千古帝王之业，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人民得以过上太平盛世的日子。因此，他才有资格接受天帝赐予的《河图》、《洛书》所授的治国方略宝笈。後来《洛书》演变为《洪范》，洪者大也，范者规范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大宪章。因为两者都是天授的治国宝典，所以黄帝才在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地区，洛、伊、黄河的交汇处洛汭，修坛沉壁，举行隆重的祀典，祭祀天帝，以酬酢天帝赐予图书的圣恩。以后的有德帝王贤相尧舜禹汤周公周成王等，均在洛汭行礼如仪。自秦始皇起，河洛祭天典礼才行中止，改在泰山举行，虽然德治政治的形式改变，但德治政治的精神依然不变。

　　这个祭祀河洛大典，首开中国历史上举行这类大典的先河，无疑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作用。这也是中原河洛文明神话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是黄帝等古帝王神话开始向历史文化演变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历史意识特别重视事件的纪年的时间观念问题，神话则与历史纪年的时间观念不大。

　　祭祀仪式的神奇壮丽的景观，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树立了远古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种祀典，既表天心，也顺民意，具有不可取代的舆论作用，表示民心所归。这些仪典所肯定的上古五帝三王之治，对秦汉以后的国君法先王的历史规范作用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确立了上古商周王朝历史框架的重大活动的性质。

　　《河图》、《洛书》不仅可以使帝王的统治权合法化，还可以使统治权的转移合法化。饶有趣味的是，从皇帝起到大禹为止的四个帝王的权力转移相当顺利，儒家将之美化为禅让。例如黄帝在洛汭神堤举行祭祀河洛大典将代表天意的《河图》、《洛书》授于尧，尧再禅位于舜，舜再禅位与禹。（61）虽然是神话，但蕴含了儒家王道仁政的民本思想，激励君王要爱民、保民、安民，不要倒行逆施，否则就会丧失作为帝王的资格，就会被人民推翻，所谓「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商汤讨夏桀之前，就是通过受《洛书》而取得兴师伐夏的神意的，因此就师出有名了。《河图》、《洛书》神话也显示，《孟子》中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中的民本思想，也是其来有自的。

　　但是，我不同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孟子的民本思想中蕴藏有现代的民主思想的种子。因为在中国帝王之学的政治传统中，要从民本过渡到民主，也即从「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的观念过渡到接受「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有一段难以跨越的思想和价值鸿沟。下文将会就这一点作进一步论述。                                             

　　第四、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并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中国古代智慧之一。一般含有五层意思，一是巫筮占卜层面；二是政治文化层面，三是哲学思想层面，四是自然生态层面，五是医学的层面。

　　首先是巫筮占卜层面。原始人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举手投足都受到大自然的制约而无能为力。经过漫长的生活实践和生产斗争，体悟到天地既相对立又相和谐的一些道理，发现了某些一再重复的行为模式。于是逐渐兴起了占卜；先民笃信通过占卜能够窥知天意，达到天人合一，从而趋吉避凶，逢凶化吉。于是巫术思维应运而生，这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呈现形式。

　　其次是政治层面。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基点，因为它涉及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证明在位的帝王是有德或无德？答案是如果有德，天就示之以祥瑞的征兆，例如上述的龙马《河图》、神龟《洛书》的神话；无德的则天就示之以天崩地陷的灾异，施加惩罚或表示警示甚至愤怒。

　　但是，这种天人合一的呈现形式，如果客观理性地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所谓《河图》、《洛书》的神话，如上所述，实质上只不过是人间帝王借来为其权力取得合法性的一种中介手段而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命、天意不是神直接晓示人的，而是通过神奇动物或自然灾变的中介，也就是天人感应的形式来传达的。再就是，本来是帝王出于自己的利益的人意、人命，却要编造出天命、天意的神话来取信於人，从而达到人天合一。从这一层意义来看，天只是为人（人间的君王）而存在，所以人才是最根本的关注；天为虚，人为实；天为表，人为里，这是人本的天人不二，天人合一。当然，上面也已提到，这个「人」，必须是有德之人，不是无德之人。

　　於是人教取代了宗教，宗教信仰无由介入，而与中东的神本文明、西方的物本文明，截然有别，鼎足而三。

　　第三是哲学思想层面。《周易》以象数思维的基本模式，进行逻辑推演，推天道以明人事，占断万事万物，也就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层面的特点是，人在《周易》中之地位与天地并立，所谓「兼三才而两之」，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62），这就是中国人教、人学、人道的三位一体；天代表主观性，地代表客观性，人代表中证，确立了人学的基本理论基础。

　　再就心性方面来说，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63）人性源于人心，尽心就是知性，知性就是知天。因为人之性受于天，为天之本质，所以知性也就是知天。但只有至诚的人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化育天地，与天地三位一体，合而为一。（64）这是从心性来理解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相通的。此後历代大儒董仲舒、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继承子思、孟子的伦理心性之说，并加以阐发。

　　第四是日益受到重视的自然生态层面。天意、天命的自然规律是不能被过度践踏的，否则将受到惩罚。目前人类面临的日益恶化的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物种绝灭、资源困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就是违背了「物力有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5）「天人合一」的中国古老智慧。（66）究其根源，当然不止一端，但希腊和基督教「天人分离」的信念和近代资本主义「物力无限」、「征服自然」的观念，导致对自然无节制的过度利用开发，显然是主要原因。当然，中国人也有对天的态度过于消极被动的弱点，如果汲取西方之长，主动运用自然规律而良性地利用开发自然，驾驭自然，为人类谋求福祉，将可在更高的层次上科学地、理性地进一步阐扬天人合一的思想。

　　最後一个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源于《易传》阴阳五行的动态辩证思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把人体与自然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两者关系失常就会生病。所以，中医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平衡失调，

　　所以治疗原则是调整阴阳，恢复阴阳相对平衡。中医正是在天人感应说思想的指导下，发现人体对自然界寒暑、朔望、日夜的复杂变化，有一种本能性的生理调节机制。动脉、静脉、经络、营卫之气，在一日24小时之内的运行变化是不一样的，有周期性。因此而有针灸、按摩、气功等不同疗法，有养生之道和候时治病之说。又如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的六气，六气的反常变化如太过或急剧发生，抵抗力或适应力差的人就会生病。实际上早在汉初，中医的候时治病已很流行，今天所谓的「生物钟」就是人体随着气候、朔望、日夜之变，而自我调节的生理机制，所以是有科学根据的。

　　与此相关的是，中医把人体本身也看成是一个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诊断治疗，要有整体观，不能像西医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可能是

　　头痛不一定医头，脚痛不一定医脚，而是找其病因，务求根治。例如艮卦爻辞「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是讲人如何注意保护脚趾，身体才不致于出问题；如果能够持之以恒，长久保护，就会长保健康。

　　现在西医派中有人强烈挑战中医的理论和疗效，但是中医派中也有人坚决维护中医并视为国宝，认为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而引以自豪。因为到了近代，很多中国古代发明的科技工艺都被人家超过了，只有中医仍然独树一帜，保有中国的特色，其智慧和疗效，例如针灸，应该不是轻易可以否定得了的。这种仁智互见的看法，就作为我们的参考吧。

　　总上而论，已经去世的台港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是

　　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67）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天人不二，人性、物性总是纠缠在一起，因此物性就永远不能被独立出来，对其作客观的分析研究，所以也就不可能了解其本质、其性质。康德的先验论，其实也是一种西方式的天人合一，只是他所谓的先验，是指人具有认知事物本质的能力，而不是事物本质的本身。

　　然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却将人先验的认知能力同事物的性质混为一谈了。                       

　　第五、执中调和：「中」与「和」的价值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两个核心价值，两者又密切联系，《中庸》就是一部讲中和的学问。先讲中，最早的论述见于《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尧传授给舜的治国心得，舜再传给大禹，成为帝王之学一脉相传的心法，也就是基本思维方法。《中庸》加以阐述，告诉我们解决事物的对立矛盾，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这样就可以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境界。但是如何才能「不偏不倚」？这就涉及「度」的概念，「度」是随着人、时、地、事而不断在变的，所以又有一个相应的「时中」概念。孔子是「圣之时者」，就是这个意思。（68）

　　讲到和，最早应溯源于黄帝时代。根据《庄子•天运》记载，黄帝说，「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以人事应天事，应之以自然，使阴阳调和，四时调顺，盛衰依时，太和万物。从黄帝到尧舜，乃至夏商周三代，河洛先人从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人与天要保持和谐的关系。

　　《周易》也是一部以阴阳的矛盾对立的转化，追求矛盾的调和乃至斗争的解决的学问。《易•革》卦，其篆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是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或是人类社会的天人合一，都是通过矛盾斗争转化，否定自我而重新构成统一与和谐。

　　《中庸》说，「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经》：万邦咸宁。就是天下和合，即太和。

　　我之所以引述经典中这麽多关于中与和的价值的表述，是要表明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在帝王之学中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个充满对立矛盾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做到中、实现和谐的状态？这不仅是古代帝王之学的中心问题和关切，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中心问题和关切。显然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一套体大思精的、解决矛盾的理论和实践的思想体系，足以弥补中国儒道中和论的缺失。详情留待下文阐述。

　　第六、大一统思想：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分分合合的历史。合的时候，大一统不是问题。那么分的时候呢？大一统的思想是否仍然在起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地理的因素，一个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思想因素。地理上，辽阔平坦的中原，无法形成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阻止敌对军事力量的入侵；即使後来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及江南，长江天险也不是不可逾越的。这种天然的地理格局，极为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其次是，反映这种地理格局的大一统思想，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董仲舒说，孔子的《春秋》就是专讲大一统的经书，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当然，自周公推行封建宗法制度之后，伦理思想普世化，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若一家」，已经深入人心，也是有利于使分裂国家走向统一的重要因素。

　　就拿分裂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期间来说吧，虽然周的王室衰微了，但是地方诸侯表面上还是要尊王，把他供在那里做个大一统的象征。于此可见大一统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了。当然群雄逐鹿中原，天下大乱，战争连年，民不聊生，这样的状况绝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人心厌乱思定，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孟子去见梁惠王，惠王问他怎样才能安定天下。孟子说，定于一，「一」者就是一统天下，恢复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当然孟子的办法是儒家的仁政办法，所以建议不要搞暴力，要施仁政，这样就能够统一天下。其他各家也有自己的办法，但都是要将分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所以到来了战国末年，统一的形势已势不可挡，秦始皇适逢其会，抓住时机，水到渠成，将其实现。

　　这个分分合合的大一统模式，此后一再重复，我们现在不是正处于国家的分裂状态吗？国家最终的统一是必然的，是不可阻挡的，只是个时机问题罢了。

　　

　　九、结论：河洛文化的中衰  

　　

　　最后，在结束这篇长文时，我想总结性地提出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河洛文化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贴近生活的文化，其根苗基本上是健康的，是坚韧的，深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深深植根于河洛文化的华夏民族才会成为一个屡仆屡起、历久弥新的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

　　当然，任何文明都是有得有失，有长处也有短处，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即使今天领跑的、源自希腊的西方理性文明，不是也曾在欧洲中古时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理性和逻辑的引导下，误入教会主导的烦琐经学的歧途，一头栽进了一个上千年的、「只知有神、不知有人」、完全脱离现实的黑暗时代麽？其间不是也曾把主张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 烧死、将近代科学的领航人伽利略关进大牢，以致阻碍科学的进步麽？而这时，据中国科技史大家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m） 说，中国的科技，仍然走在世界的前列呢！就是近至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巨擘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莱布尼茨，不是还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儒道，赞颂不已，视为欧洲学习的榜样吗！

　　毋庸置疑，古老的河洛文化自然也有其缺失弊端。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它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观念，不是正切合目前的需要麽？它的源自河洛的《易经》，现在又成为国际科学思想界的显学，其中所含的科学思想，例如概率论、质能互变、生物遗传密码中的六十四个DNA密码，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的记录带采用一、二、四、八式符号系统等，不是也都可从《易经》的八卦中找到根据麽？所以，中外的科学家们都承认，《易经》对近代科学的研究, 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当然，这只是限于哲学的科学层面，不是纯科学的层面。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源自希腊理性的西方文明在近代遥遥领先了，源自河洛仁性的华夏文明遥遥落后了。这就是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河洛文化中衰了？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强大动力怎么竟会消失了？

　　其实追本溯源，河洛文化的中衰不是突然的，而是有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从秦汉，中经隋唐，最後到北宋的一千多年间，河洛文化经历过三次衰败，一次是秦汉期间，一次是隋唐期间，一次是北宋期间。在前两次的衰败期间，中华大帝国的中心由传统的河洛盆地向西转移至关陇盆地，长安取而代之，成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间中华文明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繁荣先进的文明。由此看来，这两次的中衰只是广义的中原地区的暂时调整。然后到了第三期即北宋初期，大帝国的中心又回到了河洛地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只是回光返照，河洛文化中衰的总趋势已无法挽回。所以没有多久就向北转移到北京了，从此就再没有回到河洛地区。

　　孰令致之？我想可能是我们的民族太务实了吧，以致走到了反面，例如我们只有伟大的实用科学工艺的发明，没有伟大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可能是我们过于泛道德化了，以致以伦理心性取代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可能是过度追求文治，为了中和而中和，以致丧失了刚健的尚武精神，不能自卫；可能是……。

　　这是从精神上来看河洛文化的中衰。再从物质上来看，河洛文明的干旱农业经济可能达到了极限，难以再满足河洛地区作为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巨大物质需求；可能是……。

　　于是，中国历史的中心自北宋末叶起被历史的伟力推出河洛中原地区，而游移于长江南北，时而北移，时而南迁。历史事实是否如此，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详细论述。

　　最后，期望根在河洛的两岸和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深切认识到华夏民族今后面对的文明挑战的严峻性，共同致力于使曾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老河洛文明的精神和智慧，再现蓬勃生机，重现辉煌！

　　我们炎黄子孙到巩义、到中原去寻根问祖，不就是希望看得这一天吗？

（完）

　　注：　　

　　（3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93。

　　（36）同上，龚忠武译，〈海权、东亚新秩序与台湾问题之解决〉，《台港命运今昔》，1台北海峡出版社，2001年。页20。

　　（37）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哲学史》，第5页。见龚忠武译，〈海权、东亚新秩序与台湾问题之解决〉，《台港命运今昔》，1台北海峡出版社，2001年。页21。

　　（38）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82。

　　（39）《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40）甚至于黑格尔都这样认为，例如他说，《周易》的思维体现中国人的智慧 （《哲学史识演录》第一卷）。

　　（41）于长君，〈伏羲河洛画太极、伏羲连山创八卦考证〉（附于长君首次发

　　现「太极图」形成新说经过），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另见李书声、廖永民，〈神都山考略〉，同上。页3。

　　（42）同上。

　　（43）吴友悌，〈河洛「伏羲台」考释〉，同上。

　　（44）韩永贤，《周易探源》。

　　（45）李立新，〈河图洛书与汉字起源〉, 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46） 顾吉辰，〈太极图河洛探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7）在2004年9月23日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会」上，物理学家杨振宁提出了一个耐人深思的、击中中国文明要害的个人看法，认为易经思维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引起了很多易学专家的质疑和反驳。当然，这场辩论，仁智互见，但我个人的浅见认为，更根本、更深层的原因是古人的务实态度的基本取向和人本主义的思想，没有把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导向那个务虚的方向上麽。下面谈到河洛文化的智慧时，再进一步论述。

　　（48）曲辰，〈试谈河图洛书对中国古典哲学之影响〉，1993年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49）最能标志中国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是农村的出现。据当时南河渡的有关方面说，位於洛汭的神都村已有八千年历史，南河渡乡正筹备举办神都村建村八千周年纪念，并希望获得国际和海外华人大力支持。但是不知道是否已经按计划举办了。

　　（50） 据专家研究，《河图》、《洛书》是一种原始的数字卦，是从结绳记事演变而来的。由於文明进步，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过於简陋，很不准确，掌管卜筮的巫师才逐渐发明创造了象形文字。仓颉就是这样的巫师。

　　（51）据何炳棣教授的权威考证，老子李耳（字聃）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40至360年，比孔子（551－479）晚了110年。（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这样的话，孔子如何能够问礼于老子？所以本文说是传说。但这个传说的一个特点是，它把老子塑造成为华夏的一个大智者，连孔圣人都要向他问道求教呢。

　　（52）罗愿，《尔雅翼•释龙》。

　　（53）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故哈佛大学中国学权威本杰明•施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的观点颇有启发性。请见他的英文论文，Some Stereotypes i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刊载于The Philosophical Forum, 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出版，第一卷第二期，页220－221。

　　（54）《汉书》，〈刘歆传〉。

　　（55）《论语•述而》。据钱穆的研究，《十翼》非孔子所著，并提出十个证据来证明。其中第七个证据是引《鲁论》中把「易」当作「亦」的说法，这样就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过矣。」钱穆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合理，前人将「易」解为《易经》是个附会，没有孔子五十岁学《易经》这回事。

　　（56）牛宝宏，〈先秦和古希腊思想家对认知进行设定的比较〉，《中国哲学》，2004年第9期，页98。

　　（57）同上，页91－100。

　　（58）同上。

　　（59）《荀子•非相》。

　　（60）同上。

　　（61）《水经注异闻录》

　　（62）《说卦》，第二章。

　　（63）《孟子•尽心上》

　　（64）《中庸》第22章；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二），页287。

　　（65）早在尧舜时代，就有生态意识，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山林川泽，鸟兽草木。古代思想家也都很关心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子•轻重》篇提出

　　「以时禁发」的原则，孟子提出爱护生物资源、「苟失其长，无物不消」的「物力有穷」的主张，荀子提出要尊重和遵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强调「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观点。《礼记•月令》最具代表性，其中对一年中每一个月的「以时禁发」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是一篇古代十分珍贵的生态保护资料。（请参看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559－561。）

　　（66）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台湾《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中国文化》第四期转载，1991年8月，页93至96。钱穆写此文时已是96岁高龄，孔子只活了73岁，没有来得及概括90岁时人生的心境。钱穆说，到了他这个年龄，才认识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的「大体悟」，最后、最高的彻悟。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借钱穆当时的体悟将90岁人的心境概括为「通天人之际」吧。

　　（67）同上。

　　（68）哲学家庞朴写了一篇关于中庸的专文，其中对「度」和「时」的概念作了深刻的探讨，很值得参考。（请见庞朴，〈中庸平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679－681。）